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碎碎念的短文。寫長文寫累了,隨手寫一篇沒深度的短文當甜品。
 
 
1962年,中國大陸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後一年,廣東各地的人湧向深圳,發生了小規模的逃港潮。
 
部分飢餓的民眾意圖進入香港,當時他們無糧無水,缺衣少葯,困守在梧桐山上。
 
38歲的金庸此時創立《明報》三年,銷量慘淡,一年不過2.8萬訂閱量,靠他的《倚天屠龍記》和娛樂新聞維持,面對逃港潮,香港媒體均默不作聲,金庸也沒有說話。
 
金庸出身《大公報》,當時他還在觀望大勢,《大公報》不報道,他就不敢報道。
 
到4月,《明報》的記者常去深港邊界採訪,回來都心情沉重,並質疑老闆金庸“這樣的大消息也不登?”,採訪部主任雷煒坡和記者陳非甚至以辭職相逼,才說服金庸報道。
 
從5月8日起,《明報》零星試探着報道了難民潮,11日,下定決心的金庸派出所有記者到沙頭角、粉嶺、元朗、羅湖等移民聚集區一線採訪。
 
隨後《明報》對邊界難民進行了多日頭條跟蹤報道,當中部分大陸人是獲得了合法出境手續,但香港並不予接收,他們在大陸已經取消了糧票,沒有回頭路,只有連續想辦法偷渡,“失敗了六七次還在想辦法”。
 
人浪沖向香港,二十四小時不停,香港當局頗感棘手。
 
14日,《明報》發布《邊境採訪記》,介紹“大陸同胞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繼續源源進入香港境內,自晨至午又有數百人被逮捕”,《明報》記者龍國雲看到,香港當局出動大批警察攔截難民,導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婦幼在山上摔倒跌傷,水盡糧絕,不得己而吃樹皮、木菌,別無他法,只有坐以待斃。
 
《明報》迅速刊文,號召香港市民救助同胞,市民紛紛向《明報》捐款救人,當天就收到1516元,《明報》還說“我們大多數也來自大陸,更不能見死不救……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們能夠謹慎地,合乎人道地處理這個難題,我們也不想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
 
《明報》發文七日後,香港其它大報才紛紛跟上,邊境沿線的香港市民聽聞消息,會給大陸入境者施茶送飯。《明報》刊文說“以彈丸之地的香港,無論如何是無法收容太多人,但所來的每一個人,又都是我們的同胞,怎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露宿荒山,妻離子散?”
 
5月底,人潮散去,香港政府開始安置難民,給予來港大陸人身份證明,可以到移民局辦理,許多人以為有詐,不敢去登記身份,《明報》發文解釋,《新來港人士領身份證,當局今起實施新辦法》,文章報道後,領證人士隔夜排隊,許多人得到了香港身份。
 
至此事後,金庸的《明報》銷量攀升到每日3.5萬份,也不再靠他的武俠小說和娛樂八卦生存,社評成為《明報》的重要分支,其後,金庸在香港的影響力日盛。
 
2018年10月30日,二十世紀華人影響力最大的通俗作家金庸於香港養和醫院逝世,享年94歲。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對大陸的幫助是巨大的。
 
就在2016年,港資企業還佔境外投資的28%,共13.6萬戶,雖然這中間有很多內地企業去香港包裝一下號稱港資,也有其它國家僅通過香港過道來投資,但香港本身的特殊性不容置疑。
 
深圳剛剛起家時,蛇口工業園就是靠吸引香港資本進來才逐步發展得起來,從1979年只有2家香港企業,到1982年就有17家香港企業共1.1億港幣投資,說深圳初期是吸收着香港的養分長大並不過分。
 
不可否認的是,沒有香港,就沒有後面發展得這麼迅猛的深圳。
 
那時候的香港,在經濟上哺育深圳特區,在文化上有金庸這樣的小說大師,和成龍這樣的超級巨星,在情感上,對大陸更情誼深厚。
 
1998年全國大洪災,香港向內地捐款6.8億,位居世界第一。
 
2008年汶川地震,港府撥出90億港元巨額賑災資金設立基金,民間捐款更達到33億港元,這麼龐大的數字,是耗香港幾乎全城賑災而來,其中李嘉誠捐款1.3億,李兆基捐款1.1億,邵逸夫捐款1億,香港樂施會在全港設立了200個站點募捐,銅鑼灣、尖沙咀、九龍公園全是籌款攤點,市民捐款甚至要排隊,全香港人走上街頭捐款,連60歲的阿婆都把子女給的3萬塊生活費拿出來捐給四川人民。
 
香港當時總共600萬人口,33億捐款,相當於每個香港人給汶川捐款了550元港幣。(但隨後2011年是轉折之年,當時郭美美炫富事發,香港人質疑捐款被挪用,2013年雅安地震香港就只收到區區1500萬港幣民眾捐款。)
 
僅僅還在十年前,香港還曾離我們這麼親近。
 
 
 
2019年,金庸去世的第二年,香港風雲突變。
 
安定繁榮了幾十年的香港,在跟大陸有深厚故土情懷的老一輩逐漸去世後,已經街頭散步兩個月了。
 
兩個月時間,香港經濟進入衰退風險,2019年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了0.3%,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預計負增長,香港財政司司長預測全年經濟增長率只有0-1%。
 
香港的四大產業分別受到了動搖,旅遊業方面,全球已經有22個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警惕國民謹慎前往香港旅行,6月份訪港人數下降了77萬次,7-8月初跌勢愈猛(數據還未發布),未來還會不斷惡化,香港一家著名旅行社去年7月接待了600個團,今年就只接待了40個團,預計8月份訪港人數至於下跌40%。貿易物流方面方面,第二季度整體貨物出口下降了5.4%,影響到18萬人的生計,零售銷售貨量6月下跌了7.6%,餐飲業第二季收益下跌了4.6%,為最近十年最差,香港政府近期推出100多億援助計劃,只能對經濟起到0.3%的作用。
 
國際評級機構也在憂慮香港的暴力升級,雖然香港金融底子厚實,但社會動蕩已經損壞到香港金融環境。
 
香港已不可避免走向下行通道。
 
 
就在香港猛烈下跌之時,40年前還需要扶貧,現在GDP卻已經超過香港的前小弟深圳卻迎來極大利好,前天,《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將使深圳在40年後,迎來第二次改革紅利。
 
通知將預示着深圳在5G人工智能、數字文化和創意文化產業、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的創新應用、通信與醫療科學創業、海洋產業五大產業將享受時代紅利。
 
5G與人工智能產業將主要利好:
 
1. 支持深圳建設5G、人工智能。
2. 支持深圳網絡空間科學與技術。
3. 支持深圳發展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實驗等重大創新載體。
4. 探索建設國際科技信息中心和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
 
文化產業和旅遊業主要利好:
 
1. 用好香港、澳門會展資源和行業優勢,組織舉辦大型文創展覽。
2. 打造一批國際性的中國文化品牌。
3. 設立面向全球的創意設計大獎。
4. 支持深圳大力發展數字文化產業和創意文化產業。
5. 加強粵港澳數字創意產業合作。
6. 支持深圳建設創新創意設計學院。
7. 引進世界高端創意。
 
旅遊產業則主要受利在:
 
1. 探索研究簡化郵輪、遊艇及旅客出入境手續。
2. 進一步增加國際班輪航線。
3. 推動文 化和旅遊融合發展。
4. 豐富中外文化交流內容。
5. 有序推動國際郵輪港建設。(都是圍繞着郵輪業在進行)
 
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的創新應用主要受利在:
 
1. 要促進深圳與港澳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
2. 要在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
3. 探索創新的跨境金融監管方式。
 
通信和醫療科學產業主要受利在:
 
1. 大力發展戰略性創新新興產業。
2. 開展市場准入和市場監管體制機制的改革試點,建立更具彈性包容的監管機制。
3. 發展智能經濟、健康產業等新產業新業態,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試驗區。
 
海洋產業利好:
 
1. 深圳加快建設全球海洋城市,組建海洋大學和國家深海科考中心。
2. 設立創建國際海洋開發銀行。
 
在引進人才、招商引資、制度創新等等方面深圳也將先試先行。時代機遇就在眼前,能不能順流抓住,就看每個人的眼光和行動。
 
深圳的發展紅利,就這樣大模大樣,寫在文件里了。上面這段文字,本質就是一份戰略投資指南。
 
 
 
在深圳全面開花,向新領域進發之時,香港還深深沉醉於地產業與街頭散步。
 
中國封建時代,有錢只能買地,現代香港人,有錢只會買樓,財富一樣集中到土地,只是換了個模式,用土地尋租剝削民眾,而不去發展新科技,新產業,而這麼發達的經濟體,大學錄取率甚至僅有17%,這樣忽視科技而重視土地,最終一定會走向社會極度動蕩。
 
現在香港四大產業中,有三大命中注定將會走向衰落,只有金融業能長久支撐。
 
香港的金融業暫時是不可替代的。
 
很多人一直好奇一件事,為什麼香港的大法官全是英國人?為什麼上次佔中事件,反而是幾名香港警察被判入獄?為什麼現在上街散步的那些暴力廢青,總是會被司法機構保護?香港的司法機構怎麼這個樣子?為什麼不管?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香港的金融體制。
 
這一點也不魔幻,香港採用的是英美法系,司法請的都是英國專家,而從海外進來的資金,只相信他們熟悉的,執行英美法系的政府,只有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他們才覺得安全。
作為人民幣最大的離岸市場,還有最重要的外資進入中國大陸的通道,為了全中國的金融安全,就只有讓香港繼續執行英美法系,所以才會發生一系列奇怪的香港司法機構(都是些英國人)不保護香港警方的古怪行為。
 
所以香港兩個月的散步絕不能演變成暴亂,我們香港警方一忍再忍,絕不將事態升級,這麼長時間,也沒有任何一個散步的暴力廢青被警方打傷打殘,就是這個原因(換世界上其它國家一個地方試試,早就被打死幾個了)。
 
一切都是為了中國的金融安全,不被美方從貿易戰拖到金融戰。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一直是非常理智而清醒的。
 
從上面可以看到,香港最大的獨特優勢是什麼?就是建立在英美法系基礎上的金融體制,這一點,是現在上海和深圳怎麼都取代不了的。
 
 
 
但深圳發展得這麼快,而且現在又獲得了這麼高規格的政策紅利,短期內是不會變,長期可不好說。
 
對於深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區,中國人民大學何偉文研究員就認為,現在是意識、體制的新突破,先要有意識上的認知,要突破體制的僵化點。
 
這裡面,可能暗示着深圳在法律或者其它問題上,有改革的權利空間。
 
而香港也不應該因守在房地產和金融,恰恰要把內地的開放做為香港的新機遇,只是單獨看到兩座城市爭奪發展空間,只是一種零和遊戲,要站在面向全球競爭的角度來看,奪取全球資源。港珠澳大橋連深圳都沒有關聯,主要就是以香港為核心帶動發展,中央政府的誠意清晰可見,深圳的發展是不可能關起來門來自己發展,是需要跟香港密切聯繫的,香港更要把握好現在的新機遇,從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里積極爭取利益。
 
我已經寫過很多香港的文章,也在HK街頭採訪過很多港人,真心希望看到香港能多抓機遇少折騰,歷史的機會稍縱即逝,可能也就五年十年,如果有一天深圳或者上海完全擁有自己立法的特權,那才是香港經濟真正淪陷的日子。
 
按照現在中央的規劃,深圳會在2025年躋身全球城市前列(世界一線或近一線),2035成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範例(全國第一或第二),2050年左右,成為全球標杆城市(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深圳的發展已經勢不可擋,香港卻還在躊躇不前。
 
2019年是深圳和香港兩座城市的分界線,深圳走強而香港走弱的總體格局從此劃開,正在向前的深圳奮力狂奔,而止步倒退的香港,卻還沒有想好今後命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