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上周重新刊登1月9日旧文金融作家Peter Guy文章《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资本的面孔不再是香港》

每个王朝迟早都有落幕的一天。2018年,随着一整代香港商业与文化巨子离开人世,香港也挥别了一个时代。在他们事业鼎盛时期,曾把香港这座城市塑造成整个华人世界的资本中心,直到后来内地经济崛起。而他们的逝去以及留下的遗产将决定香港的未来。

新鸿基地产前董事局主席郭炳湘的去世,标志着香港房地产大亨时代的终结。拉开这场告别序幕的是新世界发展的创始人郑裕彤,他于1970年创办这家公司,2016年去世时在香港富豪榜上名列第三。也是在去年,李嘉诚正式退休并解除了对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权,这家跨行业巨型公司50年前是靠卖塑料花崭露头角的。

在这一代香港商业巨子的字典里,只有掠夺式资本主义,没有社群式资本主义。最明显的便是香港扭曲的房地产市场,政府可以允许开发商出售仅有停车位大小的私人“公寓”。房地产大亨阶层已经逐渐成为威胁香港社会稳定的因素

直到这些年,香港政府才慢慢认识到放任政策的结果是,房地产不是被当作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资源,而是开发商用于谋取私利的原材料。

除了商业巨子,香港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许多国际媒体和文化巨擘。查良镛(更被人所熟知的是他的笔名:金庸)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武侠小说家。

香港电影制片人邹文怀在1970年创立了嘉禾电影公司,通过影片把李小龙和成龙推介给了全世界。最初,是大通曼哈顿银行香港分行的一名银行家说服总部贷款给邹文怀拍第一部李小龙电影,邹文怀则把自己的公寓房拿出来做了抵押。今天,香港的文化产业或许再也也无法恢复其昔日的影响力了。

今天,年轻一代香港创业者甚至买不起一套公寓房,更别提拿它来做贷款抵押了。今年最好的商业建议或许来自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总监霍建宁,他建议年轻人不要购买香港标价过高的微型公寓,而应该投身内地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

香港的房地产、零售、公用事业和金融等领域已经卡特尔化,这种垄断性同业联盟导致经济举步维艰。特别是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就像经过一整晚牌局搏杀,最后所有钱都进了个别人的口袋。正如一名房地产大亨所说,“要在本地楼市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应付资产快速涨跌的能力。”而这也似乎是香港商业文化唯一传承下来的投机技巧。

香港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最大的问题在于,在持续很久的房地产繁荣之后,有产者掌控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资本,而这部分人又对除房产以外的其他投资缺乏兴趣。实际上,香港最富有的一些人正在离开中国,将资金投向海外。

在硅谷,技术资本十分适应科技产业,所以投资者往往会对这个行业再投资。而“新兴经济”公司在香港则很难筹到启动资金。而随着知识资本和成功新企业的涌向中国内地,这种技术资本遍地都是。

在中国努力获取超级大国影响力的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香港那些传统资本家面前。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当前贸易战带来的关税调整和经济形势变化的层面。它是卡尔·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描述中提出的核心问题:资本应该掌握在谁手里?资本主义者认为资本属于个人,而共产主义者认则为资本必须完全由国家掌握。在今天的意义上来说,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实物资本和知识产权。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资本形式与西方资本主义不相容。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资本高度集中与商业大亨之手的香港明显得无以复加。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商人觉得财产属于自己的家族而不属于国家。

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最致命的幻觉在于试图滞留在过去,一成不变地守着昔日的政策。未来的香港或许再也不会出现那种典型的商业大亨,因为内地已经找到了一种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表现更好、更长久的国家资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