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在我們的眼前、在我們的指尖,不經意地划過。

千百年來,我們這個民族是敬仰崇尚英雄的。然而,很多年來,有誰能記住那些與自己無關的別人,甚至是那些為民族解放、為人民幸福做出過貢獻的“別人”?

我們要帶着對時光流失淡淡的傷感和對英雄濃濃的敬意,以真實、以良知、以信仰去回憶、記憶民族的歷史,去歌頌那些為人民的付出、為人民的犧牲。

千年歲月流轉,消逝的是時光,留下的卻是越來越厚重的情懷。

中國人不應該忘記這個偉大的中國人!讓我們記住他的名字:梅汝璈——中國政府派往遠東國際法庭的大法官!

 

就是他,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法官團隊中爭得了中國應有的位置!捍衛了一個戰勝國應有的尊嚴和權益!

他用一種優雅風趣卻寸步不讓的堅持,終於迫使美國大法官將中國的席位排在英國之前而位居第二。

正如美國大法官對他說的:“所有中國人都該為他們有一個象您這樣的鬥士而驕傲”!

 

梅汝璈回答:“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帳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我不是鬥士,我是法官,中國的法官”。

在對戰犯量刑方面,再次發生激烈的爭辯。一些來自未遭到日軍過多侵略踐踏的國家的法官們,不贊成處以死刑。

 

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收集的日軍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

當法國法官伯奈爾反對死刑,認為死刑不應在文明的國度存在時:梅汝璈舉起一個杯子:如果說,杯子代表人類,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濺……….

梅汝璈盯着柏奈爾:文明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無情地毀滅,那文明還從何談起呢?

 

當印度法官巴爾以佛教慈悲為由反對施用死刑時,梅先生說:巴爾先生,我再次提請您注意,您是一個法官!法官的職責是什麼?是對罪行進行審判,進行認定!然後根據法律給予他們懲罰!我不知道您為什麼要來做法官,您具有一個佛教徒的偉大情懷卻在縱容犯罪,這決不是一個法官應該有的立場!如果您要堅持這樣,那您沒有資格坐在審判席上,您應該回到印度的寺廟裡去!

(面對全體法官),梅先生又說:死刑是什麼?死刑是法律對犯罪最嚴厲的懲罰!為了掠奪別國的資源,為了擴張自己的領土,為了佔領亞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幹了什麼?他們殺中國人、殺朝鮮人、殺菲律賓人、殺新加坡人、殺美國人、殺英國人、殺無數無數無辜的平民!他們搶劫,他們強姦,他們放火,他們殺戮,難道這些不足以讓他們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罰嗎?!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犯以最嚴厲的懲罰,誰敢保證日本有一天不會再次挑起戰爭?!誰敢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別的國家?!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復活?!他瞪着眼,強忍着淚問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這樣的保證?!

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伸張了正義,維護了法律的尊嚴。

為什麼那麼偉大的民族英雄法官梅汝璈竟然遭受自己同胞之凌虐摧殘?

 

1957年反右運動,梅汝璈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和侮辱,身心交瘁。

據《南京大屠殺在公眾記憶中的消失》,在當時極左意識形態操縱,導致高中歷史課本都不記入南京大屠殺的前提下(如72年編寫的高中用《中國現代史》71頁只寫了“千百萬人民遭到殺害”[2]),當時他寫的《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遭到了莫須有的指責,被扣上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復’,還有人甚至從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責文章誇耀侵略者的勇猛,為軍國主義張目,跡近‘漢奸’、‘賣國賊’[3]。

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保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着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一代法學功臣,一位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叱吒風雲的中國法官在北京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海內外炎黃子孫都應記住的偉大的歷史人物——法官梅汝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