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時代的特殊性,從我出生開始起,我人生的每一步,都跟着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革,由於我的個性原因,喜歡新生事物,都是處在歷史變革的風口浪尖上。所以我的個人成長史,實際上和中國社會的大背景離不開,我個人成長歷史,就是中國的發展史,就是這樣。」

劉曉慶的傳奇,也是當代中國傳奇的一部分。

作為一個女性,她在上山下鄉的年代生長,經歷了反物慾的計劃經濟,物慾至上的改革年代帶來的商品社會,在一個頑固、保守的國度,拒絕個性的集體社會裡,從事業到愛情婚姻,她膽大妄為、我行我素,倡導個性解放和個人主義,從下鄉知青到文工團演員,從電影明星到加入中國作協,從億萬富姐到階下囚徒,再次回到演藝圈的中心舞台。

回首秦城那段歲月

(劉曉慶 口述 張英 採訪整理)

當時《福布斯》雜誌中國百名富豪榜剛剛開始,第一年我第42位,本來我很引以為驕傲的,第二期是排名第43位,第三期我就被抓進去了。

當時,改革開放十年以來的十名首富,全部在秦城,我還看到過其中的一個。所以,我也莫言什麼委屈的,不管我願意不願意,這個劫我趕上了。

這個因果,不知道是不是我個性所致的。因為我也不想去秦城,人家說你這樣一下,人生就完整了。我說「我不想完整,咱倆換一下,行嗎?」

當我在秦城監獄裏的時候,當時我覺得很不好,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後來心反而特別寧靜和堅定,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錢沒有名,只不過是到名利場上去逛了一圈,那麼再回到原處,又有什麼關係。

秦城沒有什麼事兒干。結果我就去看書,什麼跑步、看書、學英文,就干這些事情。後來跟我關一個房間的女孩說,太好了,劉曉慶都進來了,我就不算什麼了。當時的場景,特別的好笑。我在秦城監獄裏獃著,所以將來我的野史也好,絕對不能說是叛國主義者絕對不行,我已經交代了我的親人,除了這個以外,別的編就編吧。

原來我就是靠雙手打的天下,然後出來我再打天下。以前打下的江山都失去了,全部變成負數,出來以後,發現自己欠了好多的錢,我也沒慌。現在回想,出來的那段時間,恰恰是我一生當中最幸福的時刻。這段經歷,我覺得確實是不可多得的財富。但是當時在秦城裏面的時候,不會這麼想。

作為歷史上繞不開的電影人,媒體也都有整版的篇幅報道我,採訪我,當時我真的是好感謝電影,它給了我很多很多,我的一生都是電影給的,它從來沒有忘記過我。

我們這代演員,潘虹、徐松子、陳冲等這批演員,很容易,順順利利地,拍了幾部電影,就紅了。這裏面,有我們自身的努力,也有改革帶給我們的幸運。

就中國的演員來講,自從有電影史以來,女演員也好,男演員也好,在藝術道路上,基本不能夠善終。電影和文化的歷史一樣,會受到時代變化和歷史的影響。基本上沒有像我們這一代演員,在電影的事業道路上,是很順利走到現在的。

所以我還是感謝時代。這與我的個性有關,性格和命運,社會與時代,密不可分。從我出生開始起,就跟着中國的這個歷史的變革,每一次的歷史變革,可能由於我的個性的原因,都是處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所以我的個人成長史,實際上大背景就是中國的發展史,是這樣的。

但是我就覺得就像好多人對我的評價,我覺得這個,他們說是,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我遇到很多風浪,這是最著名的一次風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能夠華麗的轉身。

Image result for 刘晓庆:我在秦城的日子

過去三十年,被人家說是劉曉慶時代,當時我自己也是很狂,不懂事。因為我們這一代的演員好多都出國了,所以我自己總說:無敵最寂寞,在影壇上佔據了幾十年,好像自己差不多了。作為一個演員,我是比較容易滿足的人,這輩子也差不多了。

我所有吃的苦,包括後來的遭遇,我都很感謝,還有那些所謂的敵人,那些反對過我的人,或者是生活當中遇到的困難,或者不理解的人,或者存心害我的人,現在,我覺得都是我的恩人。

我對我的人生是很滿意的。我沒有依靠過任何人,每一點成就都是我自己奮鬥得來的。一輩子那麼多的起起伏伏,成功和榮耀,坎坷和挫折,從農民到軍人,從城市到農村,那麼多的人生經歷和遭遇,其他人是不能夠複製的。

我當知青就比較小,全靠父母的那點影響和自己在生活中去學習成長。

(劉曉慶)

在農村幹活的那段時間,我沒有放棄希望。每天晚上,我就會望着星空,覺得一定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顆星星。就抱着這個信念,因為我帶着揚琴,我的專業成績太優秀了,我不能丟我的專業,每一天晚上,我就在操場上堅持練習揚琴。我絕對不能,在農村這兒一鋤頭一鋤頭,把自己的生命挖掉。

我父親是中醫,是體育學院保健系的主任,我跟我父親學過針灸,當地人有中暑暈倒的,我有時候就給他治一下。後來聲名傳出去了,經常有人找我看病。人家來找我,我就翻書看,你哪兒疼,應該是扎哪兒,還挺聲名遠揚的。

後來有一次,來了一個14歲的女孩,肚子疼。她媽媽把她帶來的,肚子疼的不行,結果我扎針了以後說更疼了。我說我不行了,就這麼點水平,我又不是專業醫生,結果她回去以後,生了個小孩。從此,我就再也不當醫生了。

我當時走到這一步真不容易。當時我父母還是牛鬼蛇神被批鬥,他們一起是川東地下黨的,江青當時說了一句話,說川東地下黨都是叛徒,一下子他們都倒霉了。結果這樣一個家庭,出了一個女兒當了兵,還把那個什麼五好家庭,什麼光榮軍人家庭什麼的牌子,就給貼在家裡大門上了。

後來我從農村去當兵,當了兵以後,個人的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都得到很大的鍛煉。當兵很辛苦,我第一天當兵,第二天就拉練,就一百多里路這麼走,走到路上後來都睡著了。經常是緊急集合,兩分鐘里,你就要把所有包打上,要到外面去站着。我也是一個好強的人。所以我當了十年兵,這種磨難,使得我真的覺得是無堅不摧,覺得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所以才想養成現在這種性格。

後來,我成為了部隊宣傳隊隊長,工作弄的也是挺火的,是樣板,然後達縣分軍區調到四川省軍區,從四川省軍區調到成都軍區的戰旗話劇團,前前後後調了七八個單位,最後到了北京,解放軍八一電影片廠,就是這樣,一步步走到現在,過程是非常的困難。

在軍隊里,我後來又被分配到圖書室,管這個圖書,看了好多傳記,比如《第三帝國的興旺》、《巴頓將軍傳》,什麼《拿坡侖戰役》,當時看了很多這些書,對我產生非常非常大的影響。雖然不能說是博覽群書,但我看完了所有我找得到的書,完全是自學成才,就是這樣。

每個人的人生里,有很多小的機會。你只要抓住很多小的機會,大的機會就會到來。我當時不知道,我將來能夠變成電影明星。當時根本沒有想這個事兒,就是一步步,工作做得最好,把自己的路走好。

本文是作者早前(2012年)對劉曉慶的獨家專訪。

我的榮譽都是電影給的

中國電影一百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剛(從秦城)出來,正好碰到中國電影百年的紀念,當時我真的是好感謝電影這個行業,給了我很多很多機會和榮譽,我的一生都是電影給的。

在我不同的人生階段,電影從來沒有忘記過我。比如中國電影百年,各種各樣的獎勵,都有我在裏面。我拍的好多電影入選中國電影百年經典片。

比方說老一代電影演員,他們受到時代的制約,可能最紅火的時候新中國成立了,原來的演戲道路斷掉了,必須改路子,從演城市愛情商業片改為演工農兵電影。

新中國成長起來的演員,像謝芳、王曉棠那一代,演到很好年華的時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然後電影全部停了。「文革」之前畢業的那一批電影學院的優秀學生,浪費和耽誤了十年。然後我們這一代演員,就長大了。

我們這代演員,潘虹、徐松子、陳冲等這批演員,很容易,順順利利地,拍了幾部電影,就紅了。這裏面,有我們自身的努力,也有改革帶給我們的幸運。我的個人成長史,實際上就是中國的發展史。

突然就紅了

《小花》劇照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沒有娛樂這個詞彙。電影、文學、藝術是放在文藝戰線裡頭的。從學者、媒體到電影圈裡頭的人,都把電影當成藝術,視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文革」結束,改革正在醞釀,人們的生活剛剛有一絲鬆動,日子很單調,人也很單純。

那時候,明星和影迷之間沒有清晰的距離和空間,很多規矩和標準,要在20年以後才確立起來。當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大眾電影》封面的時候,人們蜂擁而至,只是為了得到我的簽名,讀者來信用麻袋裝,我根本看不完,雲里霧裡的感覺遍布我全身。

在拍完《小花》、《婚禮》、《瞧這一家子》後,我發現自己不能出門了。在街頭飯館和朋友一起吃頓飯,樓上樓下和過道里,都圍滿了聞訊而來的影迷,根本無法下樓。等我在朋友的保護下殺出重圍時,身上的衣服被狂熱的觀眾撕爛了,墨鏡和帽子早已無影無蹤,腳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隻。

《神秘的大佛》問世後,這部武打片拿下了當年電影票房冠軍,電影學者、批評家和媒體認為這個電影不是藝術片,是一部商業電影,批評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在當時的文化語境里,扣上了這個帽子,等於徹底否定了這部電影。

我當時認為,觀眾需要思想性、藝術性都強的好影片,同時也需要一些娛樂性較強的好影片。就把自己的觀點寫成文章,談到拍《神秘的大佛》時的思考和辛苦,結果被編輯刪得一乾二淨。

我當時想走演技派演員的道路。我覺得演員是演出來的,就像祝希娟,她不是很漂亮,但是人家就會演,《吳瓊花》只有她演最合適,當時我覺得要做這樣的演員。接下的《原野》,我在這部電影里演花金子,讓我成為了一個成熟的演員。

我渴望演一個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來證實我的道路,我要盡最大的努力證明我並不是大家想的那樣沒文化、瘋瘋癲癲以及淺薄。後來的結果證明,《原野》接對了,讓我在表演上真正地開了竅。

當時,《原野》的作者曹禺,看了電影很感動,對我說:「很好,很動人,你演的比我寫的還要好!」

八十年代的個人奮鬥

《原野》在電影界內部放映了幾場,看電影的專家學者反應十分強烈。中國香港地區、美國、加拿大、意大利都買了這部影片的版權,在威尼斯電影節上,《原野》獲得了「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的榮譽。但受當時清除精神污染背景的影響,《原野》卻在國內停映了,不允許在國內發行。

《原野》被禁後,各種猜測、傳說不脛而走,最多的說法則是說我們拍了兩個版本,其中的一個版本是我拍了床上的裸體鏡頭。香港的一家雜誌登了這些消息,日本的報紙又轉載了這個新聞。人們相信謊言比相信真理的程度要深得多,大家都堅信不疑,並且爭相傳播。

可事實真相是我根本沒拍過裸體場面。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使別人相信,也沒有人聽我的解釋。在流言滿天飛的日子裏,我的「先進工作者」稱號在公布名單以後,被北影廠拿掉了。

後來,上海《文匯月刊》的梅朵、余之的提議,讓我寫一本傳記。我在北京西苑飯店開了一間房,拔掉了電話,花三天時間寫了《我的路》,發表在1982年6期《文匯月刊》上。

這期雜誌被一搶而空,加印了兩次,還是供不應求。《文匯報》也開始進行連載。《我的路》發表後沒過兩周,《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幾封讀者來信,標題是《我的路通向那裡》,並專門發表了編者按,第一句話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條個人奮鬥的路。」

接着《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光明日報》、《新民晚報》先後都發表了批評文章,各省市報刊也全文轉載了《中國青年報》的讀者來信及編者按。許多人在文章里批評我「鼓吹機會,這是宿命論。」有幾家省報因轉載了《我的路》而受到上級批評,在報紙上做公開檢查。

原來想出版《我的路》的7家出版社,也取消了出版計劃。我沒想到,區區三萬字的《我的路》,會引起那麼大的麻煩。我怎麼也想不通,寫篇文章說說自己的心裏話有什麼錯誤。

現在回想,《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軒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個:我在三十歲就寫了一本自傳,讓電影界、文藝界、媒體的老同志不滿意、生氣了,覺得我太狂了,找借口教訓下我。

感謝改革開放,最後,隨着政治風向的轉變,我獲得了新生和解放,不僅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還接連演了電影《芙蓉鎮》和《紅樓夢》。

《芙蓉鎮》劇照

藝術重要,生存也很重要

1980年代,除了富起來的個體戶外,中國人當時的收入都很低。

我的工資每月只有50元。在農場插隊當農民時每月工資27元;參軍以後每個月津貼6元,六年後提了幹部,工資漲為56元。調到北影,又降為50元。

拍《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的時候,我是北影廠派出的演員,不拿一分錢片酬。這兩部電影是屬於合拍片,投資方和導演團隊來自香港,演員香港、大陸都有。在待遇上實行一國兩制。

大陸的演員和工作人員,每頓兩個饅頭、一根粉腸、一塊黑鹹菜。香港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大魚大肉、青菜和香噴噴的白米飯。兩分鐘前都還一起演戲,兩分鐘後卻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後來我很生氣,就提出抗議,然後我享受到了香港演員的同等待遇,吃到肉、魚和米飯。但我要求給劇組的大陸工作人員統一實行香港工作人員的待遇,沒有被批准。

作為當時中國最紅的女明星,我表面風光,卻買不起衣服,住不起賓館,吃不起好的飯店。無數的應酬、活動在邀請我,請我去演出。但除了拍戲,所有的應酬我一律拒絕,我沒有時間,沒有心境,何況也沒有衣服穿。

那段時間,我也有自己的難處:外婆當時已90歲高齡,父母均體弱多病,妹妹在法國念書,3歲的孩子也在我家裡,六口人的開銷生活,我都要負責。在外拍電影從來沒有酬勞,錢都直接給了北影廠。而生活光憑50元工資,是遠遠不夠的。

當時,拍電影北影廠不給演員提供服裝,那時候演員也沒有商業贊助。一天,攝製組所在的西苑賓館來了兩個人,請我去河北邯鄲演出。他們說演四天二十五場。每場五十元!一場就是我一個月的工資。我被嚇住了。

當時一些文藝團體的演員參與社會演出,一個演員每場二塊錢。我考慮到自己在拍戲,還是回絕了邀請。3天後,這兩個人開出了每場150元的價錢。兩秒鐘後,我點頭答應了,跟劇組裡的副導演商量,把自己的戲份調到一星期以後,和王潔實、謝莉斯、姜昆、李文華、唐傑忠、蘇小明等北京文藝界的人,一起坐火車去了邯鄲演出。

我表演唱歌,150元!一首歌一共不到十五句,一句十元錢!錢太容易掙了。第一次走穴,就拿到了3700元人民幣,這在1983年的中國,可是一筆巨款。

因為天南地北的走穴演出,我的歌唱水平日臻成熟,錄了五盒歌唱磁帶,其中《劉曉慶的歌》還獲得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頒發的「雲雀獎」。

我記憶里最長的一次演出「走穴」,創下了中國演出市場的最高記錄,每天至少六場,多的時候八場,一共連演了四十七天。演出一場緊接一場,演員連上廁所的工夫都沒有。

靠着演出的原始積累,我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為以後的事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僅買了車、房,還把四川的親人都接到了北京。

1995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宣布下海經商,當老闆拍起了電視劇,出品和拍攝了《火燒阿房宮》、《逃之戀》、《火鳳凰》等電視連續劇。

做生意和做演員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思維,做生意是理性思維,做演員是感性思維,當時我非常年輕,又是一個女的,在生意場坐都坐不穩,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打下了一個曉慶王國。

回首當年的劫難

當時《福布斯》雜誌中國百名富豪榜剛剛開始,第一年我第42位,本來我很引以為驕傲的,第二期排名第43位,第三期我就被抓進去了。

當我在秦城監獄的時候,覺得很不好,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後來心反而特別寧靜和堅定,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錢、沒有名,只不過是到名利場上逛了一圈,再回到原處。

秦城沒有什麼事兒干。結果我就跑步、看書、學英文。

在秦城的那些日子,看到電視里放的電影,我就想,可能我一生都不會再演戲了。因為我進秦城的時候,已經不年輕了。我是1955年出生的,當時45歲了,對演員來說,過了演戲的黃金時代了。

按道理說,我名義下的那些公司,我根本就沒有參與過運營管理,這些公司有直接的總經理、經理人負責,它在經營上和所有的公司一樣,可能有一些問題。當時國家的稅法不健全,法律不健全,如果按照對付我們的標準,基本上家家公司都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曾經人家說我是影視圈的第一老闆。可見我企業做得還是很成功的,不然怎麼會有稅的問題。其實我主要是做房地產,涉及各個領域,加濕器、服裝、化妝品,影視公司是最後才成立的,就是這個小公司,有稅的問題。

當時我就覺得,我從另外一個領域,證明了我的才華。這個稅案並不是說我做生意不成功,恰恰證明我是成功的,因為有收入才上稅嘛,一個註冊只有50萬的小公司,是我公司里最小的一個公司。

我名義下20多家公司,他們就查了其中最小的文化影視公司。作為我個人,是一分錢的問題都沒有。我只是被他們請到看守所,強制配合接受他們的調查。

出來以後,發現自己欠了好多錢,我也沒慌。現在回想,出來的那段時間,恰恰是我一生當中最幸福的時刻。這段經歷,我覺得確實是不可多得的財富。但當時在秦城裏面不會這麼想。

我做到了「鹹魚翻身」

一般來說,一個演員,有我這樣的經歷以後,藝術道路是要夭折的。我剛從秦城監獄出來,很多人都覺得我完了,有的說是鹹魚浮水,一看死定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拍了好多戲、電影,仍然受到大家的歡迎,活躍在影視戰線,我覺得不要說別人,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奇蹟。

演員這個職業是我可以掌控的,也是讓我心安理得的。我一心一意做演員,在很短的時間裏,接拍了《281封信》、《永樂英雄兒女傳》、《大宋碑歌》、《誰主沉浮》等近千集電視連續劇,回到了影視圈。

那會兒我欠債累累,就是跑碼頭嘛,只要給我錢,我什麼戲都演。朋友們都特別理解,他們都知道我缺錢。我拍了好多電視劇,培養了不少年輕觀眾。過去電影的觀眾,也沒有喪失。作為一個女演員,在創造不同的藝術形象上,我還有很多可能性。

我還打算寫第三本傳記。出傳記也是為了以後人家拍我的自傳電影方便,現在已經有好多家公司聯繫我,想拍我的傳記片。至少我活着的時候是不同意的,但死了以後就不好說了。我的野史又特別多,我想還原真實的自己。

《我的路》、《我這八年》以後十幾年裡,我沒寫過一個字。那個媒體上的劉曉慶,張牙舞爪,咄咄逼人,叱吒風雲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說我和每一個我所合作的導演睡覺、生活作風不正派;偷稅漏稅,離婚,打觀眾、同記者吵架……,都是瞎編的八卦,不是真實的,我看那個劉曉慶,我覺得都是在說另外一個人,不是我自己。

我有過很狂的時候,在上世紀80年代,覺得自己名揚天下、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見到記者就打架,惡名遠揚。現在我的個性還是很張揚,但在公眾場合收斂多了,不會再那麼鋒芒畢露,傷到別人就不好了。而且現在影視圈這山還有那山高,人多,競爭激烈,不像當年,就那麼幾個人。

我把第三本書命名為《我的N次危機》,因為尼克松寫了一本書叫《我的六次危機》,後來我一想我才不止六次,太多次了,這本書是肯定要寫的。

初中就去農村當知青

我受父母影響比較大,對別人的優點特別敏感。我父親是一個醫學教授,性格很溫和,我的母親是教育學院畢業的,是四川體育學院附中的校長,性格非常好強,對我和妹妹要求特別高。

我們家裡只有我和我妹妹,如果我們在學校,比方說拿回來的成績單,小學不是雙百分,是99,我媽媽臉就垮下來了。我妹妹都是雙百,我經常還會因為一個標點符號錯了,只拿99分。所以,我們家裡是慈父嚴母。

由於我母親的教育,我從小學三年級起,就開始看長篇小說,比較早熟。

後來,差不多初中畢業,我們下鄉去當知青。初中,我讀的是四川音樂學院附中,初中班實際上招了我們這一班,下面還有一班。

讀完了初二,一半學生分到邊遠地區做普通農民,一半學生去少數民族地區做農場工人,每個月29.5元,帶薪勞動。因為拿工資,所以乾的活是全天的工,非常辛苦。我就記得,當時玉米葉子邊緣有很多尖齒,我在摘花粉的時候,玉米葉子尖從我的眼球當中划過,整個世界就變成一片血紅,我想眼睛肯定完了,而且根本沒有人幫忙,因為誰都有一堆活要干,都是一個人管兩畝地。

當時我在地里蹲了好長時間,眼睛很疼,流了很多淚,幸好沒有什麼大的影響。我當時指望當地的男農民來幫我幹活,這樣我就嫁給他,誰對我好我就嫁給他,結果沒有。因為當地農民,不會看上我們這種嬌氣包,他們都喜歡身強力壯的,能夠幹活,拿600個工分的女勞力。農村婦女很辛苦,下地幹活,餵豬、做飯很能幹,然後還要照顧家庭。像我們這種嬌氣包,幹活根本就不行,花拳秀腿,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父親是中醫,是體育學院保健系主任,我跟父親學過針灸,當地人有中暑暈倒的,我有時候就給他治一下。後來聲名傳出去了,經常有人找我看病。人家來找我,我就翻書看,你哪兒疼,應該是扎哪兒。後來因為表現好,我還得了一個農場的「五好工人獎」。現在回想,我拿過那麼多獎,除了傑出華人獎,就是那次「五好工人獎」印象最好了。

揚琴讓我當了文藝兵

在農村幹活的那段時間,我沒有放棄希望。每天晚上,我會望着星空,覺得一定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顆星星。我帶着揚琴,我的專業成績太優秀了,我不能丟我的專業,每天晚上,我就在操場上堅持練習揚琴。自己打揚琴自己唱歌,好多當地農民來聽。後來修襄渝鐵路,成立了一個宣傳隊,我在宣傳隊當隊長,在修鐵路施工現場演出。後來,軍隊普及樣板戲,到處招演員,就聽說我這個農場,有個人是音樂學院附中畢業的,會彈揚琴唱歌。然後他們找到我,問我願不願意當兵?

農場這邊不放人,怎麼辦?他們問,你敢不敢跑?我說怎麼跑?他給我留了一個名字,讓我去達縣軍分區找他。當天晚上,我和宣傳隊的人吃了一頓鐵路上那種民工飯。第二天,我帶着揚琴,就坐了一個貨車,到了達縣軍分區。

我本來在學校成績就挺優秀的,主科是揚琴,鋼琴和聲樂是副科,舞蹈也很突出。十八般武藝一使,就把部隊面試的工作人員,給震住了,當天我就穿了軍裝,就這樣當了兵。當時我父母還是牛鬼蛇神被批鬥。

當兵很辛苦,當兵第二天就拉練,一百多里路,走到後來都睡著了。經常是緊急集合,兩分鐘,你就要把所有包打上,要到外面去站着。我也是一個好強的人。所以我當了十年兵,這種磨難,使得我真的覺得是無堅不摧,覺得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所以才養成我現在這種性格。

在軍隊,我後來又被分配到圖書室管圖書,看了好多傳記,比如《第三帝國的興旺》、《巴頓將軍傳》,《拿坡侖戰役》,當時看了很多這些書,對我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後來,我成為了部隊宣傳隊隊長,工作弄得也挺火的,是樣板,然後從達縣分軍區調到四川省軍區,從四川省軍區調到成都軍區的戰旗話劇團,前前後後調了七八個單位,最後到了北京,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

每個人的人生里,有很多小的機會。你只要抓住很多小的機會,大的機會就會到來。我當時不知道,我將來能夠變成電影明星。當時根本沒有想這個事兒,就是一步步,工作做得最好,把自己的路走好。人生在不同階段,到了一定程度我就對自己說,你應該做新的事了。

生活中,我本人脾氣是很好的,大家都不會相信。性格屬於那種俯首甘為孺子牛,對朋友對家庭、親友都很好。我只是在工作上特別嚴格,有的時候很尖銳,沒有辦法,就好比一個醫生要治病救人,在開刀的時候,助手要是叉子、剪刀拿得不對,醫生會一下子甩出去,因為要爭分奪秒救人嘛。我們拍戲有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情況。

在影視圈裡,我不僅不潛規則,我還幫了好多人。當今的好多大腕,其實都是我發現,我先提攜他們,幫助他們的。

經常有人問我多大,其實每個人都知道我多大。我經常覺得,我好像有200多歲了,因為我已經活過好多個不同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