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先生逝世22周年,谨以此文纪念。

——万小刀 4月10日

你的墓,在北京昌平区的佛山陵园。

坐地铁13号线到回龙观站,转887路公交后在白虎涧路口下车,步行到达。

步行这一段少说有一公里,且多上坡,一路气喘吁吁,似去朝圣。

到了陵园门口之后,被保安拦下,询问来办什么业务,听到是来拜访你的墓,似是心领神会,点头放行。

右手边第一区拾阶而上到最顶,一块大石头上印着你的名字。下面摆着几束枯花,两瓶二锅头,几只烟头和一盒火柴。蚂蚁成对的不时绕着烟盒。

一个铁质小盒子引起好奇,口念“有怪莫怪”的打开看。原来是几封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给你写的信。

有一封信中,抄下了你的句子: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举头遥望,陵园的西边是凤凰岭,岭上就是曾经盛极一时香火鼎盛的龙泉寺。

如今,人烟寂寥。

一、

你姓王,是家里第二个儿子。

多年后,你在文章里的主人公多半都叫“王二”。

你一出生长得就丑。父亲母亲长得都不错,就你奇特。蒜头鼻,招风耳,嘴唇厚厚的,额头宽宽的。

不但丑,你还憨憨的,呆呆的,经常蹲在一个地方发半天的楞。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见了这孩子能夸得起来。

天生你身体还不好。先天性缺钙,身体佝偻,小时候猛吃钙片,一下子补过劲了,长成了一米八五的瘦高个子。扁平足,走远一点的路就嫌累。

而且,你还心脏瓣膜闭锁不全,一劳累就嘴唇发紫。这最终要了你的命。

噩运似乎是与生俱来。不,在没出生前就来了。

你出生前,家里刚遭了一场劫难。

你爸爸叫王方名,本来是个老八路,年轻时一心向往革命投奔延安,进城以后被分到教育部工作,爱好是搞逻辑学。结果1952年四川家里的老爷子给定了地主成分。顺带也给你爸爸开除了党籍。

开除党籍这事,搞得家里一下子垮了。你爸爸在中央部委没法待了,找人调到人大去当了一个研究逻辑学的老师,还差点跟你妈妈离婚。幸亏这时候有了你,就没离成。

和儿时相比,你成年后还是挺好看的

刚刚懂事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魔幻之处。

1957年,根据“上帝最恨的人”沈志华老师在《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里表达的观点:这一年,主席已经发现战斗民族那一套有很大的问题,正是对他们不满的时候。

这时候,你爸爸正好跳出来,发表了几篇学术文章,diss苏联的逻辑学。

永远都有人能踩准时代的风口,即使是碰巧。主席特意点名,请你爸爸和几个搞哲学的老师吃了个午饭,四菜一汤。有豆腐和鱼。

主席喜欢谈哲学,谁都知道。这次召见以后,被开除党籍的你爸爸很快被提拔为人大的逻辑教研室主任。十年文革,也没有人敢去抄你们的家。

尽管如此,你们这个家也逃不脱噩运。不,是饿运。

1958年全国大跃进,然后就是大炼钢铁和大饥荒,你家一共五个孩子,怎么养?谁慌谁知道。

报纸上天天介绍顶饱的办法,比如“用一斤米蒸出五斤饭”。人大的操场上摆起一大片水缸,人们在上空扯起电线和灯泡,说是用光照刺激藻类植物生长,不费吹灰就能喂饱肚子。

你家也养了一堆小球藻,还用几个孩子的尿当肥料。你和哥哥弟弟都坚决拒绝吃这样养出来的东西。即使再饿。

有一天,你爸爸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稿费买了一点腊肉,在每个孩子的碗底埋了两块。你弟弟发现了,兴奋得推开窗户大喊大叫“我们家吃大鱼大肉啦!”被爸爸拎回来臭揍了一顿。

从你记事时起,家门口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欢呼又炼出了多少万吨的钢,还是用土办法炼的。

你很快就看到了那些钢的样子:

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

后来你写道:

那一年我只有6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

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

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二、

你很快就长大了,识字了,遗传了父亲爱看书的坏毛病,在家里找书看。

很不幸,你这个人似乎从小就特别喜欢在庄严的场面上拉上一泡屎。用古人的话讲,叫佛头着粪。

你看的都是些什么坏书啊,《变形记》、《十日谈》,不是“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就是“我身上长着一个魔鬼,你身上长着一个地狱”,满脑子腐朽黄色的思想。

腐朽黄色,比起外面世界的魔幻来,还算是好的。那时候,北京的澡堂子里到处都安装着一种高科技装置,叫超声波加热器。其实就是把一些铁管子的一端拍扁,安上一个刮胡子的刀片,另一头接上高压蒸汽。

人们认为,高压蒸汽从扁的一头喷出来又被刀片折射,就能产生一种超声波,把水弄热。那时候超声波就跟现在的引力波一样,是一个很高深的名词。

这个高科技装置确有奇效。虽然一不留神腿脚碰到刀片容易割出血来,但水毕竟热了,大家也就忍了。

至于发现真正把水变热的是蒸汽而不是超声波,割出来的血都是白流了,那是以后的事。

再大一点又迎来了文革、武斗。你是逍遥派,躲开了,但你的眼睛躲不开。

很快你就亲眼目睹了人大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厮杀。

那是1968年的夏天,在如今的人大新图书馆西南操场上。两派杀红了眼,几分钟就杀死三个。其中一个,被人用一丈长的长矛刺穿。

日后,你在一篇小说中描述了那个场景,以及你当时心里想的事情。

只剩下那个倒霉蛋扔下枪在地上旋转,还有我被困在树上。

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呃”地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

瞧着吧,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

这起元音辅音事件以后,很快你就跟很多年轻人一起离开了纷乱的北京。目的地很明确,云南。

云南是当时中国橡胶的主产地之一,很缺人手。第二年春天,云南农垦局派人来北京招募知识青年,在教育部礼堂做了一场关于“魅力云南”“彩云之南”的报告。说云南是“头顶菠萝,脚踏甘蔗,摔一跤伸手就是一大把拇指粗的花生”。

你听得口水直流,心头冒火,立即决定去云南。不顾家人反对,你还写下了一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

你说,那时候你一心要解放全人类

云南的水果的确不少,大米也不缺。就是没有肉,没有菜。

你们最常吃的是盐水泡饭,改善生活了吃红糖水泡饭。最好的伙食是红糖包子,要走几十里路去早早排队买。

这样的营养状况,再加上繁重的筋肉劳动,没过多久你果然得了黄疸型肝炎,住院半个多月,出院的时候一脱衣服,全是清晰可见的肋骨。

当时治疗肝炎没啥好办法,医生只让多吃糖。你被分到糖厂待了几天,搬起砖头大的糖块就啃。

这种甜到不能承受的生活,最终以你办了病假回京,宣告终结。

这不是你的人生第一次被忽悠,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次。

日后,你的文字里经常出现云南的红土、彩云和阳光。

以及对人生的深刻认识。

比如这一段: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

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三、

回到北京,噩运继续跟着你。

因为你是病退的,北京不接受你,不给安排工作,也不接收你的档案。你等于成了一个“黑户”。

当时还是用票证的年代。没有档案、没有单位,就没有粮票、油票、布票,只能从家人的定量里挤出一点来养活你。你苦闷到了极点,天天百无聊赖,在家做数学题,一本《几何学大辞典》都翻烂了。

实在不得已,你去街道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工人。懒、坏的本色显现出来了。

你最喜欢的是一个姓刘的工人。这个工人同样懒、坏,天天想着怎么装病逃避上班,怎么占公家的便宜。现在有些人一看当天雾霾指数过了300,出门就不带自己的烟,其实是一个道理。

这个工人有个口头禅,你马上就学会了:

子曰,完蛋操也。

这段生活唯一的好消息可能是:

你找了个女朋友。

除了二人曾经幸福的微笑,桌上的虾片也是回忆满满

女朋友——后来的老婆,条件比你好太多了。

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元老,厅级干部。她自己插队时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做编辑,后来又进了中南海上班,写出一篇文章,题目叫《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轰动全国。

她长得也很俊,压根看不上你这个初中都没毕业,还奇丑无比的工人。

多少年以后,她在形容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用的都是那六个字:又高,又瘦,又丑。

你们的结缘起于一篇叫《绿毛水怪》的小说。你当工人的时候闲得无聊,开始写作。这篇小说给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看过,他说: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我没法出版。

一直到你死,这篇小说都没发出来,只是在几个朋友中间以手抄本形式出现。被她看到了,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两人没见几次,你就问她:你有没有男朋友?你看我行不行?她稀里糊涂的就同意了。

当然,你实在是太丑了。连准丈母娘都觉得,一个这么傻大黑粗的年轻人怎么能跟我的女儿在一起?

没多久,女朋友就提出分手,邮给你两张电影票,说:以后咱们还可以是好朋友。

你不同意,把电影票退了回来,说:

你应该从信纸上闻到竹叶青、二锅头等很多酒的味道,因为何以浇愁,唯有杜康。

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还有,就是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嘛。

就这样,你们俩又在一起了。没多久就领了证。

没有办婚礼也没拍结婚照,两家人各自请了一桌饭,算是庆祝。给了五百块钱,算作彩礼。

多年以后,你给她的情书出版了,看哭了很多年轻人。

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

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

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说真的,我喜欢你的热情,你可以温暖我。我很讨厌我自己不温不凉地思虑过度,也许我是个坏人,不过我只要你吻我一下就会变好呢。

也许你会在将来不爱我,也许你要离开我,但是我永远对你负有责任,就是你的一切苦难就永远是我的。

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四、

你们出了一趟国,回来还是穷得很。

你帮老婆做社会研究,调查同性恋。

当时,北京有两个男厕所,是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俗称“东宫西宫”。你走进去咳嗽一声,每个隔间伸出一个脑袋,看了你一眼,又全都缩回去了。你纳闷:这是为啥?线人乐了:你长得丑,没看上你呗。

当然,你死了以后,好多人来给你送葬。说:你是个好人,你把我们当人。

1990年,你们俩出版了一本研究同性恋的书:《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叫好不叫座。

那个年代,国内风气还相当保守,怎么可能大卖这种写同性恋研究方面的书呢。如果认定成淫秽耽美作品,那判十年半也不是没可能。

你这个时候已经写作十来年了。小说,杂文一类的东西写了不少,但发表和出版都很不顺利。

原因很简单:跟你小时候看的那些书一样,不是反动,就是黄色。

接到你投稿的编辑们也有几个赏识你的,却都说话不算。

比如有个叫朱伟的编辑。1989年接到了你投来的小说,马上就认定你是个文学天才。

然而,他因为违规发表了一篇小说,被从《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的位子上撤掉。直到1995年接手《三联生活周刊》,才敢约你写专栏,写一个叫“生活圆桌”的东西。跟余华、王朔、刘震云等大红大紫的作家一起。

当时没有电子邮件,用的是传真机,就是那种一行一行嘎嘎打印出文字的机器。负责看守传真机的编辑叫苗炜,每次快到你交稿的时间,他就站在传真机前头等着收。来了,恨不得直接从传真机里一把拽出来,先睹为快。

你死了很多年了,他还在说这个细节。

《北京文学》一位女编辑想发表你的一部小说《红拂夜奔》。让你从18万字删到3万字。你很顺从,用了两个星期,把故事主体都删了,但还是没有发出来。

你说:没什么的。

另一部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好容易得了一个奖,却在台湾。虽然是一等奖,却是跟别人并列的。比如写《巨流河》的齐邦媛老师,就没有投你的票。

得奖的消息惊动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它发表了一篇文章,给了你一个称呼:

文坛外高手。

在你的作品当中,这篇小说算命好的。它在国内好歹是发表了,虽然是发表在广东省计生委的一本杂志《人之初》上面。

三年以后,华夏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赵洁平趁社长出差不在家,把它出版了。

赵洁平也当过知青。她的父亲叫赵凡,人送外号“知青之父”。但不是因为她。

赵凡曾经担任过国家农垦局局长、全国知青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全国知青普遍要求回城,还闹了不小的事。赵凡去云南调查,回来后承担着极大的风险仗义执言,促成了这件事。

可见,人性真的会遗传。

《黄金时代》很快就受到了上头批评,不能参加订货会,也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你和老婆发动亲友,一起去推销书,用自行车带上两捆,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卖。你总是先送别人几本,以后再要的话,再给钱。

一代文艺青年的“圣经”

有一次,为了上央视做宣传,你和老婆在露天录节目,大太阳底下晒了几十分钟,都快晒得昏死过去了。

节目播出那天,你逐一通知朋友们收看,说今天央视要推我的书。结果播出时,恰恰剪掉了你们俩接受采访那一节。

你把这件事当成段子讲给别人听,自以为云淡风轻。结果别人都笑得岔了气。

你参加了一个“短篇小说拉力赛”,发表了一篇小说。编辑去替你领稿费,发现其他作家的稿费都是六百元,只有你是三百元。理由是:你不是名家。

你也在尝试各种路子。比如用作品改编影视。

你只改编了一个剧本,是写同性恋的,名字就用那两个男厕所命名,叫《东宫西宫》。合作者是当时很新锐的导演张元。

两个都不是同性恋的男人在一起研究怎么拍同性恋,彼此之间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剧本改了好多遍,改到两个人关系很僵,为此张元很不安。最后,这部电影终于拍了。

结果,被禁播。

那个年代的确是黄金时代,但不是你的,是别人的。

比如,1993年。

这一年,长发飘飘的小鲜肉高晓松,以一张《校园民谣》专辑红遍大江南北,连种地的老农民都会吼两嗓子“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这一年,李安和谢飞凭借《喜宴》和《香魂女》双双捧走金熊奖,中国电影在一届三大电影节同时拿走两个最高奖的盛况,此生恐怕也就这么一回。

这一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陈凯歌携《霸王别姬》封神,甚至有“评委认为张国荣该拿影后,导致他在影帝评选中一票惜败”这样的段子流传。

这一年,王朔的《动物凶猛》被姜文改编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拍。开机当天是王朔生日,现场贴了一条横幅: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

你一度想去当个司机,还真考了个驾照,是卡车司机的驾照。放到现在就是所谓的A票。还跟朋友说过,想去北京郊区包一块荒山算了。

直到去世,你也没发表过一篇长篇小说,没有获得过任何文学奖项,报刊转载率也是零。

除了媒体的零星报道,你得到的文学界、学院派批评极少。报道你死讯的第一篇文章,居然是远在广东的《南方都市报》发表的。

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张晓舟说,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就在你死前几个月,有人联系你写剧本。是写“一个郊区女工为支持城里供应大白菜而忘我劳动”的故事。你想了想, 同意了。但反复强调一个条件:要署笔名。

后来,这件事没有成。

一篇写你的文章评价得很准:生前,你只是个“沉默的大多数”。

死后,你帮助很多人意识到,自己原来也是“沉默的大多数”。

五、

1997年4月10日晚上11点,45岁的你独自在家,心脏病发。

你老婆当时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你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

死前,因为剧烈的疼痛,你用牙齿啃墙皮。

死后,墙上的白灰还留在你的牙齿当中。

跟随你一生的命运,似乎这时才等到补偿你的机会。

你死后一个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你的第一次高规格学术研讨会。

官方的文学机构,没有一个人出席会议。参加的除了亲属、好友,就是学者、作家和文化人。

你的一位朋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年轻教师张卫民在会上喊了一嗓子:王小波,牛逼!

然后,他回头指着会议室墙上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的画像,说:

我觉得,王小波和这些人都没什么关系。

就在你死后几个月,电影《东宫西宫》先后得了四个国际大奖,是张元所有作品中获奖最多的一部。

你的死,极大地扩大了你的名声。

现在,你被称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

你的书,写你的书,不停地再版、重出。

围绕你和你的文字,王蒙、戴锦华、刘心武、张颐武等名家先后发表了一大堆的评价。

你的十周年忌日,《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国内影响力最大的一批媒体集体做了纪念你的专题。备极哀荣。

到2013年,研究你的学术论文,光发表出来的就有几百篇,其中三篇甚至让作者拿到了博士学位。

你被写进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等几本书。它们是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用书。

当年的小鲜肉高晓松,已经是一个油腻的中年人。

他这样说你:

他在我读过的白话文作家中绝对排第一,并且甩开第二名非常远,他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

二十二年过去了。

跟高晓松一样,当年你的门下走狗都已中年危机,头发稀疏,肚腩凸起,荷尔蒙减退,哪怕看到公司年会上的苍井空都只是心中微动。

而你仍然是那个在山水间嬉笑飘泊的少年王二。

几个月前,你老婆参加喜马拉雅的一档节目,为你录了一封口述的信。一个漂亮的姑娘当场听得泣不成声。

信上说:

我爱过你,我仍然爱着你。

你太超前于你的时代了。它没有给你应得的尺度和维度。

你的一生,仿佛是你自己写过的这段话。

我很渺小,无论做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

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

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