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匪龙志强,在香港回归前,趁香港英政府不作为,而屡犯巨案,先后绑架富豪利家及雷家之长子,勒索超过二十亿元,事主怕被报复,交赎款后都不敢报警。”

以上是电影《追龙II》片头讲述的一段背景。

龙志强是《追龙II》中的大反派(梁家辉饰),比较有意思的是,他是以真实人物——香港“世纪悍匪”张子强为原型的。

电影中虚构的富豪利家及雷家之长子,影射的是香港富豪郭炳湘以及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他们都曾被张子强所绑架。

张子强因此获利十几亿,其犯罪所得金额之高曾录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事后还都全身而退。

再早一点,他还曾因为抢劫运钞车而被香港法院起诉,结果不仅被无罪释放,香港政府后来还给了他800万港币的赔偿金,其经历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传奇性了。

直到1998年初,张子强欲从内地非法购买800多公斤烈性炸药运往香港(计划炸掉监狱以营救其同伙叶继欢),却在广州被广东公安所抓获。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张子强不服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张子强最终被依法执行枪决。

世纪悍匪张子强的传奇故事就此落幕。

他在香港和大陆两地法律体系下截然不同的命运也引出了一个问题:

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究竟谁更能代表正义?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和反思的问题。

先介绍一下张子强的“履历”。

张子强本是广西人,其父在某个特殊年代越境进入香港,并在油麻地的庙街以开“凉茶铺”为生。

在那个时期,香港的油麻地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常常会有黑社会团体之间的火拼事件发生。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张子强,从小就显露出了“悍匪”的特性:

小学还没读完就无心上学,整天和街边混混玩耍打架,12岁就被抓进了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之后多次被抓,案底写了厚厚一沓。

与妻子罗艳芳结婚后,张子强并没有金盆洗手,而是变本加厉。

1991年,张子强与4名同伙在香港启德机场劫持了一辆运钞车,运钞车内装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1.7亿港币。

由于这批港币都是新钞,而且还是连号,所以一旦存进银行,很容易就会被识别出来,但是张子强夫妇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案发后不久,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就往银行存进了41万港币,这很快引起了银行的注意。

经过进一步侦查后,警方发现张子强有着大量的案底,而罗艳芳则是卫安护卫公司(负责押运的安保公司)运输部的文员,于是这对夫妇因为存在重大嫌疑而被香港警察逮捕。

这桩案子还存在一个重大的突破口,就是张子强一伙人在抢劫运钞车的时候,原本都是戴着面罩的,但张子强因为天热出汗而导致面罩一度滑落,被其中一名押运员看到了脸。

在一审判决的时候,这名押运员在法庭上指证了张子强,于是法院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8年,而其妻子罗艳芳因为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

之后魔幻的事情发生了。

罗艳芳一出来就做了两件事:一是聘请重金找最好的律师来给张子强打官司,二是召集记者开了一个媒体发布会。

在媒体发布会上,罗艳芳撩起长裙,露出大腿内侧的伤疤,以此来指责香港警方曾对她进行刑讯逼供,引发舆论的哗然。

而罗艳芳重金聘请的顶级律师则在查阅案卷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漏洞:

即警方在抓到张子强后,曾请这位押运员到警察局辨认。这位押运员在辨认的时候,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张子强,而是在快要离开时,才想起来转身指认张子强就是当时在现场那位没有戴面罩的人。

律师抓住了这一点,认为这个指认是不可信的。

在律师和媒体的两方面运作下,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在1995年的终审法庭中被判无罪并当庭释放。

张子强走出法院的那一刻,他笑着朝各路媒体记者们摆出了一个宣告胜利的手势,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张照片。

更魔幻的是,张子强出狱后,香港政府还赔偿了他800万。

因为从1992年一审获罪到1995年“无罪”释放,中间存在警方处理证据的重大瑕疵,导致张子强坐了三年“冤狱”,这800万是因为公权力的失误而赔偿给他的。

这个案子到了这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案件的处理符合程序正义,但结果却是荒谬的。

而且这一结果还导致了进一步的问题:春风得意张子强,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于是他开始把目标盯在了富豪身上。

1996年5月,张子强绑架了首富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并成功勒索了10.38亿(上一次在抢劫运钞车上吃了“教训”,这一次张子强特别要求,现金必须是旧钞,而且不能连号)。

李嘉诚并没有报警,外界也无从知晓,一直到张子强被大陆警方抓获,录口供的时候坦白了这个案件。

2013年,案发17年后(离张子强被大陆处决已经过去15年了),李嘉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才首次公开案件的细节,说张子强当时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跑到李嘉诚家里来要赎金了。

在价格谈妥后(10.38亿赎金),李嘉诚还劝其浪子回头,趁着有那么多钱远走高飞,洗心革面,做个好人。

然而张子强并没有收手。

1997年9月,张子强如法炮制绑架了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并成功勒索6亿港币。

1997年10月,张子强又策划绑架澳门第一富豪何鸿燊,被警方识破,未遂。

可以说,从抢劫运钞车被判无罪的那一刻开始,潘多拉的魔盒就被打开了。

如果犯罪不需要付出代价,那就是在鼓励犯罪,张子强从此一条道走到了黑。

最后终结他的,则是大陆的法律。

1998年1月7日,张子强指使手下钱汉寿从内地购买800多公斤烈性炸药,打算炸掉香港的赤柱监狱以救出同伙叶继欢。

同年1月15日,张子强亲自跑到广州白云机场给团伙2号人物胡济舒接机,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大陆公安已经联合香港警察,将其列入“9810”大案的目标。

张子强和胡济舒在江门外海大桥检查站被抓捕归案。

张子强在录口供时坦白了李泽钜绑架案和郭炳湘绑架案,但因为这两个案子的事发地都在香港,所以大陆这边没有以两起绑架案对其进行起诉;而香港这边,因为这两起案件的受害者都没有报案,根据香港的法律警方也无法对其进行立案。

后来张子强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其罪名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

一审判决后,张子强不服上诉,张子强及其辩护人称:本案犯罪行为实施地在香港,侵犯的客体是香港居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应由香港法院管辖,一审法院管辖不当。

其妻子罗艳芳也开始故技重施,鼓动舆论要求把张子强带回香港审判。

当时香港的一些律师和学者也援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认为大陆刑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希望香港特区法院“引渡”张子强回港受审。

1998年12月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表示:

“本案指控的犯罪,有些犯罪行为虽然是在香港实施,但是组织、策划等实施犯罪的准备工作,均发生在内地;实施犯罪所使用的枪支、爆炸物及主要的作案工具均是从内地非法购买后走私运到香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内地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张子强因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且非法买卖爆炸物数量巨大,情节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

一并受到法律惩处的,还有他的42名同伙。

张子强的犯罪团伙就此覆灭。

从张子强的经历可以看出,香港和大陆两地的法律体系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

香港特区采用的法律体系是英美法系(也叫海洋法系)。

英美法系强调程序正义,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1.法官主要保障案件的审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嫌犯是否犯罪由陪审团来决定。

2.对检方的举证义务要求极高。

检方必须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并且证据链的任何一环都不能存在一点点瑕疵。一旦被辩方律师抓到瑕疵,或者被发现采用非法手段去获取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就会失去法律效力。

英美法系的优势在于,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公权力的迫害,从而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但它的弊端在于:有时候你明知道对方是犯罪分子,但苦于证据不够充分,司法机关也无法将其绳之以法。

而这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

越有钱的人,越是能请到顶级的律师,而那些顶级的律师,非常熟悉这一套游戏规则,也非常善于在规则范围内去寻找漏洞和突破口。

其结果就是,越有钱的人,越容易通过钻法律的空子来赢得官司。

在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辛普森聘请的豪华律师团,就是靠寻找证据的瑕疵,帮助辛普森洗脱了杀妻的罪名(这个案子我以前详细写过,这里不展开了)。

而在张子强涉嫌抢劫运钞车一案中,因为他们抢到了一大笔钱,所以他们可以请得起最好的律师,找到了证据中瑕疵;同时,也正是因为他抢到了一大笔钱,所以其妻罗艳芳获释后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第一时间召媒体开发布会来引爆舆论(而舆论会影响到陪审团对案件的审判)。

所以最终你会看到一个荒谬的结果:一个抢劫运钞车的人,不仅被无罪释放,还获得了800万港币的政府赔偿。

关键是这一切都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情况下的判决结果。

所以,程序正义并不能代表实质正义。

而对于一名犯罪分子来说,犯罪后不但没受到惩罚,甚至还能获得政府赔偿,这又会反过来鼓励其继续犯罪(我在之前的文章中用各国恶性犯罪数据的横向对比来论证过一个结论:严厉打击犯罪是预防犯罪最有效的手段,反之亦然)。

于是,张子强胆子变得越来越大(甚至都计划要炸监狱了),犯罪手段也越来越危险,他的人生就在犯罪的道路上夺路狂奔,直到他的生命被大陆的法律所终结。

中国大陆采用的是大陆法系(也叫成文法系,其典型代表是德国),大陆法系由法官来直接决定审理结果(而不是陪审团,后来一些采用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发展出了参审制度,但审判依然以法官的判断为主),法官拥有更大的裁量权。

虽然大陆法系也要讲“疑罪从无”,但法官有了更大裁量权的一个结果就是,实行大陆法系的国家,无论是德国、法国还是奥地利等等,其定罪率普遍比采用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要高。

相比于英美法系侧重程序正义,大陆法系本质上更侧重实质正义。

像张子强这个案子,大陆这边就不会和你多墨迹,人赃并获后拿《刑法》一对照,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而且因为不需要专门组建陪审团,所以司法成本和司法效率要明显优于英美法系。

但大陆法系也有其弊端,那就是在防范冤假错案上,是比不上英美法系的。

比如聂树斌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冤假错案。

说到底,法律作为人类发明的一种社会治理工具,本身就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你能做的就是选择一种更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体系,然后在现有体系上不断打补丁来对其进行完善(比如对冤假错案启动国家赔偿机制,比如在公检法体统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责任制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对于像张子强这样的“世纪悍匪”(也被称为“贼王”),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显然比香港特区的法律体系更加管用(其实在我看来,张子强一而再再而三的全身而退,可以说是香港法律的耻辱了)。

很多人看不懂《追龙II》的结尾,他们不明白古天乐饰演的卧底警察何天,为什么最后要把车子让出来让龙志强开车逃跑。

因为他们当时身处澳门特区和大陆的海关边界(澳门那一侧),只有让龙志强驾车进入大陆,才能让大陆的司法体系对其进行审判。

而以龙志强的悍匪性格,他必然是会放手一搏。

让大陆的法律来终结悍匪的传奇经历,这不仅符合历史事实,也更彰显了一个道理:

无论英雄也好,枭雄也好,其存在本身离不开时代(大环境)的塑造。

而一旦时代变了(香港回归了),枭雄的故事也就落幕了。

在社会主义的铁腕面前,一代枭雄,终究是南柯一梦。

在张子强亲自上门谈判的时候,李嘉诚就对其说:

生意人最讲究“诚信”二字。

“信誉”是李嘉诚的创业之本,从商海底层打拼起家,他靠的就是诚信二字。所以,在儿子已经安全回家后,他没必要因为一个悍匪而亵渎自己的做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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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香港,所有人都在盯着他,如果他为了10亿的资产去找张子强的麻烦,会发生什么呢?

第一:竞争对手的诋毁,李嘉诚不守信誉,连贼都骗。

第二:引来其他罪犯的报复,毕竟张子强本身就是一个亡命之徒,如果李嘉诚得罪了这帮讲“梁山义气” 的团伙,损失的,可能会更多。毕竟人得罪得起,鬼是得罪不起的。

故而李嘉诚看似放弃10个亿,是血亏,但其实,这10个亿给他的回报却是无穷的。

在生意上,他有了更多的伙伴和客户。在个人形象上,迄今为止,当我们谈到李嘉诚的时候,也总在心理上认为,他要比大陆的王健林,许家印们,要“高”出半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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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冯仑曾写过一篇“李嘉诚如何请客吃饭”的文章。

里面介绍:多年前,李嘉诚已是华人首富。而冯仑们,还是一个个小老板。有一次,冯仑们去香港,李嘉诚做东请客吃饭。冯仑,原以为李嘉诚会很“大牌”。没想到李嘉诚竟然在电梯口候着,见到来宾,还双手恭敬地递上名片。

中国人向来喜欢座次文化,不同的座次代表着不同的尊贵程度。有时连领导的名字都要按照位阶大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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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嘉诚并没有这么安排,吃饭之前,他让20多人抽了一个签,“抽到几号位就坐几号位。”20多个人,坐了四桌。吃饭时,李嘉诚在每一张桌陪聊了15分钟,不论亲疏,每一桌都15分钟。

临走时,李嘉诚还和大家握手告别,每个人都会握到,包括在场的服务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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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说,看一个人的修养,就是在饭桌上。可以说这一顿饭,充分展现了李嘉诚对做人追求——尊重每个人的高度。

面对强于己者不卑不亢,面对弱于己者平等视之。正是因为李嘉诚的“诚意“,让张子强记住了李家的言而有信,为人坦荡,因而保证自己从此不会骚扰李家人。

只是,李嘉诚的魅力,折服了张子强,却没有劝回贼王的本性。

据李嘉诚透露,后来张子强打来电话说:

“李先生,我自己好赌,钱输光了,你教教我,还有什么是可以保险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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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答道:“我只能教你做好人,但你要我做什么,我不会了。你只有一条大路,远走高飞,不然,你的下场将是很可悲的。”

李嘉诚在回忆其当时的情形时,语气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一段别人的历史。

但张子强没听进去,他又绑了香港第三富豪,拿了6亿。之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想到用炸药去炸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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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的治安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而到了1998年,张子强依然狂心不改,在香港一间石屋储存800公斤炸药时,被警方追捕逃到了中国内地,最终被大陆警察拘捕,判处死刑。一代贼王的故事,也就此落幕。

有人曾点评李嘉诚:李嘉诚做事,从来不是为了十年内得到效益的。自己的儿子被绑,大多数父亲都想将凶手置于死地。

只是李嘉诚看的更远,花钱可以买人死,但是不能买人活,自己的儿子已经平安归来,而张子强狂妄骄纵的人生,一定会不得善终 ,他只需要做的事是:让子弹飞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