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批评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在研究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时,不跟外界进行对比或者寻找它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比如我们长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中国历史上在很多方面曾经是世界最先进的,或者说文明是最发达的,但却从来没有与同时在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认真比较过,或放在一个开放的体系里进行研究。

我们学术研究的落后,观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顽固的地步。

在中国没有开放时,这种“自娱自乐”、这种虚假的历史观念或许有利于文化自信;但一旦中国人走向世界了,或者世界上的人走进中国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盲目夸大的自信往往适得其反,非但不会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而且会动摇,甚至使我们丧失自信

葛剑雄剖析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呼吁勿起不切实际之空想——“对于丝绸之路,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我们有一些官员都存在很大误解,他们现在还沉浸在自娱自乐当中没有办法解脱出来”。

一、中国对丝绸之路的贡献与利用是有限的

查中国的古籍,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的。

186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他指的是“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

丝绸之路通少断多。东汉时,丝绸之路恢复了三次,又断了三次。到了安史之乱,唐朝从中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长安附近,丝绸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中亚内部的一条路。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二、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和掌握的

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阿拉伯人已经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来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这些地方,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海上运输量大,除了丝绸,还增加了茶叶、陶瓷等日用品。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都有那么多的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完全是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握的,阿拉伯人用的是天文测量技术。南宋泉州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广州的番坊、番长,都有阿拉伯人。

郑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且他用的也是阿拉伯的经验和技术(针路,牵星过洋)。郑和,也是外来移民的后代,他是回民,俗姓马,回人姓马,就被认为是穆罕默德的后代,“郑”是皇帝后来赐给他的姓。史料明确记载,郑和下面有外国水手。

唐朝时,阿拉伯商人生活在广州,南宋时也有大批阿拉伯商人生活在宁波、泉州、广州等地,连泉州的舶司蒲寿庚,相当于外贸局长的角色,也是阿拉伯人的后裔

我们今天一提到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就想到继承郑和下西洋的传统,实际上没有什么传统可继承。

再比如,我们都说沿海有很多沉船,但从不讲这些沉船是谁的、什么性质的。……这些船大多是外国的船,包括阿拉伯的、泰国的。我们应该分清有几条是中国的船,而不能只讲里面都是陶瓷、茶叶等东西。因为外国人也可以来中国把这些东西运走。后来,荷兰、西班牙、葡萄人等欧洲人的船来了,英国、美国的船也都来了。这些物资贸易并不是中国主动的行为,也不是说中国具备了这些航海技术。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历史,认识中国古代曾经在世界起到什么作用。有些简单问题已经在世界是常识,但中国近代很多人,包括我们一些领导人,甚至都不知道它,比如说“海上丝绸之路”,这概念是日本的学者到上世纪才提出来的,认定中国的泉州是海上出发点,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泉州,但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居然还在讨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如何的发达,而不知道这条路如何有的,是怎样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的。

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获利。而现在不同,我们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们主动,但如果没有对方的主动响应,就建不起来。

三、唐朝的长安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其实这是伪命题

中国很多古代的文明其实是外来的,比如说中国的小麦、黄牛、猪、羊、马、青铜都是外来的。

又比如说,我们只看到唐朝开放,认为丝绸之路给中国带进了这么多东西,却不知道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东西)可以用百位数来计算,但中国传到外国的却只有个位数,在这些个位数中间,主要是外国人主动的,而不是中国自己主动的。

所谓的大唐时代,在中国今天大多数人眼里,甚至包括历史学家,都认为唐朝的长安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其实这是伪命题。我曾经问他们,唐朝的长安对阿拉伯国家、对欧洲产生了什么影响?甚至对日本,唐朝也从来没有主动影响它,都是日本人主动到长安来学习他们自己选择的东西。唐朝真正的影响,实际上就在汉语文化圈,就只是到朝鲜、到越南的北部,甚至还没影响到东南亚。

四、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时人对外界、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基本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从世界史的宽面上讲,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并没有我们自我宣扬的那样大。

现在建设“一带一路”,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地文化的关系,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不考虑文化、民族等因素,很难达到期望的目标。

珍爱自己的文化,但也要理解、欣赏、赞美别人的文化。

借助武力、财力和行政手段传播文化和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有人提出通过“一带一路”来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今天还想进行文化传播,不但达不成目的,还会引起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冲突。

五、“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从未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

本节内容主要整理自:陈明远著《质疑四大文明古国——颠覆历史常识》[7]

近百年来,在我国国内和海外华侨中间,一直流传着“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学生从小都被灌输着种标准的观念:“我们的祖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

然而,这种说法只是在我国以及一些华侨地区(或者说汉字圈)里流行,从未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

最初创始“四大文明古国”之说的是梁启超,见于其写于1900年的抒情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其中提到“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此后的20多年里,梁启超关于“几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一变再变。

再后来(约1920年代),我国流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把“小亚细亚”去掉了,换上了“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其实,这也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对于人类文明史的认识,应该承认,过去流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不该说“国”而应该称为“文明地区”。考古研究更表明,年代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地区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

这三大地区首先出现了文字和青铜器,可称为“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而中国的甲骨文在年代上要远远晚于尼罗河流域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夏商文明的年代,比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要晚2000-3000年。

“四大文明古国”之争反映的是中国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接受能力,也投射出了“自大文明古国”的历史弊病。

另外,我们中国人常常为自己文化的连续性而自豪,一些人认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化没有中断、是连续的。——这更是个常识性错误。

实际上,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通过不断交流,融汇到爱琴海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大海洋里面去。其他古老文明也在历史长河中,断断续续地交流、融合。

而古印度(婆罗门)文明、爱琴海文明(包括希腊文明)跟华夏文明,这三大文明传承至今,并没有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