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所以令人敬仰,可不光是他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还在于他身上底蕴深厚的传统中国士子文人的家国情怀。

金庸出身江浙世家,其父查树勋当年因地主身份被处死,当时身在香港的金庸虽然伤心痛哭,却没有因此而痛恨政府和军队。

因为他知道,当时中国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个人或家族命运,在这场历史性的剧变面前,根本什么都不算。

劫波渡尽,19817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金庸,谈到了其父当年因冤狱被枪毙一事,鼓励金庸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一段历史恩怨就这样掀过,深具历史视野和家国情怀的金庸,超越了政治在家族个体上投下的阴影,和邓小平一样选择了向前看。

在香港,金庸一直关心祖国内地发展,对新中国在初创前几十年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非常痛心,也进行了严厉批判。对当时正遭受频繁政治运动冲击的内地同胞,则报以极大的同情。

在一手创办的《明报》上,金庸就此撰写了大量评论。

这些评论在今天看来都相当中肯,而且充满了对内地同胞的人文关怀精神,但在当时,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可能真的会很不舒服——就一如今天我们听台港社会对中国政治或社会问题进行时指责时的心理反应。

但对比金庸昔日的批判,和今天那些对中国的指责,能发现两个本质区别:

其一,金庸是基于台港与大陆同属一个国族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和意见,而今天的很多指责则是以分离主义为内涵。

其二,金庸是希望国家能尽快向好发展的建设性批判,而今天很多对中国内地的指责,则充满了敌对性的嘲讽和发泄。

在文革期间,凭着对历史的深刻洞察,金庸还早就预言了江青和林彪的覆灭。

对江青,金庸作过两次预测,一次是196612月,金庸发表社评,预测江青将会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地位炙手可热。

另一次是在江青权势熏天之时,金庸发表了题为《不知往哪儿躲》的社评,推测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

金庸在社评中说:“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儿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

1967年底,林彪已经确立了“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地位,金庸却发表了《林彪渐露跋扈相》的社评,后来又发表了《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的社评,预言林彪不会有好下场,将死无葬身之地。

与此同时,对邓小平,金庸则一直赞赏有加,并且在很早就断定邓小平一定会东山再起。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金庸也一直大力支持。

金庸将邓小平视为在关键时刻扭转了历史乾坤的有决断力的伟人,认为邓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

在对邓小平的评价上,金庸,也包括李光耀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两岸三地,包括新加坡、大马等海外华人的普遍观点。

金庸的家国情怀还表现在支持香港回归和祖国统一上。

因为金庸在香港社会的影响力,在中英谈判之前和期间,撒切尔夫人曾游说金庸支持英国不归还香港,遭到金庸当面怒怼。

不仅如此,金庸还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给予高度评价,他本人也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在推动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政策创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台湾问题上,金庸也支持两岸统一,对两岸因为内战而造成的政治对峙状况极为感慨,希望能早日结束这种分裂局面。

因为金庸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同时因为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有好感。

而因为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响应国际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在加上在金庸的认同上台湾和中国大陆本来就同属一国,因此,金庸对台湾也保持了好感。

1973年春,金庸曾应邀到台湾,病重的蒋介石已经无法接见他,实质上掌权的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其进行了深谈。

此行金庸还走访了金门“前线”,那里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地底坑道纵横,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

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金庸感叹:“我这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金庸去世,他也未能看到一个统一了的中国政府。

不仅如此,两岸关系却在最近几年,因为民进党执政后不承认两岸同属一国而退回紧绷状态。

中美博弈下美国对台湾地缘价值的再次发掘利用,以及民进党试图借此强化中美对立以巩固台湾实质独立的行为,更加剧了台海紧张和对峙氛围。

然而具体到金庸,吊诡的是,即便民、共两党呈现统独不两立的对峙状态,作为一个立场鲜明的统派,诉求“台独”的民进党要人,对金庸却颇为认同。

台湾的很多民进党政治人物,包括深绿急独的赖清德、宋丽君、徐国勇等,居然都是金庸的粉丝,而且经常引用金庸名句,或是以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自比。

在香港,也同样如此。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也不分年龄,对金庸都非常认同。

金庸去世当天,我正好经过香港到台北,电视上几乎都在谈论金庸和他的小说,很多台独、港独在接受采访时,都对他颇为敬仰和怀念。

金庸去世第二天,我在台北参加了多维组织的“认识中国系列”论坛,金庸也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热点,大家对他都非常尊敬和缅怀。

而多维是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对台独和港独都保持明确批判态度。我们希望中国能依循改革与开放之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实现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整个国家的崛起和民族复兴。

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多维,也包括香港01,和台独、港独都存在着结构性观点冲突。

而这也正说明了文学所具有的超越意识形态争端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金庸传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武侠小说,其实是巩固了两岸三地的文化和国家认同。

只是令人遗憾,无论在香港还是台湾,像金庸这样具有强烈国族意识认同的一代人正在逐渐凋零,相反分离主义却正在这两个地方快速滋生。

而对于中国内地,因为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提升,也开始流露出强烈的民粹主义和自负情绪,越来越难以包容不同声音。

如此,再加上内地和台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一些政客的刻意操弄,坦率说,台港和内地民众的心理距离,正越来越疏离。

所以,金庸离世,不仅代表了一代侠义精神的离去,同时也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性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