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先生逝世22周年,謹以此文紀念。

——萬小刀 4月10日

你的墓,在北京昌平區的佛山陵園。

坐地鐵13號線到回龍觀站,轉887路公交後在白虎澗路口下車,步行到達。

步行這一段少說有一公里,且多上坡,一路氣喘吁吁,似去朝聖。

到了陵園門口之後,被保安攔下,詢問來辦什麼業務,聽到是來拜訪你的墓,似是心領神會,點頭放行。

右手邊第一區拾階而上到最頂,一塊大石頭上印着你的名字。下面擺着幾束枯花,兩瓶二鍋頭,幾隻煙頭和一盒火柴。螞蟻成對的不時繞着煙盒。

一個鐵質小盒子引起好奇,口念“有怪莫怪”的打開看。原來是幾封來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給你寫的信。

有一封信中,抄下了你的句子: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裡就很高興。

舉頭遙望,陵園的西邊是鳳凰嶺,嶺上就是曾經盛極一時香火鼎盛的龍泉寺。

如今,人煙寂寥。

一、

你姓王,是家裡第二個兒子。

多年後,你在文章里的主人公多半都叫“王二”。

你一出生長得就丑。父親母親長得都不錯,就你奇特。蒜頭鼻,招風耳,嘴唇厚厚的,額頭寬寬的。

不但丑,你還憨憨的,獃獃的,經常蹲在一個地方發半天的楞。親朋好友沒有一個人見了這孩子能誇得起來。

天生你身體還不好。先天性缺鈣,身體佝僂,小時候猛吃鈣片,一下子補過勁了,長成了一米八五的瘦高個子。扁平足,走遠一點的路就嫌累。

而且,你還心臟瓣膜閉鎖不全,一勞累就嘴唇發紫。這最終要了你的命。

噩運似乎是與生俱來。不,在沒出生前就來了。

你出生前,家裡剛遭了一場劫難。

你爸爸叫王方名,本來是個老八路,年輕時一心嚮往革命投奔延安,進城以後被分到教育部工作,愛好是搞邏輯學。結果1952年四川家裡的老爺子給定了地主成分。順帶也給你爸爸開除了黨籍。

開除黨籍這事,搞得家裡一下子垮了。你爸爸在中央部委沒法待了,找人調到人大去當了一個研究邏輯學的老師,還差點跟你媽媽離婚。幸虧這時候有了你,就沒離成。

和兒時相比,你成年後還是挺好看的

剛剛懂事一點的時候,你就知道了這個世界的魔幻之處。

1957年,根據“上帝最恨的人”沈志華老師在《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里表達的觀點:這一年,主席已經發現戰鬥民族那一套有很大的問題,正是對他們不滿的時候。

這時候,你爸爸正好跳出來,發表了幾篇學術文章,diss蘇聯的邏輯學。

永遠都有人能踩準時代的風口,即使是碰巧。主席特意點名,請你爸爸和幾個搞哲學的老師吃了個午飯,四菜一湯。有豆腐和魚。

主席喜歡談哲學,誰都知道。這次召見以後,被開除黨籍的你爸爸很快被提拔為人大的邏輯教研室主任。十年文革,也沒有人敢去抄你們的家。

儘管如此,你們這個家也逃不脫噩運。不,是餓運。

1958年全國大躍進,然後就是大鍊鋼鐵和大饑荒,你家一共五個孩子,怎麼養?誰慌誰知道。

報紙上天天介紹頂飽的辦法,比如“用一斤米蒸出五斤飯”。人大的操場上擺起一大片水缸,人們在上空扯起電線和燈泡,說是用光照刺激藻類植物生長,不費吹灰就能餵飽肚子。

你家也養了一堆小球藻,還用幾個孩子的尿當肥料。你和哥哥弟弟都堅決拒絕吃這樣養出來的東西。即使再餓。

有一天,你爸爸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稿費買了一點臘肉,在每個孩子的碗底埋了兩塊。你弟弟發現了,興奮得推開窗戶大喊大叫“我們家吃大魚大肉啦!”被爸爸拎回來臭揍了一頓。

從你記事時起,家門口總是裝着高音喇叭,沒日沒夜地歡呼又煉出了多少萬噸的鋼,還是用土辦法煉的。

你很快就看到了那些鋼的樣子:

裝了一台小鼓風機,嗡嗡地響着,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

後來你寫道:

那一年我只有6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

從那些話里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30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

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飢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飢餓都是更大的真理。

二、

你很快就長大了,識字了,遺傳了父親愛看書的壞毛病,在家裡找書看。

很不幸,你這個人似乎從小就特別喜歡在莊嚴的場面上拉上一泡屎。用古人的話講,叫佛頭着糞。

你看的都是些什麼壞書啊,《變形記》、《十日談》,不是“他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甲蟲”,就是“我身上長着一個魔鬼,你身上長着一個地獄”,滿腦子腐朽黃色的思想。

腐朽黃色,比起外面世界的魔幻來,還算是好的。那時候,北京的澡堂子里到處都安裝着一種高科技裝置,叫超聲波加熱器。其實就是把一些鐵管子的一端拍扁,安上一個刮鬍子的刀片,另一頭接上高壓蒸汽。

人們認為,高壓蒸汽從扁的一頭噴出來又被刀片折射,就能產生一種超聲波,把水弄熱。那時候超聲波就跟現在的引力波一樣,是一個很高深的名詞。

這個高科技裝置確有奇效。雖然一不留神腿腳碰到刀片容易割出血來,但水畢竟熱了,大家也就忍了。

至於發現真正把水變熱的是蒸汽而不是超聲波,割出來的血都是白流了,那是以後的事。

再大一點又迎來了文革、武鬥。你是逍遙派,躲開了,但你的眼睛躲不開。

很快你就親眼目睹了人大歷史上最血腥的一場廝殺。

那是1968年的夏天,在如今的人大新圖書館西南操場上。兩派殺紅了眼,幾分鐘就殺死三個。其中一個,被人用一丈長的長矛刺穿。

日後,你在一篇小說中描述了那個場景,以及你當時心裡想的事情。

只剩下那個倒霉蛋扔下槍在地上旋轉,還有我被困在樹上。

他就那麼一圈圈地轉着,嘴裡“呃呃”地叫喚,大夏天的,我覺得冷起來了,心裡愛莫能助地想着:

瞧着吧,已經只會發元音,不會發輔音了。

這起元音輔音事件以後,很快你就跟很多年輕人一起離開了紛亂的北京。目的地很明確,雲南。

雲南是當時中國橡膠的主產地之一,很缺人手。第二年春天,雲南農墾局派人來北京招募知識青年,在教育部禮堂做了一場關於“魅力雲南”“彩雲之南”的報告。說雲南是“頭頂菠蘿,腳踏甘蔗,摔一跤伸手就是一大把拇指粗的花生”。

你聽得口水直流,心頭冒火,立即決定去雲南。不顧家人反對,你還寫下了一句詩:青山處處埋忠骨。

你說,那時候你一心要解放全人類

雲南的水果的確不少,大米也不缺。就是沒有肉,沒有菜。

你們最常吃的是鹽水泡飯,改善生活了吃紅糖水泡飯。最好的伙食是紅糖包子,要走幾十里路去早早排隊買。

這樣的營養狀況,再加上繁重的筋肉勞動,沒過多久你果然得了黃疸型肝炎,住院半個多月,出院的時候一脫衣服,全是清晰可見的肋骨。

當時治療肝炎沒啥好辦法,醫生只讓多吃糖。你被分到糖廠待了幾天,搬起磚頭大的糖塊就啃。

這種甜到不能承受的生活,最終以你辦了病假回京,宣告終結。

這不是你的人生第一次被忽悠,但卻是至關重要的一次。

日後,你的文字里經常出現雲南的紅土、彩雲和陽光。

以及對人生的深刻認識。

比如這一段:

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

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

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

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

三、

回到北京,噩運繼續跟着你。

因為你是病退的,北京不接受你,不給安排工作,也不接收你的檔案。你等於成了一個“黑戶”。

當時還是用票證的年代。沒有檔案、沒有單位,就沒有糧票、油票、布票,只能從家人的定量里擠出一點來養活你。你苦悶到了極點,天天百無聊賴,在家做數學題,一本《幾何學大辭典》都翻爛了。

實在不得已,你去街道工廠當了一段時間的工人。懶、壞的本色顯現出來了。

你最喜歡的是一個姓劉的工人。這個工人同樣懶、壞,天天想着怎麼裝病逃避上班,怎麼占公家的便宜。現在有些人一看當天霧霾指數過了300,出門就不帶自己的煙,其實是一個道理。

這個工人有個口頭禪,你馬上就學會了:

子曰,完蛋操也。

這段生活唯一的好消息可能是:

你找了個女朋友。

除了二人曾經幸福的微笑,桌上的蝦片也是回憶滿滿

女朋友——後來的老婆,條件比你好太多了。

她父母都是《人民日報》的元老,廳級幹部。她自己插隊時被推薦上了大學,畢業分配到《光明日報》做編輯,後來又進了中南海上班,寫出一篇文章,題目叫《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轟動全國。

她長得也很俊,壓根看不上你這個初中都沒畢業,還奇醜無比的工人。

多少年以後,她在形容你們第一次見面時的印象,用的都是那六個字:又高,又瘦,又丑。

你們的結緣起於一篇叫《綠毛水怪》的小說。你當工人的時候閑得無聊,開始寫作。這篇小說給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嚴文井看過,他說:可惜了,這麼好的東西,我沒法出版。

一直到你死,這篇小說都沒發出來,只是在幾個朋友中間以手抄本形式出現。被她看到了,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兩人沒見幾次,你就問她:你有沒有男朋友?你看我行不行?她稀里糊塗的就同意了。

當然,你實在是太丑了。連准丈母娘都覺得,一個這麼傻大黑粗的年輕人怎麼能跟我的女兒在一起?

沒多久,女朋友就提出分手,郵給你兩張電影票,說:以後咱們還可以是好朋友。

你不同意,把電影票退了回來,說:

你應該從信紙上聞到竹葉青、二鍋頭等很多酒的味道,因為何以澆愁,唯有杜康。

你應該去動物園的爬蟲館裡看看,是不是我比它們還難看。還有,就是你也不是那麼好看嘛。

就這樣,你們倆又在一起了。沒多久就領了證。

沒有辦婚禮也沒拍結婚照,兩家人各自請了一桌飯,算是慶祝。給了五百塊錢,算作彩禮。

多年以後,你給她的情書出版了,看哭了很多年輕人。

這本書叫《愛你就像愛生命》:

不管我本人多麼平庸,我總覺得對你的愛很美。

我把我整個靈魂都給你,連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氣,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種壞毛病。它真討厭,只有一點好,愛你。

說真的,我喜歡你的熱情,你可以溫暖我。我很討厭我自己不溫不涼地思慮過度,也許我是個壞人,不過我只要你吻我一下就會變好呢。

也許你會在將來不愛我,也許你要離開我,但是我永遠對你負有責任,就是你的一切苦難就永遠是我的。

告訴你,一想到你,我這張醜臉上就泛起微笑。

四、

你們出了一趟國,回來還是窮得很。

你幫老婆做社會研究,調查同性戀。

當時,北京有兩個男廁所,是同性戀者聚集的地方,俗稱“東宮西宮”。你走進去咳嗽一聲,每個隔間伸出一個腦袋,看了你一眼,又全都縮回去了。你納悶:這是為啥?線人樂了:你長得丑,沒看上你唄。

當然,你死了以後,好多人來給你送葬。說:你是個好人,你把我們當人。

1990年,你們倆出版了一本研究同性戀的書:《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叫好不叫座。

那個年代,國內風氣還相當保守,怎麼可能大賣這種寫同性戀研究方面的書呢。如果認定成淫穢耽美作品,那判十年半也不是沒可能。

你這個時候已經寫作十來年了。小說,雜文一類的東西寫了不少,但發表和出版都很不順利。

原因很簡單:跟你小時候看的那些書一樣,不是反動,就是黃色。

接到你投稿的編輯們也有幾個賞識你的,卻都說話不算。

比如有個叫朱偉的編輯。1989年接到了你投來的小說,馬上就認定你是個文學天才。

然而,他因為違規發表了一篇小說,被從《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的位子上撤掉。直到1995年接手《三聯生活周刊》,才敢約你寫專欄,寫一個叫“生活圓桌”的東西。跟余華、王朔、劉震雲等大紅大紫的作家一起。

當時沒有電子郵件,用的是傳真機,就是那種一行一行嘎嘎打印出文字的機器。負責看守傳真機的編輯叫苗煒,每次快到你交稿的時間,他就站在傳真機前頭等着收。來了,恨不得直接從傳真機里一把拽出來,先睹為快。

你死了很多年了,他還在說這個細節。

《北京文學》一位女編輯想發表你的一部小說《紅拂夜奔》。讓你從18萬字刪到3萬字。你很順從,用了兩個星期,把故事主體都刪了,但還是沒有發出來。

你說:沒什麼的。

另一部中篇小說《黃金時代》好容易得了一個獎,卻在台灣。雖然是一等獎,卻是跟別人並列的。比如寫《巨流河》的齊邦媛老師,就沒有投你的票。

得獎的消息驚動了《人民日報海外版》。它發表了一篇文章,給了你一個稱呼:

文壇外高手。

在你的作品當中,這篇小說算命好的。它在國內好歹是發表了,雖然是發表在廣東省計生委的一本雜誌《人之初》上面。

三年以後,華夏出版社的一位女編輯趙潔平趁社長出差不在家,把它出版了。

趙潔平也當過知青。她的父親叫趙凡,人送外號“知青之父”。但不是因為她。

趙凡曾經擔任過國家農墾局局長、全國知青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文革結束後,全國知青普遍要求回城,還鬧了不小的事。趙凡去雲南調查,回來後承擔著極大的風險仗義執言,促成了這件事。

可見,人性真的會遺傳。

《黃金時代》很快就受到了上頭批評,不能參加訂貨會,也不能在新華書店公開發行。

你和老婆發動親友,一起去推銷書,用自行車帶上兩捆,一個書攤一個書攤地賣。你總是先送別人幾本,以後再要的話,再給錢。

一代文藝青年的“聖經”

有一次,為了上央視做宣傳,你和老婆在露天錄節目,大太陽底下曬了幾十分鐘,都快曬得昏死過去了。

節目播出那天,你逐一通知朋友們收看,說今天央視要推我的書。結果播出時,恰恰剪掉了你們倆接受採訪那一節。

你把這件事當成段子講給別人聽,自以為雲淡風輕。結果別人都笑得岔了氣。

你參加了一個“短篇小說拉力賽”,發表了一篇小說。編輯去替你領稿費,發現其他作家的稿費都是六百元,只有你是三百元。理由是:你不是名家。

你也在嘗試各種路子。比如用作品改編影視。

你只改編了一個劇本,是寫同性戀的,名字就用那兩個男廁所命名,叫《東宮西宮》。合作者是當時很新銳的導演張元。

兩個都不是同性戀的男人在一起研究怎麼拍同性戀,彼此之間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異。劇本改了好多遍,改到兩個人關係很僵,為此張元很不安。最後,這部電影終於拍了。

結果,被禁播。

那個年代的確是黃金時代,但不是你的,是別人的。

比如,1993年。

這一年,長發飄飄的小鮮肉高曉松,以一張《校園民謠》專輯紅遍大江南北,連種地的老農民都會吼兩嗓子“誰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誰看了你的日記”。

這一年,李安和謝飛憑藉《喜宴》和《香魂女》雙雙捧走金熊獎,中國電影在一屆三大電影節同時拿走兩個最高獎的盛況,此生恐怕也就這麼一回。

這一年,5月的戛納電影節上,陳凱歌攜《霸王別姬》封神,甚至有“評委認為張國榮該拿影后,導致他在影帝評選中一票惜敗”這樣的段子流傳。

這一年,王朔的《動物兇猛》被姜文改編成《陽光燦爛的日子》開拍。開機當天是王朔生日,現場貼了一條橫幅:陽光永遠燦爛,朔爺永遠牛逼。

……

你一度想去當個司機,還真考了個駕照,是卡車司機的駕照。放到現在就是所謂的A票。還跟朋友說過,想去北京郊區包一塊荒山算了。

直到去世,你也沒發表過一篇長篇小說,沒有獲得過任何文學獎項,報刊轉載率也是零。

除了媒體的零星報道,你得到的文學界、學院派批評極少。報道你死訊的第一篇文章,居然是遠在廣東的《南方都市報》發表的。

寫這篇報道的記者張曉舟說,當時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誰。

就在你死前幾個月,有人聯繫你寫劇本。是寫“一個郊區女工為支持城裡供應大白菜而忘我勞動”的故事。你想了想, 同意了。但反覆強調一個條件:要署筆名。

後來,這件事沒有成。

一篇寫你的文章評價得很准:生前,你只是個“沉默的大多數”。

死後,你幫助很多人意識到,自己原來也是“沉默的大多數”。

五、

1997年4月10日晚上11點,45歲的你獨自在家,心臟病發。

你老婆當時正在英國做訪問學者。你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

死前,因為劇烈的疼痛,你用牙齒啃牆皮。

死後,牆上的白灰還留在你的牙齒當中。

跟隨你一生的命運,似乎這時才等到補償你的機會。

你死後一個月,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了你的第一次高規格學術研討會。

官方的文學機構,沒有一個人出席會議。參加的除了親屬、好友,就是學者、作家和文化人。

你的一位朋友,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年輕教師張衛民在會上喊了一嗓子:王小波,牛逼!

然後,他回頭指着會議室牆上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的畫像,說:

我覺得,王小波和這些人都沒什麼關係。

就在你死後幾個月,電影《東宮西宮》先後得了四個國際大獎,是張元所有作品中獲獎最多的一部。

你的死,極大地擴大了你的名聲。

現在,你被稱為“中國的喬伊斯兼卡夫卡”。

你的書,寫你的書,不停地再版、重出。

圍繞你和你的文字,王蒙、戴錦華、劉心武、張頤武等名家先後發表了一大堆的評價。

你的十周年忌日,《南方周末》《三聯生活周刊》等國內影響力最大的一批媒體集體做了紀念你的專題。備極哀榮。

到2013年,研究你的學術論文,光發表出來的就有幾百篇,其中三篇甚至讓作者拿到了博士學位。

你被寫進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教程》等幾本書。它們是北大、清華、人大等名校的現當代文學專業考研用書。

當年的小鮮肉高曉松,已經是一個油膩的中年人。

他這樣說你:

他在我讀過的白話文作家中絕對排第一,並且甩開第二名非常遠,他在我心裡是神一樣的存在。

二十二年過去了。

跟高曉松一樣,當年你的門下走狗都已中年危機,頭髮稀疏,肚腩凸起,荷爾蒙減退,哪怕看到公司年會上的蒼井空都只是心中微動。

而你仍然是那個在山水間嬉笑飄泊的少年王二。

幾個月前,你老婆參加喜馬拉雅的一檔節目,為你錄了一封口述的信。一個漂亮的姑娘當場聽得泣不成聲。

信上說:

我愛過你,我仍然愛着你。

你太超前於你的時代了。它沒有給你應得的尺度和維度。

你的一生,彷彿是你自己寫過的這段話。

我很渺小,無論做了什麼,都是同樣的渺小。但是只要我還在走動,就超越了死亡。

現在我是詩人。雖然沒發表過一行詩,但是正因為如此,我更偉大。

我就像那些行吟詩人,在馬上為自己吟詩,度過那些漫漫的長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