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污染?污染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了错误的东西。换个时空,这就是资源。对不对?好好想想。”

一天早晨,你吃完早餐,随手将用过的餐巾纸丢到了垃圾桶,你不会思考那张纸的最终去处,也不会探究有多少人力物力耗费在处理这张纸上。

要知道,一张纸流动的背后,是一个被我们忽视的世界。《GQ》杂志的记者珍妮·拉斯卡斯秉承着媒体人的探索精神,将带领我们走进垃圾处理的现场。

没有人类,垃圾场就根本不会存在

1965年,人们将垃圾倾倒在一个距离洛杉矶市中心26公里,叫做圣盖博谷垃圾场的地方。1970年,洛杉矶卫生局买下了这个垃圾场,将其重新命名为朋地岗垃圾填埋场。

刚开始,这里还是一个个的峡谷,现在已经被垃圾填埋成了一座山。要知道,每天都会有13200吨垃圾倾倒在这里,这些垃圾足够填埋一个6亩大小6米深的洞,相当于塞满了一个两层楼高的橄榄球场。

早晨五点多,我和垃圾场的司机赫曼坐在长达9米的拖车里等待倾倒垃圾。

此时此刻的垃圾场,和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没有杂乱无章,没有肮脏恶心,没有黏糊糊的东西,没有一点点垃圾。

可能有些人看到眼前的景象会有点失望,整个垃圾场就像人迹罕至的大型建筑工地,绵延8000多亩的浅棕色尘土。下面掩埋了昨天的垃圾,当然还有无数个别的昨天的垃圾。单单是这规模就让人望而却步。

如果再仔细想想,有将近50年的垃圾就被你踩在脚下,形成120多米深的地基,那你一定会对美国的过去与这个星球的未来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进而感到焦躁不安。

赫曼问我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从他问话的语气,我也看不出是不是该撒谎。

接着他又问了一遍:“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嗯,这儿是个垃圾场。”我终于开了口,尽量礼貌克制。

“女人能闻到男人闻不到的东西。”他说。

六点整,赫曼按下按钮。拖车的后厢升了起来,36000多公斤的垃圾轰隆而下,很多都是木头、石膏、钉子和纸屑。

旁边那辆车上的垃圾显然更“有机”,味道比较刺鼻。在这一排车子的那头,有个人的垃圾,黏糊糊的,是经过无菌处理后的人类排泄物,黑得跟墨水似的。

垃圾倾倒结束后,赫曼拿了把扫把,把拖车扫干净。

我了解到,这里的大多数司机都是为废弃物管理公司一类的大企业服务的。他们总是开着闪闪发亮的绿色卡车穿行而来,像一支小小的舰队。而赫曼是卫生局的人,把附近索斯盖特市垃圾处理中心的垃圾运过来。

赫曼每天跑五趟,中途只休息一次,吃点方便面、奶酪饼干和一块小点心。回家路上再啃个青苹果。“都习惯了,”他说,“每天做完全一样的事情。”

他给我讲授“慢下来”的哲学,可谓自成一派。不犯错误,每天重复,惯性的力量,平静安宁。

他用这个方法,一路捡过废纸,做过散工,指挥过交通,开过洒水车,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找准人生事业的定位。他说,每天都能第一个来,是一种荣耀。所有的卡车都在大门口让开一条道,让赫曼通行。

他特别提了一句,1954年他上八年级,现在整个班的老同学只有他还没退休。“怎么会有人舍得从这样的地方退休呢?”

“有一次我把老婆带到这儿看了看,”赫曼告诉我,“我说:‘看,都是垃圾。’她简直无法相信。之后也没法理解。我就跟她说,我说:‘这里可是垃圾场中的劳斯莱斯。’”

一开始听到这些话,我还以为他疯了。

毕竟,在我的认知里,垃圾场是个很恶心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里工作,不应该看到这幅场景,闻到这些味道。

这就是一锅巨大的浓汤,里面有一亿吨的纸尿裤、玉米脆片袋子、电话本、鞋子、胡萝卜、西瓜皮、废弃的船、划破的轮胎、大衣、火炉、沙发、吃剩的薯条……就在I605高速公路的旁边高高堆起。

这里的味道就像你走过街上任何一个垃圾桶闻到的味道,不过还要臭几百倍。

来到这里,就感觉置身文明的地狱,丑恶的荒原,几乎想要立刻夺路而逃,拒绝这里的存在。

只是,在垃圾场呆的一个星期里,我发现这里的工人,无论资历深浅,说起垃圾场,全是满满的自豪,欣赏甚至感谢。

不过,当我真正探究他们的工作时,我觉得他们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总是在扔东西,而这些东西应该统统不见,彻底消失。我们通常不会去想,扔掉一张湿纸巾、一个空糖包,竟然会影响到别的人,一连串的人。他们竟然做着如此繁重复杂的工作,让这些东西消失——当然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我们基本不会费心去考虑垃圾场,就算想起来,也会觉得厌恶嫌弃,怎么这么臭,简直影响市容,一点儿也不卫生。

我们这些高度进化的人类,对一切腐臭、黏腻和恶心的东西全无耐心,完全理所当然地忘记了,要是没有我们,垃圾场根本不会存在。

污染只是出现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的资源

在美国,平均每天每人将产生近2公斤的垃圾,每年就有2亿5000万吨。城市中快要没有这么多垃圾的容身之所。

但是,没人会费心思考垃圾的事。因为,处理垃圾的费用相当便宜,每个月区区15美元,很多人对这么点钱根本就看不上眼。更何况收钱的方式也是大家都搞不清楚的神秘的市政税收。

幸运的是,科学家与工程师们对垃圾的问题相当感兴趣。其中一些人面对持续增长的垃圾,开始思考背后的哲学。

朋地岗垃圾填埋场就有一位名叫乔·哈沃斯的环境工程师。现在,这位对废物管理、固体、液体、垃圾回收、填埋、燃烧和分解充满激情的已经退休的64岁环境工程师,开车带着我这个“外来者”参观这个庞大的垃圾场。

垃圾场大致划分为3个区域,每个区域大概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平均每个小时会有1200吨垃圾被倾倒进去。

30名重型设备操作员在垃圾堆上忙碌,如同疯狂的舞蹈。3米高的大型推土机挥舞着5米长的铲刀,把垃圾推成一排排的。

接着,无所不能的垃圾压实机上场了。这个重5万多公斤、推力将近6万公斤的庞然大物把垃圾粉碎、压扁、排气,挤得越来越紧,尽量节省空间。

所有的重型机械都在垃圾的悬崖上爬上爬下,相互距离之近令人难以置信,前进,后退,在边缘微微倾斜。即使在垃圾上面,声音也震耳欲聋,整个“巨碗”中回荡着轰隆之声。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五颜六色,红绿黄白,不由分说向你袭来。

其中一个区域的承载量满了。于是铲土机开了进去。这是所有机械中最大的,长16米,高5米,光轮子的高度就是3米。巨大的铲斗如同大腹便便的怪兽,铲起灰土,填在垃圾上,大概30厘米厚,将那些恶臭的气味、死去的老鼠和昆虫以及剩饭剩菜与各种各样的垃圾都尘封起来,也尘封了所有人迫不及待想要丢弃的昨天。

遗忘。消失。到今天结束时,垃圾场里将遍寻不见垃圾的踪迹。

第二天,这个过程又重复一遍。垃圾在各个区域填满垃圾场,直到达到承载量,装满“碗沿”,填上土,又是新的一层。

我向乔坦白说,在家的时候,我把垃圾扔在车道的垃圾桶里,一辆绿色的卡车来把垃圾收走,那些垃圾之后的去向,我一无所知。当然也完全意识不到,我的垃圾要来到这里,经历如此复杂繁冗的处理。

乔说,如果现在垃圾还像以前那么简单,我这种想法倒是挺好的。

听他说在他小时候,洛杉矶市家家户户的后院都有焚烧炉。烧完的灰放进垃圾桶,有专门的人来把灰收走。吃剩的东西要分开的,会被带去养猪场。

后来来了个市长,山姆·约尔地,他说:“嘿,要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扔到一起,家庭主妇的日子会好过,家务活会简单很多。那我们就放在一起吧,一大桶,一起收走。”“山姆·约尔地当选为市长,家庭主妇们就用同一个垃圾桶了,一边盖着盖子一边说:‘上帝保佑你,山姆市长。’”

城市垃圾场应运而生。垃圾场位于城市边缘,只用于倾倒垃圾。等堆到一定程度,就有人点燃火柴,烧掉,为后面的垃圾腾地方。

19世纪末,焚烧垃圾成为一件大事,有市政规模的统一焚烧炉,也有人直接在自己家的后院拿火柴点燃东西。在当时,焚烧垃圾实在太美好太神奇了,因为烧完之后垃圾似乎就消失了。不过,在洛杉矶这么拥挤的地方,烧掉如此多垃圾,就演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烟雾问题。

把垃圾扔到海里貌似也能让垃圾“消失不见”,因此这也成为了美国处理垃圾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后来,海滩散发着恶臭,完全毁于一旦;海港被垃圾阻塞,无法正常通航。

现在,太平洋上漂浮的塑料废弃物,总面积加起来是整个美国大陆的两倍。旋转的暗流让这些面积广阔的废弃物固定在同样的位置,延展约1852公里。直到现在,科学家们还在为这些垃圾烦恼。

1959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出版了《卫生掩埋法》的规范指南。垃圾不再焚烧,而是被填埋。指南中特别提到,为了防止垃圾中的啮齿类动物和刺鼻气味,要对垃圾进行挤压,每天往上覆盖一层新的泥土。

就这样,现代垃圾处理时代来临了。

那时候,乔正在诺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土木工程。他还没感受到垃圾场的召唤,不过他和工程系的一些朋友,受到当时刚刚兴起的环保运动的感召,在理想主义的带动下,对污水越来越感兴趣。

“全国的管道系统面临崩溃,”他告诉我,“真的是完全瓦解!没有任何人去认真思考,垃圾全部倾倒进江河。那时候还没有环保局。联邦法律也几乎未涉足污染这个领域。油轮定期往大海倾倒机油,空气污染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短短4天,纽约就有96人因此丧命。俄亥俄州的凯霍加湖,因为漂浮的化学物质烈焰冲天,火苗蹿到5层楼高”。

现代环保运动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那些思想敏锐、推动变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相关基金应运而生,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麻省理工也纷纷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像乔这样的最聪明的佼佼者,一路免费深造,进行垃圾研究。

乔去了斯坦福。“很多同学都觉得有义务去做公共服务。”他说。他充满激情,投身其中。

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可爱。

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小宝贝们,如今长大了,要改变世界。这一切的结果呢?

“真的充满激情,很激动,”他说,“我们思考着各种各样的新方法,要在几个世纪的混乱肮脏之后,帮助大自然重回正轨。”那时候,做卫生工程师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不过后来这个头衔逐渐演变为环境工程师。

事实证明,这些人持续不断地改变着传统思维,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系统,让这个因为废弃物而窒息濒危的星球能歇口气,缓过劲。

乔回忆起那些最初的日子,如同老人说起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他说最早用垃圾场的废气发电的是洛杉矶郡早期的垃圾场帕洛斯韦尔德。那个垃圾场旁边是个很不错的居民区,一位女性居民抱怨自己的玫瑰花总是养不活,并归咎于垃圾场:垃圾堆里肯定在散发某种恶心的东西。

她说对了。检查员发现,一般通过燃烧进行消除的爆炸性气体甲烷,已经从垃圾场泄露到了居民区。

“然后我们就说:‘哇哦,我们得采取措施啊。’”乔说。

他站了起来,似乎面对着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我们在她的玫瑰花田附近挖了一条沟,往里面铺了碎石子。我们想,那东西应该会通过这些碎石,因为这是最便捷的一条路径。不过没成功。我们就架了一条管道,开始把气体抽出来。然后大家伙儿就说:‘那啥,我们把这东西烧了好了。那火焰,看着挺美。我就想,能不能用于引擎点火呢?’然后我们就把气体通往一台内燃机,内燃机就被带动了。”

当时这灵光一现让大家欢呼雀跃:有了!用垃圾场的废气发电!

对于年轻的环境科学家来说,这实在是实现完美循环最优雅的方式,将所有一切回收利用,让这些垃圾发挥巨大的作用。

“有个同事提议在垃圾场高处放一棵圣诞树,”乔说,“树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用垃圾场的废气带动一个小小的发电机,将圣诞树上的灯点亮,吸引了很多注意。因为大家都很感兴趣。”

很有用。

他们修了个能源站。几年后,包括查尔斯王子在内的全球高官显贵们纷纷来到帕洛斯韦尔德垃圾场,亲眼见证垃圾产生能源。

乔说从他们的工作角度出发,垃圾场的这些事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事,围绕着垃圾的“并发症”——沥出物、甲烷、巨大的设备、各种风景、化学反应,其实完全无法唤醒不负责任的公众,无法停止他们对垃圾的漠然。

从现实中来说,围绕垃圾发生的这一切复杂繁冗的工作,是人类的发明,人类的努力,去恢复原本由自然进行的循环,让它完美地收尾。

“好好想想,”正午的烈日下,乔眯起眼睛,“什么是污染?污染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了错误的东西。换个时空,这就是资源。对不对?好好想想。”

这30年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在垃圾场做什么

我们驱车出了垃圾场,沿路而上,经过加州栎树丛和美国梧桐,偶尔还能看到令人惊艳的粉色九重葛。

“从高速公路上过去的人啊,还以为这是个公园,”他说,“要么他们就会问:‘那山上怎么那么多管子啊?’”

事实上,我们正开车经过累积了半个世纪的垃圾,一个巨大的垃圾堆,里面甚至有公路,有停车标志,有交通警察,还有交通事故频发的历史,至少一人丧命其中。

而垃圾填埋场展示给公众们的门面却让我想起迪士尼乐园。一派精心修饰的歌舞升平,内里却那么复杂,那么肮脏。

面向605公路的西面,一片青翠与碧蓝,仿佛荒漠绿洲,迫不及待要展示给匆匆过客。东面则比较朴素,种了些矮矮的针茅草、风箱树和艾灌丛。

这边的装饰更接近本土,是应了附近居民的要求。他们住在垃圾场山脚下富裕的哈岗区,希望背后的垃圾山能够和远方绵延的峡谷融为一体,成为日落时的一道风景。

总之,目标就是,尽量粉饰美化这座垃圾场,让它消失不见。

“不管你怎么搞这些垃圾,自然都必须消化处理,”乔说,“对吧?好好想想。”我们正往山上开,要找个比较好的眺望点,俯瞰垃圾车、推土机和铲车的行动全貌。

“要是大自然没法处理这些东西,那恐龙粪便都要淹到我们眼睛这里啦。”他很爱说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被恐龙粪便淹没,而是由恐龙粪便组成,”他说,“对吧?恐龙粪便和别的化学品。我们体内也全是垃圾。拿破仑的一个碳细胞搞不好就在你胳膊肘里。都是大自然在进行循环,永恒不断的循环。一切都是细菌,变成碳、氢、氧、氮,对吧?好好想想!”

“看到那些管子了没?”我们绕着垃圾场往上开。

“都在吸气。”管道很粗很醒目,直径大概60厘米,总令人好奇不已,浮想联翩。总长将近130公里的管道环绕着垃圾场,不断吸收着垃圾发酵产生的甲烷、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这些气体混合在一起,毒性致命。

管子连着长约120公里的地下沟槽和1400口气井的网络。甲烷极易爆炸,味道刺鼻,一直是危害环境的噩梦。然而,垃圾不断发酵,甲烷也势不可挡。于是,就诞生了这些管道,这是垃圾场的奇迹,是卫生局的工程师们率先采用的技术。

甲烷通过管道下山,传输到将气体转化为能源的设备中。甲烷充满锅炉,产生蒸汽,蒸汽带动涡轮,涡轮产生5800万瓦的电力,足够支撑7万个南加州的家庭。

目前,美国有大概425个垃圾场生产垃圾填埋气体,每年供电总量高达100亿千瓦时。这是一种绿色燃料,每年能替代1亿6900万桶原油或者356000节火车车厢的煤炭。

环保局的数据显示,使用填埋气体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公路上减少了1400万辆车,或是新增超过8万平方公里的森林。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垃圾场还能发电”我对乔说。

“哦,很多人都知道。”他说。

“不,他们不知道。我调查过。在家的时候,我问过很多人,都是普通人,每天制造着各种各样的垃圾,买很多垃圾袋,脑子里想的只是“要去扔垃圾”。说到这些垃圾最终的去处,他们根本不知道能用垃圾场的气体给家家户户发电,”我说,“你不觉得这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常识吗?”

他神色疲倦地看着我:“大姐,你觉得我这30年忙得要死是为了啥啊?”

他眨眨眼,摘掉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

“我就是在做这个啊,”他说,“我也没做别的,就是告诉人们我们在这儿做什么。但是,这个社会到底有多少时间来倾听和理解呢?嗯,答案是,社会对这个的兴趣挺低的。大家并不想知道自己产生的废物最后去了哪儿。这个领域的责任让大家都羞于启齿。”

车停下,我们下了车,站在那儿俯瞰整个垃圾场,里面全是垃圾,是今天清晨赫曼和其他司机同行倒在那儿的。从这里看过去,开放的垃圾场像个棕色巨碗,绵延3000多亩,一排疯狂的卡车正停在里面,喘着粗气,肚子里全是垃圾,迫不及待地等着卸货。

处理垃圾,是我们对自然的道歉

我们又上了车,感叹那些景观专家的成果。他把手臂伸出车窗,指着某个地方,就像一个老爷爷向旁人展示一个很有历史的区域。“看到那些细管子没?”他问,指着地上蜿蜒盘旋的灌溉用细管子。

“又是管子,”我说,“管子真多。”原本这里是一片荒凉,而通过这些管子,水流四方,逐渐苍翠繁茂,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

“还记得我带你看的污水处理工厂吗?”他说。然后狡黠地点着头,衬衫袖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着。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在说什么,灌溉水管和污水——

“不是吧——”我说。

“是的。”他说。

这些管子通的不是一般的水,而是从附近卫生局下属的污水处理厂引的废水,回收利用。

“是不是很巧妙?”他说。

他在一排围栏前停了车,这里是整个垃圾场的顶峰,下面就是马道,还有个草莓园。紧邻着垃圾场,一排排绿草挂着沉甸甸的果实,等待采摘。

“来看看草莓。”他用肩膀顶顶车门,门“吱呀”着不情不愿地打开。“好了,现在看到那些管子没?”他说。

“不是吧,”我说,“草莓也用那个浇?”

“是的。”

草莓园的灌溉,也是依赖于那些处理后的污水。

“这个是不是更巧妙?”他说。他弯弯膝盖,又轻轻拍了拍手站直。“你应该写写污水处理厂。”他说,“那个地方有大动作。”

垃圾场里,大家经常说起污水,到这个份上我显然也绕不过去了。乔和所有的工程师说起污水,都是耸耸肩膀满不在乎。不是什么大事。本来就是这样的流程。污水浇花,污水灌溉草莓。我却要花一段时间,才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哦,你好好想想,”乔说,“污水处理厂到底是什么?是对大自然的道歉,道歉说把那么多人放在一个地方。”

他停顿片刻,让我好消化思考这句话。

“大自然不是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准备的。自然其实更适合印第安人那样的生活:等你住的地方开始发臭了,收拾好帐篷,走掉。有种基本的人类本能,告诉你往哪儿走。”他伸出两只手,指着某个想象中的出口。

“原始社会的人们都清楚,自然最终都会将所有的生物回收利用,好让他们几年后再回去。”

自然赐予我们雨水、溪流、江河与海洋,进行消化吸收。“这只是一个很直接的环境工程的概念。”他朝汽车走去,帮我打开门,让我上车。

“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1立方英尺(约合0.03立方米)的水域,消化吸收,完成这个人不能完成的循环,”他说,“这个过程从你开始,由自然来完成。那么,要在哪里完成呢?如果你让我们洛杉矶地区1000万人的污水全都流到海洋里,那海洋可要糟透了。”

说着,他打了方向盘调头,往山下开。半路在一个眺望点停下,我们好好看了看远处的污水处理厂。就在I605公路的那头,坐落在小山坡之间。我感觉自己应该说点赞叹的话,但那工厂看上去和所有平淡、灰暗、硕大而无聊的工业建筑一样,路人走过,大概都会心生厌恶,因为这样一个地方实在是破坏风景。

“我们把本该在海洋或江河里发生的过程,转移到水箱里,”他说,“里面的细菌和自然界的细菌一样。基本上就是一大箱细菌培养液,模拟地上地下或者江河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一切更加集中地发生在水箱里。所以,江河里要花掉10天的事情,水箱里8个小时就完成了。”

这一切隐隐有点乌托邦的味道:

一个美丽的垃圾场,处处盛开着粉色的花朵;废水浇灌草莓;垃圾与泥沼提供5800万瓦的电力;垃圾堆上建起远足步道。

这一切看上去仿佛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而不是我们这个似乎末日将近的家园。

地球似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我们的贪婪与无度,它也许即将融化,也许即将爆炸,就算没这么严重,至少也会乱作一团。

上述情况当然都有可能发生,但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也是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人满怀激情与快乐,在修复它。这种修复带来的兴奋激动,发明创造带来的纯粹快乐,做好事造福人类的感召,都是他们工作的动力。

废物的回收利用,并不是小撮人的作秀

最后,我参观了这里最新的建筑,朋地岗材料回收处,简称MRF。

我对这个地方一直有点抗拒,这里就像外墙漆成薄荷绿的巨大的市政办公大楼,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枯燥乏味;也有可能是更简单的原因,我只是不愿意去面对其中属于自己的责任罢了。

MRF即将成为铁路垃圾处理系统的起点。垃圾就在这里进行分拣,留下好东西,卖掉,只把不能用的垃圾以昂贵的成本进行铁路运输。现在分拣已经开始了,把一些本来要扔到高高的朋地岗垃圾山上的东西回收了。

几乎所有和我交谈过的工程师都自豪地说起MRF:说这里有多大,大得能装下三架波音747飞机;说这里的设计多么环保,一共有五百多扇天窗,整个工程都使用了回收材料,从加固搭架子的钢梁,到天花板,再到地砖。

乔特别强调了他的贡献:一个观景台,供公众前来观摩。

“是我坚持的,”他说,“我就说,要让大家看看,他们的垃圾都怎么样了。”来到这里他很是兴奋,仿佛欢迎客人进入他刚买的豪宅。观景台简洁崭新,相当富有未来主义风格,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像飞机跑道那样安着一排地灯,发着微弱的光。

我们脚下的MRF正在忙碌:卡车从这巨大建筑的一端开进来,把垃圾倒出来;推土机把垃圾推到分拣层;体积较大的值钱的东西、木材、毯子和大纸箱都被拣出来,这些都是要回收利用的商业垃圾。

尽管这些垃圾只是洛杉矶郡所有垃圾中的九牛一毛,但对于乔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代表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垃圾都能够实现这样的回收。

大件的东西被挑出来以后,垃圾就通过传送带,进入自动分拣系统。最后来到分拣带,分拣员是一群戴着护目镜、头上用印花手帕包起来、蒙着医用口罩的女工,眼疾手快地挑拣着垃圾。

一个负责纸,一个负责干净塑料制品,一个负责铝制品,诸如此类,分工明确。分拣出来的材料打好包,等着未知的买主。

“是不是很棒?”乔双手搭在后裤兜上,俯瞰着这一切。

“说真的,我觉得看得有点郁闷。”我斜着身子靠在玻璃上,呼出的气在面前形成了薄雾。在那个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可怜人,不得不挑拣我的垃圾,免得这个星球喘不过气。

在垃圾场待得越久,我就越觉得自己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听这些比我进化得更全面、更高级的生物阐述高深的道理。他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不知怎么的,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自己的优越。我陷入了无尽的愧疚,也许任何人到这里来都会羞愧难当。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我说。

“哎哟喂,拜托,这里可容不下什么多愁善感啊。”他边说边领着我来到电梯间。

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天制造2.27公斤左右的垃圾,其中大约0.7公斤会被回收,全国的回收率大概在32%。这已经很好了。

毕竟,1989年,一艘叫做莫布罗4000的著名游艇曾经装着3000吨垃圾,在东海岸来来回回,寻找倾倒垃圾的地方。而那时候我们的回收率才16%。

这辆游艇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我们没地方倒垃圾了!加州率先提倡回收,于1989年颁布了一项法案,要求到2000年,加州各市的垃圾回收率必须达到50%。今天,旧金山的回收率是69%,全美城市第一。

从更大的远景,带着点神话的味道来说,这个目标是100%。实现零废弃。

具体来说,是不再把废品视作一个难题,而只是把它们看做制造业设计缺陷的结果。我们应该把一切都进行回收利用。

“就是画好这个圆,”乔和我一起走进电梯,“也许首先要控制我们的贪婪。我们现在想的还是老一套,就像爬虫一样,得到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那样才能快乐。”

爬虫?

“你看哈,一个人买了人生第一辆宝马,以为自己会很开心,”他说,“然后他跑去和鲍勃滑雪,结果鲍勃那辆宝马更好。这下完了。他本来应该很开心的!结果开心不起来。所以他还需要一栋三百多平米的大房子。”

我说,我觉得鲍勃和他的朋友们暂时是不会收手的。全美国都是消费者。我们没法控制自己。我们甚至不想控制自己。

他觉得这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甚至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

“我们还不够智慧,”他说,“我们太年轻。你当然可以说智人已经存在了很久了,但也就是15万年左右。我们完全是这个地球上的新手啊。如果以地球的时间来计算,我们还是初来乍到呢。”电梯停了,他伸手挡住门框,让我先出去。

“我们四肢发达了,心智却没跟上。”他说。

我们来到一楼,走在一条走廊上,鞋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嘎吱声。“我们知道如何制作很多东西,”他说,“但是对责任的意识却很迟缓。有多少人能有这个想法,说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让这个世界比我来的时候更好?只能说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吧,但路还很长。我们需要迈出下一步,意识到这个世界比一堆东西要广阔得多。”

这些话说得越多,他就越乐观:人们会越来越明智,越来越负责,越来越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求;全世界将充满谦谦君子!

我向他道歉,说我可看不出来,并坦白地说,在我的家乡,这样的回收并不多见。很多人觉得废物的回收利用是1990年代的时尚,如今重新流行,不过是一小撮人装模作样。有人说,用纸做的盆子,用塑料苏打瓶子改造的特别难看的腰带,最后不还是被扔进垃圾场了。所以干吗费这个劲啊?

“刚开始回收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他说,“纸质的东西不是很耐用,放在院子里6个月就会淋湿,变得软趴趴脏兮兮的。但是如果扔垃圾的成本越变越高,人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创造力。”我们去了工人的衣帽间,乔找了两顶安全帽和两双护目镜。

在朋地岗,扔一吨垃圾要给28美元。而通过铁路,将垃圾拉出洛杉矶盆地的成本是一吨60美元。“到一吨60美元的时候,人们就会很有创意了。”乔说。

“现在还有那种地毯公司,把地毯租给你,”乔说,“小小一块地毯,有人打翻了什么东西在上面,公司拿回去,把弄脏的毛刮下来,融化塑料,制成新的绒毛,又弄上去。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扔垃圾的成本高了。一切开始倒退。”

我问有没有什么事情会打击他的乐观。

“人们基本上都是善良的,除非身处糟糕的环境,”他说,“我们只需要一直给他们保持善良的理由,保持善良的机会。他们都想做好人,除非对自己有坏处,这样他们才会变得充满敌意。”

“听着,环保是科学,我们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回收重新与科学联系起来,就能让他们明白这个星球有多神奇。他们已经忘了这些神奇之处了。其实,不用花多少心力去联系,就能哇!出来的。就像躺在山顶上,看着群星,很容易就被震撼,喊着哇!我的天哪!真的不需要做多少调查研究,这个星球值得所有人去欣赏和感激。”

我们穿戴整齐,准备实地参观MRF。乔推开一扇门,我们走进去。特别像两个飞机棚,空间很大,高挑的天花板。分拣区嘎嘎作响的传送带只占了一个小角落。垃圾从上方一个大漏斗里掉到传送带上,沿途都有女工盯着,伸出手抓走什么东西。

我站在一个怀孕的西班牙妇女身后,她正从一堆垃圾里捡空苏打瓶。传送速度太快了,她差点漏掉一个完好无损的饮料罐子。

我俩目光相遇了,我羞愧难当,手足无措,只好露出笨拙的微笑,愚蠢地朝她竖起大拇指。

| 上海译文出版社《看不见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