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学霸徐同学720分(总分750)、江苏高考出分接连冲上了热搜,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江浙学霸的热议。

 

其实在今年高考前,江苏因宣布2020年重回全国卷,就已经上过一轮热搜。最热门的一条评论就是“表面上,江苏高考改革:并入全国卷,本质上,全国卷改革:并入江苏卷。”

 

因为在全中国考生心中,永远记得模拟考试时被江浙卷“地狱级”难度支配的恐惧,而在这两地高考中活下来的,就是传说中的江浙学霸。

 

江浙考生笑而不语,笑着笑着,泪水就流下来了。

 

江浙出学霸,这个流传已久的传说究竟是怎么来的?曾经把全国各地的人虐哭的江浙人,今天还能笑到最后吗?

科举霸主的诞生

在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是考中进士,在皇宫里觐见皇帝,从野生的学霸变成钦定的学霸。

 

因此,我们看看历朝历代进士的情况,就知道江浙学霸有多可怕。

 

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了两宋进士的地域分布状况,总共28933名。

 

虽然按各路(宋代政区单位)分,最高的是福建路的7144名,但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和江南东路加起来,有11149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而这三路的地域就大致是今天的江浙,加上一点赣北和徽南[1]。

南京著名景点夫子庙位于秦淮河北岸贡院街,始建于宋朝景佑元年,由东晋学宫扩建而成,后因战乱,历次毁坏又重建。明清时期,秦淮地区以当时最大规模的考场江南贡院为核心,每年数以万计的学子来此地求取功名

江浙学霸的崛起,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有紧密关系。自从南北朝以后,北方长年处于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争战的前线,经济、文化遭受摧残。

 

宋朝和辽、西夏对峙,北方远不如南方稳定、繁荣,这种差距很快体现在科举上。贾志扬发现,北宋所有进士中,南方诸路占95.2%,北方诸路只有区区4.8%——而南方诸路又以江浙诸路为翘楚[1]。

 

因为江浙学霸碾压得实在太过分,北宋时两位名人还为此吵过一架——他们分别是小时候砸过缸的山西人司马光,和写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江西人欧阳修。

 

作为北方代表,司马光建议皇帝照顾北方学生,各路分配定额来录取,和现在的高考配额制度如出一辙。这当然遭到了南方人欧阳修的强烈反对。

 

最后,朝廷出于折中,还是增加了北方的配额——但前文的统计数据已经告诉我们,这并没有阻止江浙学霸。

 

最极端的时候,甚至有南方人跑到名额优渥的首都开封府去冒名考试,看来“高考移民、异地高考”这种事早在宋代就出现了[1]。

 

到了明朝,防止南方人吃掉太多名额,开始实行南北分卷的制度,跟现在全国卷易、江苏卷难的局面又惊人相似。

 

但不同的是,南卷本身并不按省分配名额,也就是说,江浙人吃不掉北方人的名额,但还可以吃掉广东人、福建人、湖南人……的名额。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河下古镇内沈坤状元府的夜色。沈坤为明嘉靖人士,嘉靖二十年中进士一甲第一名,钦赐状元及第。后遭奸臣诬陷,拷死于狱中

明宣宗实行南北分卷后,十多年间的六榜进士里,南卷共出了398名,其中浙江占109名、南直隶(大致即江苏、安徽)62名、江西138名。

 

虽然江西最多,但是江浙也毫无愧色——毕竟湖广(即湖南、湖北)才19名,而广东只有可怜的11名[2]。

 

清代从康熙开始废除南北分卷,改按各省配额,虽然江苏、浙江的配额较高——比如1889年会试中额,江苏25名、浙江24名、江西22名、山东21名。

 

单纯看进士数量,已经体现不出江浙学霸的碾压性优势了。

 

没关系,考上进士的人数没办法碾压,江浙可以在排名上碾压。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环是“殿试”,也就是所有考中进士的人再到皇宫里接受皇帝的最后一轮考试,虽然大家都已经是进士,但还可以再排个一甲、二甲、三甲的座次。

 

结果,清代的342名一甲进士中,江苏以110名占34.8%,浙江以81名占23.7%,江浙人联手占去58.5%的名额,在全国学霸的终极一战中妥妥地碾压别人[2]。

南京夫子庙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内拍摄的“西洋镜”

清代的苏州人汪琬在翰林院当官时,曾经被同僚嘲笑不知道苏州有什么特产。汪琬只是很低调地说了两件:梨园子弟,科举状元,就堵得众人无言以对[3]。

江浙学霸优势不再

走出科举时代之后,江浙学霸们仍然占据神坛。

 

民国的一流大学——各所国立大学,没有实行现在高考的分省配额制度,全国统一分数线一起招。因交通不发达等原因,省内学生总是会占大多数,但刨除本省因素后,从1931、1932、1934年和1938-1943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江浙的学生数量仍然名列前茅。

 

再看北大、清华两所学校,民国时期江浙学生在北大所占比例虽不如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但仍然在南方省份中占居前列;而清华则非常偏爱江浙学生,江苏、浙江人占比top3,在这所公认非常难考的学校上,江浙学霸大显神威[5]。

2016年浙江湖州长兴中学,张同学因高考成绩优异受到广泛关注

 要真实感受晚清民国江浙学霸的实力,我们可以看看解放后两院院士的数据。据统计,1910年前出生的院士中,来自江浙两省的占将近一半,而1911-1930年出生的院士,江浙人也占了33%[6]。

 

这些人主要是在民国时期受教育并成为了学霸,之后获得两院院士称号,也只是相当于加封一个“学霸中的学霸”。可见在民国读书人中,江浙人依然有睥睨全国的底气。

2018年江苏灌云县院士风采馆内部展示台,县级建立“院士馆”,这在国内尚属首例

但如果把眼光拉到长远的时间段,我们将会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江浙学霸在全国的地位,从科举时代之后逐渐衰落。

 

比如刚刚提到的院士数量,实际上在更年轻的院士中,江浙人的比例已经在逐步下降,安徽、湖南等省的占比开始提高,在最顶尖的学霸中,江浙的优势没有那么突出了[6]。

图源:基于中国院士群体特征分析的新时代人才合理化建设研究[6]

而大学的招生数据更显残酷。

 

从2011-2015年的各省本科第一批次的平均录取率来看,浙江12.30%,排名第12,位于全国中游;江苏则是9.38%,排名18,被远远甩在后面。

 

相比之下,top3的北京、天津、上海都超过20.95%,西部省份青海、宁夏、新疆也在13%以上。

 

如果把目光再次投到学霸的通用标准——北大清华,那江浙人已经不吃香了。2016年各省的北大清华录取率显示,浙江还能排名第4,而江苏则被甩到第13。而且和北京1%、上海0.4%、天津0.24%的录取率相比,浙江的0.1%、江苏的0.08%,说“盛产学霸”都没有底气了[8]。

2019年6月4日,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一名高三学生在食堂排队时,手中拿着笔记本书写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盛产学霸”的光环逐渐褪去,就变成了让江浙学生焦虑的紧箍咒。

江浙学霸都去哪儿了

在科举时代,决定江浙多学霸的是雄厚的财力和发达的城镇化。

 

历史学家范金民研究发现,江浙的进士地域分布实际上很不均衡,进士集中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城市及其郊区的县,这些都是信息流通便捷、物质条件优厚的都市。

 

江浙进士不但聚集在都市周围,还集中于江南的世家大姓之中。比如明清两代姓顾的进士,有68%出于江浙,沈姓则是64%,浦姓进士16人,只有一个不是江浙人[10]。

 

所以,江浙学霸的背后是有钱的地方、有钱的家庭。“书中自有黄金屋”只是鸡汤,学霸们很可能本来就在黄金屋里出生。

明代万历年间名闻遐迩的东林党人代表顾宪成就是无锡望族顾氏后代,曾在14岁写下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兄弟顾允成先后在明万历八年、十四年考中进士,在“东林八贤”中占据二席

古代的教育资源更多依靠地方和家族的富庶,朝廷对此没有太多管控力。时过境迁,如今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资源的跨区域调配比古代要强得多。

 

如今,江浙人在高考之前和高考中都面临重重阻碍,学霸的后备军不再强悍,盛产学霸也逐渐变成了一个过时的神话。

 

论高校数量,江苏全国最多,但江苏的学霸们面对着高考分省配额的天花板。

总有江湖传言,北大是北京人的北大,南大却是全国人民的南大。图为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汉口路正门通往教学楼的主干道

“跨省生源调处计划”、“中西部协作计划”等政策,让江苏承担了调出省内考生、吸收省外考生的重任。

 

2016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通知,上述两个计划分别需要江苏省调出3.8万人、1.91万人的生源给中西部省份[7]。

 

虽然政策制定者认为,江苏是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也比较高,理应照顾一下落后地区,但从上文提到的录取率数据看,留给江苏人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而浙江只有10所一批次大学,全国排名15。由于高校数量少、各中学之间成绩差距悬殊,浙江人想成为学霸,就得从初中开始残酷竞争。

 

对于浙江学生来说,高中分成三个梯级:杭州二中、学军中学等省城的好高中,可以奋斗个985、211;嘉兴一中为代表的地级市优质高中,确保一本、力争重点;而农村中学的出路相当坎坷。

 

浙江的初中升高中,多年来采取“中考+保送”的做法,保送生可以直接上全省最好的几所高中,而保送的依据需要包括进初中三年的成绩。对于浙江的学生来说,刚刚结束懵懵懂懂的小学,上初中的第一次考试,就要为高考做准备了。

2013年1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一位小学生放学后,在人民广场上的一块广告牌上写作业

与其说“江浙盛产学霸”,不如说江浙学生不得不发愤图强、为自己拼一条血路出来。激烈的省内竞争才是江浙学生显得尤其勤奋的重要原因。

 

江苏虽然高校数量多,但也有属于江苏人的焦虑——省内苏南、苏北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难以比肩,教育和高考同样拉开距离。

 

早在90年代初,江苏省在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时,就明确以苏南为先行[6]。率先实施素质教育多年,试卷难度一再降低,“苏锡常镇”苏南四市的联考卷苏北的高三老师都不屑展开讲讲,对完答案就赶紧做下一套了。

2016年5月24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高级中学的高三学生在上晚自习

县中模式下的苏北学生学习生活要比苏南更单调而刻苦,但最后的高考成绩却不如苏南。2018年高考,苏北的徐州本科上线率68.49%,一本上线率则是17.1%;但苏南的苏州这两项数据则是92.5%、40%,无锡更是高达94.29%、45.71%——差距可谓悬殊[7][8]。

 

为此,江苏省内曾萌生过一个极端的设想:既然高考已经分省划线了,为啥不能再下放一级,在江苏省内分市划线呢?13个市13条分数线,才更加公平嘛!

 

在相关人士的提案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他们认为省内某些市的成绩太好,已经威胁到了其他市的高等教育发展[9]。

2012年6月6日高考前一天,一位考生家长在在南京夫子庙悬挂“金榜题名”心愿牌

苏北的学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一样是江苏人,却和苏南差距悬殊,他们能做的,只有一遍一遍做题,努力成为县中学霸。出了县城、走进大学,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普通人。

 

似乎无论在哪个时代,学霸都不止跟“好好学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