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比較角度來看的話,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能力和執行能力,應該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迅速崛起的穩固基礎。

而西方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它就無法延續了。

所以中國模式特點是一屆接着一屆干,直至成功,西方經常是一屆對着一屆干。”

在3月18日東方衛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第七期節目中,張維為教授從“民有,民治,民享”等方面,對中美民主制度及其成果進行了系統比較,並指出與“實質民主”相比,代議制“形式民主”存在的眾多問題。

現整理出演講內容,以饗讀者。

節目視頻截圖

中國政治的“兩會季”剛剛結束,李克強總理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回答了中外記者提出的許多問題。兩會已經成為中國獨特民主模式的一道風景線。

今天我們的話題是“探討中外民主模式的比較”,我可以從“兩會”的一個細節說起。這次在北京,我和一些政協委員聊天,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蠻深刻的印象,就是政協委員手機上有資政建言的APP,這個APP的正式名稱叫政協委員的“移動履職平台”,上面有要聞動態、有議政專題、有群組交流。汪洋主席也在這個群里,也參加群里的討論。

比方講,一個題目可能是“生態文明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在這個議題下,政協委員可以在任何時候,通過文字、語音、通過圖片、視頻等,發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而且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全國政協辦公廳對大家的意見和建議要進行整理,把各種好的建議,包括許多富有創意的建設性的建議,整合起來,上報給中央領導或者給各個政府的有關部門。

所以我覺得,在採用互聯網新技術,了解民意,咨政建言,我稱之為“實現網絡民主”這方面,應該說中國走在世界最前沿。

3月2日政協新聞發布會視頻截圖

西方政治模式玩的是對抗政治,中國模式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我們有黨的領導,在這之下形成了堅定的全民的共識,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老百姓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有了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人大代表也好,政協委員也好,黨內外各方人士也好,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真是可以好好比較一下中外民主模式了。

我們這個節目首次開播的時候,我談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這個問題。當時我說:已經長成姚明的個子了,還想躲在潘長江後面。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

我想華為公司本身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華為一直是“韜光養晦”,扎紮實實地做事情。現在迅速崛起了,在5G等這些領域內太成功了,也長成了姚明的個子,想躲在潘長江後邊也很困難了。

實際上孟晚舟事件出來之後,華為公司的公開表述還是相當克制的。但最近我看情況有一些變化。前段時間我看到,任正非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說,美國不可能摧毀我們,世界也離不開我們,因為我們更先進。

他還說“西方不亮東方亮,南方不亮北方亮”,美國不代表全世界,美國只能代表世界的一部分。我覺得這是非常擲地有聲的話。我個人覺得,對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該說的話一定要說,該做的事一定要做。美國是最承認實力的。

我覺得中國的崛起本身也呼喚中國話語的崛起。那麼中國話語崛起的“坎”是什麼呢?我覺得是西方話語,背後是西方整體的政治和文化的軟實力。但這個坎一定要過,而且我覺得一定能夠過。

比方說西方迄今為止,或多或少還壟斷着對“民主”這個概念的解釋權。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也是我自己的一個研究,就是究竟什麼是民主。

應該說民主是當今世界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民主話題的討論難點首先就在於如何界定民主,實際上整個世界沒有真正的共識。

如果你問一個西方人,他往往不加思索就說,這不很簡單嗎?多黨制加一人一票。但這個叫做形式民主,它與實質民主沒有必然的關係:形式可能反映實質,也可能不反映實質,但形式不等於實質。所以這是我們今天討論民主這個話題的一個邏輯的起點。

但如果你用中國人經常講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來討論民主,西方人也很難理解。所以面對這樣的定義困境,我們有沒有辦法以中西方都能聽得懂的語言來討論民主呢?

實際上是有辦法的,我做過嘗試。2016年的時候,我到牛津大學做過一個比較中西方民主的演講,我覺得效果還過得去。我本人包括我們中國研究院的特點,是喜歡把我們研究出的中國話語的最新成果跟強手過招,看看反饋如何,我覺得這個是真正有意義的中西方的對話。今天我想就基於我那次在牛津大學的演講,再結合這些年一些新的發展,把我主要觀點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2016年,張維為一行在牛津大學舉行講座(圖自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我當時是這樣講的:既然現在中西雙方、中西學者之間,無法就民主的定義達成共識,那麼我們能不能working definition,用一個暫時的定義先開始討論問題。

比方說,借用美國已故總統林肯的話:“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這裡我要補充一句,林肯當時提到的“民”不包括黑人,不包括印第安人,不包括婦女,也不包括華人。美國在1882年還通過排華法案,剝奪華人的基本人權。

當然,我覺得這不排斥也不妨礙我們現在暫時借用林肯的表述來討論民主問題。然後來看看中美在這三個方面表現如何,進行一個比較。因為美國是最喜歡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的,所以要講這個問題,就要直接把美國作為一個參照來互相進行比較。我覺得中國也到了這個時候了,確實可以跟美國來比較一下。

我們先從“民享”說起,for the people,要翻得更直白一點,就是“為人民做事情”。我覺得我們中國模式即使再不完美,也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奇蹟。過去40年中國有7億4千萬人脫貧,中國創造了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獲得了空前的提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比40年前的1978年實際增加了23倍,年均增長8.5%。中國的中產階層的規模從零到現在世界最大,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8年是4億人。

那麼同一時間段內美國是什麼情況呢?美國多數人的實際收入,40年來幾乎沒有增長。根據美國皮尤中心2018年發表的調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美國普通工人的工資與1978年,也就是40年前水平相比的話,是大致持平的。然而美國中產階級的規模縮小了很多,我們看到的數據是,中產階級佔美國成年人口的比例,從1971年的61%下降到了52%。

另外還可以看家庭凈資產。中國的家庭凈資產增長是非常之迅速,而美國的家庭中位凈資產則下降了不少。我現在看到最新的統計,2016年美國的中位家庭凈資產是97,300美元,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達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如果按照現在的匯率,大概1:6.75來計算的話,大概等於656,000元人民幣。

我們四捨五入給美國增加一點財產,算它66萬。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年輕人也可以問問你們的家長,你們的家庭凈資產跟美國的中位家庭相比是什麼水平。我個人覺得,至少在中國的發達板塊,美國中位水平應該屬於比較弱勢的群體了。

新中國建國前,我們經歷了上百年的戰亂,導致中國“徹底地貧困”。我特別建議大家去讀一讀美國作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書《中國的驚雷》,1946年他是駐重慶的知名記者。如果能看英文原版更好,寫得非常好。你看他當時描述的中國,給人感覺就是今天非洲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戰爭造成了數千萬人的傷亡,整個國家哀鴻遍野,經濟徹底崩潰,人均壽命才40來歲。所以我們過去新中國短短70年,整個國家面貌已經煥然一新。40年前怎麼可能想象進行中美兩國家庭凈資產的比較,今天我們一點都不害怕這樣的比較。

1939年,白修德帶着費正清的推薦信來到重慶,1944年初返美,開始着手寫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

所以難怪《經濟學人》在2014年時候發表過一篇封面長文,叫做《西方民主出了什麼問題?》,它引用了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2013年的時候,85%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發展的方向感到滿意,當時在美國這個比例是31%,英國是25%。然後它認為,西方在世界範圍內推動所謂“民主化”的浪潮現在停滯了。為什麼停滯了?兩個原因:第一,2008年金融危機給西方制度帶來了重創,他們不那麼自信了;第二,中國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崛起。

順便說一句,這篇文章也引用我的一個觀點,他說復旦大學的張維為教授講,美國的民主有太多的問題,老是選出二流的領導人——但他引用得不準確,我當時原話是“老是選出三流的領導人”。我的預測很準的。

《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3月1日期封面

第二點我們講講“民有”,of the people,翻得直白一點叫“來自於人民”。中國社會具有非常深厚的平民文化傳統。據我看到的資料,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90%來自普通家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絕大多數的高級幹部來自於普通家庭,即使所謂的“紅二代領導人”,至少也要在各級崗位上經歷過30多年乃至40多年的歷練,積累了大量治國理政的經驗,才可能進入中國最高決策層。

然後我們看美國,美國國會議員富翁的比例是50%左右,現在的總統特朗普本人是個超級富翁。所以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乾脆說,今天的美國,“of the one percent,by the one percent,for the one percent”,即“1%有、1%治、1%享”。中國政府的“民有”的程度顯然高於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特別是高於像美國這樣資本力量影響過大的國家,也高於像英國這樣的具有貴族傳統的國家。

在2014年的時候,美國學術雜誌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秋季號刊登了一個成果,是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學者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從1991年到2002年間,美國政府的1800多項政策,幾乎都是通過商業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來制定的,而普通公民對這些決策的影響幾乎為零。

現在我們來看第三點,by the people,“民治”或者說“人民治理”。坦率地說,這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問題。究竟怎麼讓人民可以真正治理這個國家。西方一直說,我們的方法就是很簡單,每四年選舉一次國家最高領導人,選舉國會議員,即代議制民主等於人民治理。但在西方內部,有多少人還相信這個說法?我只能說是越來越少了。所以現在西方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Elect and Regret”,選完就遺憾。

以美國國會為例,蓋洛普的民調顯示,過去五年的支持率總是低於20%。說白了無非就是制定了一個法律,規定只要你選上了,那麼不管你今後支持率多少,做得多麼爛,法律上你還是可以代表國民的。

這倒使我想起了當年法國思想家盧梭對英國民主的批評和調侃:他說,英國人只有在四年一次選舉的那一天是民主的,之後就變成奴隸了。美國人選出了小布什,他治國無方,發動了兩場愚蠢的戰爭,也沒有察覺到2008年金融危機要爆發,結果造成美國這麼多的問題,最後支持率只有20%左右,但他還是號稱代表民治。我覺得這實際上是對民治的一種諷刺。

今年1月份的時候,我參加了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這次論壇的主題是討論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新架構。當時在討論中,一位美國的資深學者認為,新的全球治理架構還是需要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我說,同意,但是如何界定民主才是關鍵。這一定要是一個國際社會通過討論談判達成共識的民主,而不是、絕對不能是美式民主。因為現在美式民主連美國總統本人都非常不滿意。

這位學者可能都沒想到人家會問這個問題,他說民主還能有其他形式嗎?我說,你講這話需要很大的勇氣。如果你真的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好,Please stay with it,你自己留着用,千萬不要拉其他國家一起下水,中國是肯定不奉陪的。

張維為教授(右二)在達沃斯現場,右一為美國蘭德公司資深政治學者Michael Mazarr

那麼過去幾十年,中國是怎麼做的?我們是探索自己的民治、民主。我自己想引入“形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概念。如果說西方的主流觀點是把民主界定為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認為普選制、多黨制幾乎就等於民主,那麼我們把重點放到了實質民主的探索,即從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和結果出發,來探索程序民主,而不是相反。

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講了這麼一段話,他說中國要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這兩個形容詞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理解是,什麼叫更高?就是有更高水準,能夠儘可能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又能夠避免西方民主今天顯而易見的各種各樣的弊病:資本力量的影響過大,金錢影響過大,民粹主義問題,短視的政治等等。

那麼什麼叫更切實的民主?就是這個民主要能給絕大多數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像西方那樣,政客不停地開空頭支票,搞清談俱樂部。

鄧小平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講過,怎麼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質量。他提了三條:第一是看這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這個制度能不能增進人民的團結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的發展。

1987年3月27日鄧小平會見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時提出了“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的三條標準。(圖自《中國外交五十年》)

請大家注意,鄧小平把“人民的團結”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放在一起的。現在看這是非常有遠見的。西方政治模式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把很多國家搞亂了,人民四分五裂。我們可以看到,敘利亞現在正在進行內戰,阿富汗天天都有爆炸等等等等,結果給人民帶來很多的苦難,沒有幸福生活可言。

實際上中國的民主建設也是圍繞着鄧小平講的這三條展開的。中國比較注意融合自己歷史傳統的元素,社會主義的元素,也包括西方模式中的一些有益元素,所以進行了很多大膽的創新。

這種探索內容非常之廣。比方說產生領導人的方法,美國的方法叫選舉,我把中國探索的方法叫做“選拔+選舉”。中國自己治國理政的許多理念是充滿智慧的,而且是歷史上源遠流長的。比方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非常重要。我們也講“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這些觀念都是我們數千年的一種共識,是我們文化的一種深層的心理結構。像西方那樣能說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這與中國的文化坦率說是格格不入的。

我們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實際上融合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比方說歷史上我們有科舉制度,還有我們黨的幹部的傳統,還有西方政治中的一些做法。所以我們今天形成“選拔+選舉”或者說“選拔+某種形式選舉”的一種制度。今天中國一個最高領導人的總體的歷練,遠遠超過西方的領導人。中國最高層的領導人基本上都在基層長期工作過,一般都要治理過兩到三個省,而且往往治理的人數可能超過一個億,在黨政軍各個部門都工作過。

過去西方有一種觀點,我們有些“公知”也這樣說:只要制度好,選個傻瓜也沒有關係。實際上隨着中國崛起,這種忽悠應該壽終正寢了。今天誰都知道,如果你選出一個傻瓜的話,你的國家就要遭殃。冰島的領導人無能,國家就破產,希臘也是這個問題,美國今天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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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除了這些標準外,我想我們中國還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標準,我也套成英文,比如with the people,“與人民在一起”。我們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總體上與全國人民是一起努力干出來的。我們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們的軍隊叫人民軍隊,我們的警察叫人民警察,我們的鐵路叫人民鐵路,我們的教師叫人民教師,我們的國家叫人民共和國。所以“人民”這兩個字在中國是神聖的。

習近平說,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什麼是不能改的?“人民”這兩個字所代表的意涵,是絕對不能改的!而且在今天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上,緊緊地和人民在一起,這是中國克敵制勝的法寶。因為我們堅持這一點,所以在過去全球化的幾十年中,中國絕大多數人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不像其他一些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沒有受益。

我還想到一個to the people,“到人民中去”,或者“到群眾中去”。我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決策過程是很經典的,中國已經形成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蘇聯模式下產生的,但後來逐步變成了只有集中沒有民主,中國汲取蘇聯的教訓,現在形成了“謀定而後動”的新型民主集中制。最經典的案例就是,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需要定期的制度化的上上下下成百上千次的磋商協商,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請進來走出去等等,最後達成共識,作出決策,形成計劃。

所以從國際比較角度來看的話,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能力和執行能力,應該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迅速崛起的穩固基礎。而西方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它就無法延續了。比方說,奧巴馬說他唯一的最大成就,就是他的醫改計劃。但總統換了特朗普,馬上就全部推翻了。所以中國模式特點是一屆“接着”一屆干,直至成功,西方經常是一屆“對着”一屆干。坦率地說,(西方)這個模式跟中國競爭是有很大的困難的。

我的結論很簡單,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民主模式,一切在於比較。從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在以上五個方面的比較中,我認為我們的模式相對勝出,而且前景看好。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還有不足和很多挑戰。我們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改革,想辦法做得更好。但我老是講,就是以現在這個水平,我們也可以跟美國模式競爭,我們一點都不害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