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里,贾樟柯镜头之下,一直在拍时代转折之中小人物的命运。这些小人物倒下的身影中,注定可以找到一个像你我这样的人。

01

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就像小镇里长大的青年总热爱远方。

 

暴雨落在汾阳的街道上,贾樟柯的眼泪便会不由自主落在纸上。贾樟柯爱哭,拍一部电影,至少要大哭一场,在他每一篇文章里,毫无例外都会写到眼泪。

流泪的时候,他更像一个抒情诗人,情绪饱满,充满忧伤,当面对时代山河巨变时,他比常人更无力。

显然,他唯一的武器——摄影镜头从未追得上眼前的时代,他自己也是一个被时代远远甩在身后的人,就像他故乡汾阳人,在麦浪的包围下,任何人都是一个渺小的黑点。

 

23岁之前,贾樟柯没出过山西。他出生汾阳,汾阳铁路不通,自行车五分钟就能骑穿,除了汾酒,乏善可陈。

 

初一时,贾樟柯才拥有人生第一辆自行车。他疯掉了,骑了30里,到临县孝义看火车。他以为能等来一辆客车的。因为客车通过时,他就能见到南来北往去往的人。

可天黑之前,他只等到了一辆拉煤的货车,那辆车通体黝黑,冒着滚滚白气,开过来时,让贾樟柯有不适感——那辆货车太像咆哮的黑水牛了。

 

直到23岁,贾樟柯才第一次出山西,而他的人生经验,似乎23岁之前就形成了,他所有认知都摆脱不了故乡的约束,故乡就像一块胎记,烙印在他大脑的一块暗藏的神经里。

 

1993年,23岁的贾樟柯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对他来说是一座未知的城,陌生而庞大,他需要提着一个箱子走下火车,然后在这座城市独自生活。

 

文艺青年贾樟柯

刚开始的两年,他像一个文艺青年。每周六都要去学校边的迪厅跳霹雳舞,晚上进,天亮出,这似乎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很难将那个跳霹雳舞的青年和现在电影导演贾樟柯联系起来。

 

贾樟柯进入北影的第二年——1994年,被认为世界电影史巅峰之年,也是世界电影导演才华井喷之年,电影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年头像1994年,最优秀的电影在同一年被陆续拍出。

国外那边,《阿甘正传》、《肖申克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辛德勒名单》、《狮子王》扎堆出现。

而中国这边,张艺谋拍出了《活着》,王家卫拍出了《东邪西毒》,姜文也拍出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一年,贾樟柯终日沉迷在霹雳舞中,霹雳舞让他有堕落的乐趣。对成长乏味的小镇青年来说,任何娱乐活动都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因为他的少年实在太过乏味。

 

当看着一部部优秀电影呈现在荧幕时,贾樟柯开始反省自己。然后,他像戒掉毒瘾一样戒掉霹雳舞。

 

成立“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立志要拍出大师级作品。

 

为了筹集拍电影资金,他替别人写不署名的剧本。曾帮一个熟人写了一个二十集的剧本。那人说:你写吧,钱不是问题。

 

等到剧本写完了,那个抱着两箱子东西来,说这是剧本的稿费。

 

那是两大箱卖不掉的杯子,贾樟柯争执时,那个人突然翻脸:你个傻逼,谁让你不跟我签合同?

 

在金钱面前,人性的底色就这样出来了。至今,那两箱杯子,还放在贾樟柯家的阳台上。每次看到这两大箱“稿费”,他依然会对人性产生深深的怀疑。

青年贾樟柯(右一)

02

 

1997年,因为香港的回归,中国志气满满,似乎告诉了全世界,强大的中国正在归来。国人活在扬眉吐气的情绪里,小镇上的录音机循环播放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

 

那年,贾樟柯回老家汾阳,路上偶遇一个老同学。那同学坐在一个大卡车上,神志恍惚眼神失焦,忽然冲他诡异一笑,笑得贾樟柯头皮发麻。

 

他去打听,别人告诉贾樟柯:你老同学因为抢劫,要被拉去枪毙!

 

后来,贾樟柯没有再见过那个同学。但那诡异的一笑,却一直刻在他脑子里。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时,总会有人被撞倒。如同那个被枪毙的老同学,根本没人关心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也没人关心他内心经历过怎样的千疮百孔。人们只听到一声枪响,一切都结束了。

 

贾樟柯暗下心来:我想用电影去关心那些被撞倒的人。

 

第二年,电影《小武》开拍。贾樟柯到宣武区柯达店,买下40盘16毫米胶片后,就只剩下了十几块钱。为了养活自己,就到北京电视台的一档儿童节目里演猴子,每周演一天,能撑一礼拜。

 

拍摄期间,贾樟柯每天工作17个小时。只用了21天,《小武》就完成了。

 

电影里的小武,戴着粗黑框眼镜,不怎么笑,歪斜着头,爱用舌头顶着腮帮。他说自己是手艺人,真实身份是一个小偷。

在变化的时代里,小武无所适从,不会适应社会,脸上全是麻木的表情。小武是个边缘人,每天无所事事走在即将被拆掉的街道上,他所相信的忠诚、义气,都在商品化社会里被瓦解。

 

《小武》拿到国外参展,观看这个电影的影评家都很意外,居然有人拍一个社会边缘人的理想主义覆灭。

当所有人都在关心社会前进的车辙时,居然有一个28岁叫贾樟柯的导演,关心的是车辙在小人物身上碾过的伤痕。

 

拍摄《小武》时的贾樟柯

这一年,《小武》替贾樟柯拿了8项大奖。法国《电影手册》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几年后,在戛纳电影节,贾樟柯见到一个矮小的老人,当他出场,全场人像追巨星一样追了过去。助理告诉贾樟柯,眼前的老人是著名导演马丁·西科塞斯,他走过来时,你要和他握手。

马丁走过来时,贾樟柯木讷伸手手臂,发现身边有几十个人齐刷刷也伸出了手。

 

戛纳回来后,一天贾樟柯收到传真,竟然是马丁发来的:我后来才知道你是拍《小武》的导演,我喜欢这部电影,希望你到纽约,我们能见一面。

 

八月,贾樟柯去纽约拜访马丁,他忐忑不安,准备大谈电影、谈艺术创作、谈电影理想。可马丁见他说的一句话却是:

 

你拍摄的小武,非常像我的叔叔。有一年暑假,我跟他说我要挣钱,他发了一把手枪给我,让我去给他追债。

 

马丁说,当时他拿着枪直打哆嗦,没敢去,不然我也是小武。

 

不久后,《小武》在意大利放映时,一个大胡子男人坐在贾樟柯后面,看到一半时,突然掩面大哭。他说他就像电影中的小武,这部片子让他想到了自己。

 

其实我们谁不是小武呢?看着时代的瓦解,自己只能一天比一天麻木。挣扎在自己命运的边缘,却始终找不到命运的窄门,最后只能走到更加边缘人的境遇。

 

中国的艺术家,历来喜欢记录宏大的故事,皇帝、宰相、六部如何兴衰,却很少有人关心小人物的命运。

当新时代浪潮席卷而来,一切秩序重组,古朴的真诚和善意被利益取代,大家眼里只有聚光灯下的英雄和主角。却没几个人去过问,那些彷徨在社会边缘的,千千万万个小武该何去何从。

 

电影《小武》剧照

03

 

1999年,《小武》的版权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大卖,贾樟柯的银行卡自然就多出了500多万。而当时的北京二环房价,每平两千二。

 

贾樟柯不无得意地说:终于买得起胶卷了。

 

但是很快,贾樟柯却得知自己的电影被禁了。罪名是:私自拍摄《小武》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正常对外文化交流。

 

贾樟柯被禁五年。这位在国外得了大奖的导演,在国内却只能以地下导演的身份拍摄。

 

个人命运在制度面前就是个蚂蚱。蹦跶对了,金杯银杯,蹦跶错了,只有墓碑。

 

2000年,贾樟柯以地下导演的身份拍了《站台》。

 

依旧把镜头对准那些被时代撞倒的人,在拍一场70年代的戏时,贾樟柯一恍神,想起年轻时的父亲,突然哭得说不出话

 

70年代,他的父亲写日记被发现,被抓去挖防空洞。回到家后,父亲一个人默默把所有日记烧掉了。

有一次父亲带他爬城墙,在无人的城墙,父亲流泪不止。当时,年少的贾樟柯不能理解。当自己把镜头对准父亲的时代,就懂了父亲内心的压抑。

 

父亲也是被时代撞倒的人,连他的眼泪都没有人怜悯。

 

春节,贾樟柯把《站台》录像放给父亲看。三个小时的电影,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一直看。看完之后转身就回到自己房间。

第二天吃早饭, 父亲一直低头吃饭,也不看他,边吃饭边说:

这电影要放那时候,你会被打成右派的。

 

电影《站台》剧照

04

徐浩峰说:电影是贫贱之道。

 

看上去浮华满地,却是悲惨人生。卓别林,晚年为了不在火车站卖热狗,像戒赌般戒掉了电影,才守住了养老金。香港电影导演胡金铨去世之后,连墓地都是吴宇森帮忙买的。

 

在中国拍独立电影,更是贫贱之道。投进去多少钱,就亏多少钱。独立电影需要独立人格,而在中国,独立人格就如登天。最后只能戴镣铐跳舞,凭借甘美的绝望,过尽自鉴自适的一生。

 

2006年,独立电影人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首映,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比王超更惨的,还有李杨的《盲井》,金荻翔的《花山道口》,拍完就压着,只能拿到大学自媒体教室放一放,相当于自己掏钱做艺术公益。徐童拍了半辈子独立电影,在国外拿了一堆奖,在国内,一部也没上映过。

 

独立电影人在国内是三无导演,无院线、无票房、无收入。

 

用DV、16毫米胶片拍的电影,因为摄影器材低级,都被禁止进影院。就这一条,就把很多独立导演拦在电影工业之外,逼得他们不得不走影展。中国电影一年600多亿的票房总量,留给独立电影的,估计连六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所谓的中国大片,制作基本上都在国外完成,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整天喊着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跟中国电影工业没有任何关系。

院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而现在却是铜墙铁壁。有才华的导演,在商业的夹缝里只能活得苟延残喘。呕心沥血却只能拍一部一个观众都没有的电影。

 

没有观众,是电影导演最大的耻辱。

 

贾樟柯也经历过没有观众的时期,2002年一天,贾樟柯走进小西天的一家盗版店,老板拿着一盘碟问他:最近有一个“贾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这时候的《站台》,已经在威尼斯拿下金狮奖,在国际上获得盛名,却只能在地下盗版店流传。连导演的名字都能被人念错。现在,很多影迷还会调侃他叫贾科长,大概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2004年,当贾樟柯筹备拍第四部电影《世界》时,他得知自己被解禁了。

 

4月,新片发布会,贾樟柯说:我拍了八年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映……

 

话没说完,贾樟柯像他站在城墙上的父亲一样,哭了起来。

 

05

 

2004年之后,贾樟柯才算成名,获得一些世俗上的成功,上了不少访谈节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识。

 

在北京时,很多人约他,有的约采访,有的来结交,也有就想看看贾科长长啥样,他好像从不拒绝,陪脸陪笑陪聊。王朔写文章批评过他,说贾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访谈已经超过了他的电影。

 

身边朋友也说他,哪有个名人像你这样,大报小报,你都要上。

 

贾樟柯不无无奈:

 

像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外地人,报纸、报社、电视台,我能得罪得起谁?

 

也确实如此,哪个报社记者都有可能因为一次不顺利的采访,就会依靠背后的权利,炮制一篇稿子打垮他。

 

但贾樟柯并非仁善。2006年12月,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同一天,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上映。北大首映时,贾樟柯说:

 

我就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这次“撞片”,贾樟柯并没有“绕道”,头破血流就撞上去了。两天后,《三峡好人》在长沙影院票房只有950元,王府井影院只有500多元,最终票房也只有30万。而《黄金甲》,总票房接近3个亿。

即使放到票房翻了几十倍的现在,《江湖儿女》也不过《流浪地球》票房的七十分之一。

 

贾樟柯宣传《江湖儿女》

和张艺谋合作了16年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张伟平发稿讥笑,用语轻蔑:一部收入只有20万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

 

这让贾樟柯十分生气,每次跟人笔仗,贾樟柯都会是获胜一方,因为他是中文系,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回道:

 

以金钱作为艺术的尺度,是这个时代的病态。

 

反观张艺谋,进入商业电影时,屈从权利的基因也开始复苏,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反过来却为权利辩护。一个拍过《红高粱》的导演,却在《金陵十三钗》里灌输妓女的性命就贱人一等的价值观。

 

更可怕的是,当艺术工作者碰到权利,手里有刀时,比手握权力的人还变本加厉,对弱势的人冷嘲热讽,围追堵截,甚至拳打脚踢,这是非常堕落的行为。

 

即使取得了票房成功,那又谁胜谁负呢?票房每一年都会刷新一次,历史上票房再好的电影,还是会被新的商业片打败,票房再好,能好过好莱坞吗?票房应该是最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三峡好人》的镜头里,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在两年内就要完成拆迁,在拍摄《山峡好人》之前,贾樟柯对中国社会是乐观的,但拍摄《三峡好人》时,他显得很悲观,当他面对一座城的命运,一些人的命运时,很显然他的镜头从没跟上时代,他的镜头太过无力。

 

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一开始,我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在短暂回到北京再返回现场后,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镜头保持着静止,里面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

电影《三峡好人》剧照

06

 

中国电影像一个道场,我也不想过多苛责,一个有十几亿观众的电影市场,十年之内,却没有贡献出几部拿得出手的电影作品,只以一次次票房创下新高来证明中国电影进步,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电影是世界电影最壮观的试验场。好莱坞模式猛砸中国电影市场,商业电影一个个再创票房奇迹。

一觉醒来,那个熟悉的世界坍塌了,在这种坍塌中,很多人看似改变了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不过是消费习惯改变带来的票房,跟电影优秀与否并无太大关系。

每个导演都选择自己的生命赌注,做出了各式各样的讨好,各式各样的妥协,其实也为自己的选择支付了昂贵的价格。

 

如果没有那些坚持电影理想的独立片导演,银幕或许会是怎样的堕落。

 

大多数导演面对沉重的现实题材,选择了放弃和跳过。我无法苛责他们,因为没有谁会跟人民币过不去。

 

倒是镜头里像小武那样的人,他的命运,总会让人觉得很伤心。

 

小武

07

 

2015年,来北京20年后,贾樟柯决心离开北京,搬回故乡汾阳。

 

父亲已经去世了几年,去世那年,北京有位朋友陪贾樟柯回老家奔丧。贾樟柯故乡那边有个习俗,去世的人,需要晚辈守灵,贾樟柯的好友对这种的习俗感到害怕。

最后陪着贾樟柯守灵的,是一帮从小长大的朋友。那些朋友不会聊太多理想,也没有那么多国际视野,但是和他们在一起,贾樟柯觉得很舒服、很自在。灵柩停了9天,那些朋友就陪他守了9夜。

 

在北京混了20多年,贾樟柯在北京结交了很多朋友,最后自己却义无反顾地选择返回故乡。

 

汾阳是个巴掌大的地方,自行车五分钟能骑穿,空气中总是弥漫着高粱发酵后的酒香气。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贾樟柯,邻居家的老奶奶依然会摸着贾樟柯的头,叫他“赖赖”。赖赖,是贾樟柯的小名,尽管赖赖已经49岁。

贾樟柯住在一个村子叫贾家庄,800户人家大部分都是贾姓。贾樟柯在这里开了个饭馆,拿自己一部电影名给饭馆取名:山河故人。

贾樟柯在他的“山河故人”里

不拍电影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每天下午两三点开始写作,会写到天黑。有时候也会写一些天体物理学论文,他兴趣总是很广泛。他把自己一共9部半电影串成一个蹩脚的对联贴在酒店门上:

 

小武别二十四城,随江湖儿女任逍遥

站台聚三峡好人,慕山河故人天注定

 

横批是:东海上传奇世界

 

念起来好蹩脚的感觉,但这些电影不俗,都是现实主义题材,与你我有关。拍了无非也是两样东西:人道和命运。

 

作家史铁生生前写过自己的故事,说自己小时候没坐轮椅之前,只关心赵子龙这样的英雄,崇拜那百万军中取敌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后来瘫痪在轮椅上,视线便跟着轮椅变低,让他关心的却是那些被赵子龙踩死的小兵,他们都有家庭,都有感情,都有灵魂,都有别人毫不关心的命运。

 

所谓好的时代,就是不只关心英雄,也关心小人物,关心那些被列车撞倒的人。愿意从泥泞中扶起他们,包扎他们身上碾伤的伤口,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被车轮撞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