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習近平為首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強力支持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出的修改逃犯條例、使北京當局今後可以在香港方便地抓人、使北京先前派遣特工到香港綁架人的做法合法化的舉措受到香港成百萬人的上街遊行抗議。

香港特區政府提議的逃犯條例修改使香港人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因為他們都知道,一旦被抓到中國大陸去,他們就等於是進入了無法無天的法律黑洞,習近平上台以來,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當局毫不掩飾地宣揚堅決不要司法獨立,強調法律必須是為中共提供方便的刀把子。

面對廣泛的強烈抗議,香港特區政府日前做出戰略性退卻,宣布停止推動香港立法會審議通過逃犯條例修改,特區政府行政首長林鄭月娥對香港市民表示道歉,承認她領導下的香港政府與市民溝通不夠。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外的許多觀察家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如此高調堅持推動逃犯條例修改,但在面對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抗議之後又如此表示道歉,宣布無限期停止推動,表面上是香港特區政府丟人現眼,實際上則是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在一路強行推行其強權政治的路途上遭遇的最明顯的挫折;這一局面成為當今中國的政治奇景,給習近平以及他的扈從所刻意營造的習近平大權獨攬不可阻擋的神話戳了一個大洞。

香港抗議者2019年6月21日在香港警察總部外揮舞染成黑色的香港特區旗幟抗議警方暴力。

香港抗議者2019年6月21日在香港警察總部外揮舞染成黑色的香港特區旗幟抗議警方暴力。

在展示面這種政治奇景的同時,中共當局對中國公眾和國際社會還展示出另一種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象,這就是,在這個互聯網時代,中國當局擁有令人驚嘆的能力,對香港百萬市民抗議修訂逃犯條例的消息實行密不透風的封鎖,導致大部分中國大陸民眾不知道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中共當局所控制的中國官方媒體和必須接受中共宣傳部門指令的中國互聯網各大門戶網站對香港消息的密不透風的封鎖,導致一位通過翻牆(即繞過中共設置的網絡信息封鎖設施)全程了解香港抗議活動的中國大學生感嘆說,他周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學和老師都不知道香港發生的事情。

但中共當局對香港消息的非常緊密的封鎖也導致了一種滑稽的局面。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香港市民抗議活動高潮迭起的時候發表微博,稱香港修改逃犯條例是阻止罪犯利用法律漏洞逍遙法外的正當合法的立法行動,香港的抗議是反對派團體在西方的支持下惡意挑事。

有中國網民指出,這種說法一定是胡錫進在造謠,因為香港所謂的抗議活動沒有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還有中國網民指出,胡錫進所得到的消息一定是來自外國媒體,一定是通過翻牆獲得的境外消息,而按照中共的所謂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這種做法是非法行為,中共當局不斷以這個罪名來處罰中國公民。

許多觀察家指出,隨着習近平2012年上台,中共當局對互聯網的控制層層加碼,越來越緊,在香港抗議事件的問題上,中共的控制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種局面也給研究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提出了挑戰,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問題。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加里·金在過去的幾年裡率領他的團隊通過收集海量的數據進行統計學研究,對中共當局的網絡信息封鎖和控制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研究,得出許多重大發現。金教授的研究團隊的發現包括,中共操控輿論常常不是通過其網絡特工即五毛黨圍攻批評性意見的方式來進行,而是用大量的五毛灌水貼插科打諢來轉移話題;自中共控制的互聯網上,最容易被刪除的帖子不是對中共及其政府或領導人提出強烈批評的帖子,而是可能導致群體行動的帖子。

然而,在觀察家們看來,中國網民發出的有關香港抗議活動評論和圖片從各種意義上說在當今中國大陸都不太可能導致群體行動,但中共當局依然採取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予以迅速的封殺。這種現象是否可以說是推翻了金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得出的研究結論了呢?

Image result for 香港游行

金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他的解釋:

“我們前些年通過觀察所發現的規律(不是我們創造的規律)是,假如事情是發生在中國之外,不管是什麼情況,網民就這樣的事情發出的帖子當局通常不會封鎖屏蔽。假如是發生在中國境內,而且跟集體行動或其他為數不多的種類的話題有關,這類話題的帖子會明顯被刪除。”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政府把香港發生的事情視為發生在中國之內還是中國之外。我們知道,香港的地位是特殊的。中國政府越是把香港發生的事情視為中國內部的事情,政府做出的反應就越是可能像是處理中國大陸內部的事情。”

“我想這裡的問題不是中國當局對香港如此重視有什麼神秘之處,而是假如中國政府開始把香港發生的事情視為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這就是算不得什麼神秘,而只是表明中國政府開始把香港發生的事情視為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而已。中國政府或許打算今後越來越這樣做嗎?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確實有手段來測試這一點,我們可以觀察中國政府如何行為。”

中共當局究竟是為什麼要對香港市民抗議逃犯條例修改的消息進行如此嚴厲的封殺,對這個問題,中國歷史學者章立凡提出的解釋與哈佛大學教授加里·金有所不同:

“(中共當局如此嚴密地封殺香港抗議的消息恐)怕是引發骨牌效應吧。因為現在(中共)體制內外矛盾都很尖銳。一個是民眾跟中共政權的矛盾很尖銳,一個是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之下,體制內矛盾也非常尖銳。顯然體制內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不贊成繼續跟美國對抗的。這主要是體制內的財經官僚。”

“你別看文宣系在那裡叫喚得那麼高調,唱了很多愛國主義高調,但實際上真正的憂慮是這些實際上在真正當家的財經系官僚。他們知道中美貿易戰後果的嚴重性。但是,在高壓之下,他們只能委婉地發言。”

“北京現在這樣封殺,其實也就是因為沒轍。就是說,過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是頭痛也捂嘴,腳痛也捂嘴,就是不讓你說。他擔心的就是民間的輿情一旦爆發起來不可收拾的話,體制內外一起動,可能就對現有的體制形成衝擊。特別是香港這樣的先例,可能也激勵大陸人民去爭取自由的衝動。我想這可能是中共官方最不願意看到的。”

哈佛大學教授加里·金說,中國當局對中國網民的言論封殺行動是史無前例的,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政府封殺公民言論的行動。這種行動造成了一種非常富有反諷意味的效果,這就是,中共政府本來是希望通過封殺話題、封殺網民的言論來維持政府運作的不透明,從而為政府的獨斷專行保留最大的迴旋空間;然而,中共政權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進行的網絡言論封殺從某種意義上說卻導致中共政權成為全世界最透明的政權,因為全世界各國政府領導層正在想什麼,各國公眾一般來說很難知道,但中國政府領導層正在想什麼,卻通過中國政府對網民的言論封殺清晰地展示出來。

Image result for 香港游行

既然中共當局、中國政府對網民的言論封殺常常是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為什麼當局還要如此不遺餘力的封殺呢?金教授的解釋是:

“我們可以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目標看來是政權安全。這裡所謂的安全的意思是使他們自己不會被自己的人民加害(keeping themselves safe from their own people)。

“假設你掌管中國,你的權力比美國領導人掌管美國的權力大得多,比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和最富裕的人的權力加起來還大,你可以為所欲為,你有什麼要擔心的呢?你的目標是什麼呢?你的目標當然就是讓你的好日子繼續下去。你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呢?你要擔心什麼呢?

“他們不需要擔心西方國家。西方國家不會打進中國。中國有核武器,要是打就會有戰爭。既然如此,他們要擔心什麼呢?他們需要擔心的就是他們自己的人民。這是真正的擔心所在。因為他們自己的人民會起來反抗,這就可能威脅他們的權力。

“因此,中國政府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於用他們以為是合適的方式來管控自己的人民。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大刪除或屏蔽網上的批評意見,因為他們才不要在乎人民在想什麼呢。但是,假如人民可以行動,假如人民有能力,假如有人有能力動員人民,這樣的人就是有能力威脅中國的領導人的權力。這樣的人的網絡言論就會被封鎖屏蔽,當局會調遣五毛黨來對付他們。”

那麼,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在輿論、尤其是網絡輿論控制方面,總起來說,中共當局究竟有什麼成功,有什麼失敗呢?

金教授表示,在這個問題上,很難說中共當局有什麼成功或失敗,因為中共當局其實一直是在跟中國公眾不斷比武過招(arms race),中共當局為此進行了驚人的人力物力投入,但中國網民並不是只是呆在那裡呆若木雞;實際上,人民也一直在做出反應,見招拆招。

金教授最後開玩笑說,中共當局當然可以想出更多的招法來對付中國的網民,至於當局可能會採取什麼招法,作為研究者不便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以免無意中給當局支招。

「RETRACT EVIL BILL」、「HONG KONG CANNOT FALL!」手持用英文標語,Mark(化名)坐在立法會「煲底」示威區一旁,默默地支持一眾留守的示威者。戴上了鴨嘴帽、太陽眼鏡和口罩,「全副武裝」以防被認出,只因他是特意從內地來港,支持反修例行動。Mark笑指自己到場前,曾先換了全身衣服、變裝一番:「因為內地由你一出門口就開始監控,但原來香港是very easy(很容易)的,我還以為滿街都是監控錄影機。」

「大陸是沒有法律的」

「內地現在很多資訊,都是用暴動來形容這場運動,知道實際情況的內地人不多。」作為內地人,Mark只能透過「翻牆」,登上Twitter等網站,接觸關於香港的報導。他認為如香港通過了《逃犯條例》修訂,把港人引渡回內地受審是相當危險的事:「大陸是沒有法律的。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基石,修訂通過了,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和形象。」

內地人Mark笑指自己到場前,曾先換了全身衣服、變裝一番。(李穎霖攝)

「香港真得很厲害,那些標語、說習近平和領導人的,如在內地,早就被收,然後整個區會被戒嚴,四周人車都不能通過。你一出來示威,一踏步早就被抓了。」初次在港參與集會的Mark感嘆道出兩地分別,指羨慕香港擁有民主和法治,形容香港「最後的寄望」。

Mark無奈稱,在內地生活受盡折監控和壓迫,若港人送到內地受審,後果堪虞。他舉例說,現時乘搭地鐵不但要檢查行李,最近行動升級,連乘客手機都被徹底調查,「所有訊息都被翻出來」,又指「他們有槍,你不給查就會被抓,他說你有罪就有罪,可以為求政績隨便強加一個罪名,審判過程更是草率了事,除非你有特別背景」。

佔領運動「翻牆」才發現六四真相

Mark坦言內地的「覺醒派」不多,自己過往亦未留意太多政治,但在五年前佔領運動期間,自己「翻牆」接觸有關新聞、討論,方發現六四真相。「我本來也以為六四沒死幾個人,但見到佔中期間,很多人都在說八九、八九,我才翻牆搜尋。」花了不少工夫後,找到的是一幀幀示威者被子彈打中、頭破血流的畫面:「我是做IT的,看得出那不是修改過的圖片。」

內地人依賴手機生活消費 「這是政權監控手段」

為求自保,他稱內地人不敢「硬碰」,而是「鬥智鬥力」。他說:「以乘坐地鐵來說,我們可能會帶兩支手機,一支給警察查,又或是不帶手機」。記者問及現時內地人依賴手機生活消費,他稱作為IT深知「這是政權監控手段」,會盡量使用現金,以避過監控。他又題外話呼籲港人勿使用內地應用程式,「微信是很危險」。

「若我們也離開了,還有誰留在前線」

然而,即使香港的反修訂行動得以成功,Mark認為仍不會為內地的環境、民主進程帶來變化。問到曾到國外留學的他,會否打算藉工作機會,移居其他國家,他戲言「貧賤不能移」後,續認真說:「很多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都說,自己在外也只是二線的抗爭者,很多事須靠留在國內的人士抗爭,但若我們也離開了,還有誰留在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