1

他创造了中国的“耶路撒冷”

——

“多年以前,他们感到,中国需要外国人的帮助。这是因为,当他们阅读中国学校的教科书时,他们感到其中缺乏四种东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学,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经济学,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

中国温州,一座以经商、移民、江南皮革厂闻名的城市,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城市还有一个称号,那便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1949年之前,温州有基督信徒7万余,占当时中国的十分之一。尽管后来西方传教士都被遣送回国,但直到今天,温州信徒的人数依然占到总人口的15%,达到数百万人之多。十字架、教堂、圣经,在温州的市区和乡镇随处可见。

中国人向来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世界中心,西方传教士来华受到的敌意要远远大于欢迎。令温州成为中国“耶路撒冷”,很大的功劳要属于一个人,他就是英国传教士苏慧廉。

1881年,年仅20岁的苏慧廉被教会派到了中国,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前,他曾经说:“我愿意去任何地方传教,除了中国”。当时在他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居然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一个纯粹的理论,这个理论不能给他们带来现世的利益”。

然而,1881年接到教会的任务之后,他还是毅然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道路,去那个“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之间,出售他的“上帝福音”。

和其他传教士相比,他的最大优势就是语言天赋。他知道,想要在温州传播福音,首先要能懂得当地的语言。他只花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温州话。当地人惊奇地发现,这个来温州不久的“洋毛子”,竟然可以用温州话来劝导他们“皈依主的怀抱”。

不仅如此,他还用温州方言翻译了《新约圣经》,当地的乡村妇孺连汉字都不认识,他就根据温州方言的发音规律,创编了一套拼音文字,文盲只需要通过一两个月的学习,就能看懂《圣经》,还可以用温州方言写信。

正是这个办法,一下子就把“温州市场”给打开了。在温州传教26年,苏慧廉共发展教徒万余人,创建了9个联区,270处分堂。

但是在数百年后,苏慧廉和当时许多来中国传教的“洋毛子”一样,消失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只有在一些尘封的档案或者斑驳的字碑上,镌刻着他们在中国的故事。

2

他们还带来了文明的火种

有人却惨遭屠杀

——

从20岁来中国,到66岁离开,苏慧廉把一生中最青春宝贵的时光留在了中国。从一开始认为中国是“最现实的民族”,到逐渐爱上了这里的土地和人民。

他后来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上这样写道:“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

苏慧廉所说的服务,并不仅仅是传教,苏慧廉还在温州兴办学校、医院,开创了温州现代医疗的前身,如今的温州第二人民医院,最早就是苏慧廉所创办。

尽管他做这些事的目的,都是为了招徕信徒,但这些事情确实对温州民众有了实际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苏慧廉还向当时愚昧落后的中国,带来的西方文明的火种。包括科学、民主、人权等思想,并将大量西方书籍介绍到中国,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胡适、陈寅恪、林徽因。

当时的中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尽管两次被列强将首都占领,依然认为自己只是在武器技术上不如西方,自己的制度、文化依然是领先世界。

苏慧廉来到中国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在苏慧廉这样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中国老百姓看病只能看中医,是传教士们将西方现代医学带到了中国。

当中国民众看到西医“开膛破肚”为人治疗,一开始无不大惊失色,只有那些实在没钱看病的中国人,才会让去看西医,只要稍有办法的,都不愿把自己的身体送到“屠宰场”一般的手术台上。

是传教士们一点一点让民众改变了对西医的恐惧,苏慧廉也是从帮人戒除鸦片烟瘾开始,从一个简陋的诊所到后来系统性地引进现代医学,使得他在温州赢得了医术高明的好名声,许多人就是从被他治疗康复开始,成为了忠实的信徒。

中国人,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彻底看清了自己制度和文化的落后,知识分子们要么要求改良,要么要求革命。

清朝统治者们眼看政权不保,只好纵容无知民众起来“扶清灭洋”,义和团之乱由此诞生,他们冲进教堂,杀死传教士和信徒,甚至连身上带了“洋火”的学生都乱刀砍死,到最后包围了北京的各国领事馆,酿出一场大祸。

对付野蛮,八国联军用了更为野蛮的方式,直接攻占了首都北京,帝国的统治者们仓皇而逃,留下满目疮痍的中国,屈辱地走进了20世纪。

而之前传教士们带来的文明火种,也在这场灾乱之中奄奄一息。

苏慧廉因为回英国度假,躲过了一劫,等他回来的时候,听他的好友同时也是传教士的李提摩太讲述了“山西教案”的惨烈:一位叫法尔定的牧师全家被杀,包括三个不足十岁的孩子。暴民在母亲面前杀了孩子,砍下孩子的脑袋,最后再杀了母亲……整个山西教案共杀死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

这些来中国传教、行医、办学的传教士们,这些为中国带来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现代观念的人,将性命也搭在了中国。

3

他们

被中国人遗忘了百年

——

苏慧廉在中国整整待了46年,像他这样的传教士还有很多。

比如说他的好友李提摩太,在传教的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传媒的先驱者。他1891年创办的《万国公报》,经常向中国介绍西方文明和各国发展情况。是他,第一次将“马克思”介绍给了中国人。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传教士100多年前在报纸上介绍的一位人物和他的思想,竟能在日后的中国引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变。

可以说,西方传教士的涌入,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抛开宗教信仰层面,我们只从传教士们开办的学校来看,就功不可没。一开始教会学校偏向于宗教传播,但到后来,宗教功能减弱,教育功能加强,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才,比如:詹天佑、唐绍仪、冼星海、林语堂、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屠呦呦……

由西方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

但这些传教士的故事和功绩,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刻意抹去和遗忘。

在温州,关于苏慧廉的记录曾一度只有300字和一张模糊的照片,若不是一位温州学者在全球各地的寻访,恐怕今天我们也早已将他遗忘,他是温州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都是如此,更何况其他传教士?

今天的中国,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但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科学、制度,依然是我们绕不过去的需要学习的东西。

100多年前那位传教士的话不时在我耳边回响:“多年以前,他们感到,中国需要外国人的帮助。这是因为,当他们阅读中国学校的教科书时,他们感到其中缺乏四种东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学,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经济学,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

这四样东西,今天的中国真的补齐了么?

苏慧廉等传教士告诉我们,不是任何西方人士来到中国都是不怀好意,不是任何西方思想都是洪水猛兽。对于这些在100多年前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西方人,我们至今欠他们一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