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迎来了“五四运动”100周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人们一改以往每年都会高调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做法,不仅越来越“低调”,而且在学术和政策领域出现一股不小不弱的否定这场运动的取向。

从政治上说,这种微妙的变化不难理解。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正是“五四运动”使得两大政党成为了革命性政党,所不同的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革命性,这也决定了日后两党的命运。“五四运动”触发了中国的革命,但革命之后,政党就必然需要作出调整,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持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低调对待、甚至否定“五四运动”的同时,就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复古”的社会现象。这也可以理解成为“否定之否定”。“五四运动”的主题是通过否定“传统”而追求方方面面启蒙和现代化。1980年代在知识界所发生的被视为是另一场“五四新启蒙运动”。因为这场新启蒙运动很快导向了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政治激进化,运动之后有关“五四”的话题便变得具有敏感性。1990年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意识形态便转向了保守,各方都力图从传统中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资源。这便是复古式“国学”崛起的大背景。

从对《论语》的现代式解读开始,中国很快进入了一个国学“复兴”阶段。这些年来,所谓的“国学”复兴令人眼花缭乱。适龄学童进入了形式多样的国学班(“读经班”)、妇女进入了“女德班”、教师重返各式“古装”、博士开始用古语答辩、一些党员干部(不乏高级干部)出现各种形式的“妻妾成群”……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不一一而足。

这些大多发生在城市,还算包装得不错了,至少有些“知识”的含量。如果到广大的农村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更显得触目惊心。各种邪教横行,只要有些钱的人,或者有点“忽悠”能力的,随便可以支撑起一个“庙堂”,进行自己的“传教”或者“讲经”工作。正式的社会秩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种非正式社会秩序。

“复古”风潮要回归什么

形形色色的当代复古是商业噱头?是在寻找精神寄托?还是在进行文明复兴?人们寻找着各种理由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不过,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假象,就其本质而言,各种现象仅仅表明了中国一些人日渐堕落的精神世界,而堕落的精神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便是机会,无论是追求商业利益还是社会名望。

当然,即使是精神世界的堕落也不难理解。其起源在于当代社会急剧转型期间的行为失范。旧的规范不行了,就需要新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寄托。中国数千年是农业社会,现在面临一次真正的并且异常彻底的商业革命。商业社会就需要符合这个社会的另一形态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依托。历史上,西方也同样几次经历了这个过程,尼采的“上帝之死”近代命题就具有类似的背景。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要塑造什么样的精神和如何塑造这种精神?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今天盛行的这些大概都会被视为是“牛鬼蛇神”。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不过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就变成了乌托邦主义。不管怎样,毛泽东这一代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他们具有近代以来的鲜明的“文明”与“野蛮”、“先进”和“落后”的观念,只不过是在当时被“革命”与“反动”的话语所取代。正是因为这些被视为是“野蛮”“落后”和“反动”的,它们才被一一清除,至少就形式而言。

不过,现在这些现象又一一出现了,返回中国社会的舞台。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之后的种种清除被视为是“野蛮”和“落后”的行为都做错了吗?“五四运动”以降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被视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时期。的确,在清除上述社会行为的同时,很多被视为是“中国传统价值”的东西也荡然无存。

不过,在当代全面“复古”的社会运动中,所有这些从前被政治扫荡的“糟粕”都回来了,而被视为是积极的“中国传统价值”并没有出现回归的迹象。因此,今天的问题是:需要继续对“五四运动”做全面否定吗?这场运动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呢?对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开放政治,与传统封闭政治相对;科学是理性,与传统的迷信相对。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运动”,并无道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的大部分是做对的。

“五四运动”开始时的“新文化运动”,犹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具有非常的先进性。只是后来受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其主题演变成为政治运动。尽管这种转变是历史的遗憾,但也是必然的。但有什么理由否定“新文化运动”呢?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新文化运动”,中国仍然会生活在何种社会情形之下呢?

知识界是新精神世界的主要来源,但可惜的是知识界率先堕落。“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各种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竞争思想空间。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则变成了唯一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之后,一波又一波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西方的文化或者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那些从前被视为是“牛鬼蛇神”的东西就成为了科学呢?显然不是。

1980年代之后盛行在中国的西方思想,产生了两个相关层面的问题。在政治上,各种西方思想的竞争产生了消极后果。如同近代,一些人仍然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西方所有的,中国也必须有,包括思想和制度。这种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的简单等同,不可避免地和现实情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另一方面,在学术上,这些“进口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这是当代中国话语权空白的一个重要根源。西方的不能解释自己,而自己又没有原创,这必然造成话语权的缺失。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至少西方学说本身是“自足”的,因为有其自身的一套逻辑;西方学说是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能够解释西方的实践。只不过是当人们把这套逻辑机械地套用到中国经验的时候,就显得苍白无力。

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一些人开始追求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背景。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努力的本意,但对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人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争论。急于求成,为数不少的学者就拼命地回到了传统,因此,“易经”“风水”“术数”“密码”……一一出来,登上了知识的最高殿堂,充斥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结果,制造出大量的自说自话、谁也看不懂的东西,毒害着年轻人和未来。

中共执政最大的文化挑战

今天的中国学界,抵制西方已经成为各方“有意识”的努力,并且因为很多西方思想在中国缺失社会根基,浮于表面。在很大程度上,诸多被视为是来自“西方化”的压力,实际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或者说,凡是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社会变迁。

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复古”是解决方案吗?“复古”被普遍接受,造成了一种“凡是传统的就是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加以纠正,这样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局呢?一句话:和世界脱轨。

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第一、中国中产阶层仍然偏低,穷人仍然居多,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尤其是农村地区。第二、中国缺少很多国家所具有的“国家宗教”,各种民间宗教一直泛滥成灾,并且层出不穷,源源不绝。第三、中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哲学,缺失理性分析文化。强调道德过度,经常走向反面,变得极度虚伪,知识人的堕落经常变得毫无底线。第四、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政治启蒙过度。如上所说,“新文化运动”类似于文艺复兴,但时间过短,很快演变成为单纯的政治启蒙运动。第五、当代社交媒体泛滥,各种庸俗的东西总是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传播。

一方面是抵制西方,另一方面是“复古”,两者的结合使得和世界的“脱轨”变得容易。“脱轨”现象是显见的,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些年来,迅速上升的“义和团精神”就是一例。很多人,总觉得国家现在实在太了不起了,变得“天不怕、地不怕”和“刀枪不入”了。但问题在于,世界在变化,并且是在加速度地变化。如果这种“义和团精神”横行起来,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落后会被挨打”,这是近代以来给中国的最深刻的教训。正是这一教训促成了1980年代开始的开放政策,正是开放政策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强大。现在,国家好不容易强大起来了,但可惜的是又开始“复古”了。不过,很显然,“复古”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复兴”。

怎么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验可以参考,因为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并且历史上曾经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主体。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运动类似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不比中国少激进,日本获得了成功。之后,亚洲“四小龙”也获得了成功。成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所有这些社会都承继了传统文化价值,但没有出现这里所说的“复古”现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社会被视为是比较“西化”的,但传统文化价值也同样并没有因为“西化”而消失。这些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传统价值的有机结合?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难理解,如何实现文明复兴而非“复古”,已经成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最大文化挑战。对执政党来说,在这个领域,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之后,难道不需要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了吗?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环境来重新界定执政党的“革命性”?如何维持这种“革命性”?对所有这些,执政党没有明显的答案。

尽管执政党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经验地看,失去“革命性”的结果是显然的。“复古”现象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其中不乏高级干部。“迷信”“求神拜佛”、信仰和参与各种邪教等等绝非只是普通民众,而是流行于执政党,其中更不乏高级干部。看来,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势在必行,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评郑永年「五四运动」百年再反思一文

郑永年这个角色,很像是社科领域的林毅夫。

与林毅夫一样,他的理论观点的核心,就是论证当今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合理性,逻辑也与林毅夫一样,认为东方、亚洲或中国是独特的,他们力求为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寻找一种至少看上去还不那么粗鄙蛮横的理论包装。

郑永年与林毅夫稍有不同的是,林是直接御用,郑则披了一个境外专家或教授的外衣,其实他在国内国外的项目、研究,他所在的智库,他发表言论的平台,基本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的。

因为这层外衣,他比林更有欺骗性。

比如这篇文章,表面上是讲要重新认识五四运动的文化价值,背后的支撑理念却是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向西方学习(所谓照搬)是行不通的,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也就是否认存在普世价值,认为中国一定有什么适合自己的特色模式存在。这个模式在哪呢?就说要探索。

他也承认日本及后来的韩国、台湾等等学习西方成功了,却避而不谈日本等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到底在哪里,是学了西方的什么才成功的,转而谈论日本等国依然保持了传统的东西。这一点固然不错,但日本等国为什么能成功才是问题的关键。

而在郑永年的论述中,你只能看到“各种西方思想的竞争产生了消极后果”、“西方的不能解释自己”、把西方那一套“机械地套用到中国经验的时候,就显得苍白无力“等等说法。

郑永年想说明什么?在最后的“怎么办”中,他依然只是说了一些大而无当的话。他否定“复古”固然不错,但是既非“复古,也非“西化”吗?,空谈文明、先进和革命性,暗含的指向却是,当今中国正在寻求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所谓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就是这种文明、先进,甚至革命性的。

这种思路和观点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在许多自由派中间也很流行,觉得现代化不应该是西方化。但是,世界各国已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以及理论逻辑却在十分无情地不断打脸。社会转型意义上的所谓国家现代化,其实是有明确指标体系可以衡量的。而其中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理念和支撑这一整套运营模式的基本价值观等等,是有内在联系的,是可以历史地、逻辑地证明的。

郑永年及其背后的ZZ政府所说的“中国特色”到底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