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後的榮光

本文的封面圖是香港六十年代的街頭,香港人民自發打出了革命標語,而下方是鎮壓人民反抗的港英當局。

先來看一段歷史: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治下香港物價飛漲、失業率增加、治安惡化、腐敗加劇,引發民眾強烈不滿。1967年5月香港工人開始發動罷工,並逐漸惡化為暴動、警民衝突。彼時香港更多受到的是大陸意識形態的影響,示威者手持《毛語錄》,高喊共產主義口號,衝擊港英當局。

1967年5月16日,香港的親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斗委會。運動達到高潮。

曾經,香港的左翼立場、愛國立場是普通民眾的主流,這並不是在香港的個例,其他許多國家都有所體現。

1966年,早稻田大學中便成立了“全體學生共同鬥爭會議”(即“全共斗”),訴求小到反對學費漲價、大到治理政治腐敗限制大資本,不一而足。隨後日本警察介入,逮捕學生領袖,佔領大學本部,學生隨即設路障進行封鎖。很快,運動的風波就傳遞到日本大學、東京大學。1968年以早大、日大、東大為代表,在全國各大學以“全體學生共同鬥爭會議”為中心的學生運動從罷課示威發展為了武鬥:東京大學的正門上懸掛着“造反有理”“帝國解體”“毛澤東思想萬歲”等標語,學生設置路障、街壘阻礙警察,用石塊、木棍作為抵禦政府暴力機關進攻的武器。1969年上半年,日本的300餘所大學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學校因學生運動停課。僅4月9日當天就有82所大學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政府不得不出動自衛隊鎮壓。

在美國,許多美國年輕學生紛紛穿上了切格瓦拉的襯衫,高舉着毛主席語錄,在各大高校紛紛成立“造反組織”,拉開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1968年春天,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首先發難,學生們在給哥大校長格雷森·柯克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這些年輕人使你心驚膽戰。我們說,這個社會垮掉了。你和你們的資本主義是社會的病根……你要的是社會安定和服從領導,而我們則要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緊接着,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康奈爾大學、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學都相繼爆發了學生運動,學生們佔領廣播室、校長辦公室,提出了“奪權”的口號,要從腐朽的管理層手中接過學校前進的方向盤。

這一波全球共運的大潮同樣波及到了歐洲。1968年,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性學生運動在浪漫之都巴黎上演。3月22日巴黎楠泰爾文學院學生集會,拉開了法國共運的序幕;5月3日,巴黎學生再次集會,當日下午,1600名警察包圍校園,逮捕300多名學生,學生們高呼“還我同志”的口號進行抵抗,結果遭到催淚瓦斯和警棍的鎮壓,最終數百名學生受傷,超過600名學生被捕;隨即法國全國學生開始罷課、示威、抗議,聲援巴黎學生,席捲法國的“五月風暴”正式拉開帷幕。學生們紛紛佔領學校,並在盧森堡廣場築起了第一道街壘——這一法國革命中標誌性的建築,巴黎和一些主要城市的學生甚至與警方展開了巷戰,多人犧牲。

5月6日,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和全國中等和高等學校教師工會(SUESUP)舉行總罷課和罷教;8日,法國學界領袖薩特聯合一批學者發表聲明發表聲明,號召:“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學生和教師們發起的鬥爭”,人們開始揮舞旗幟、高舉毛澤東畫像、齊唱《國際歌》,走上街頭。示威群眾與警方再次爆發激烈衝突,上千人受傷,近900人被逮捕。左翼組織號召在重要城市舉行起義,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群眾紛起響應,每一座城市都建立了大量的街壘,這一夜被稱為“街壘之夜”。

但是,正如我在《生而貧窮》最後兩章中所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全世界共運高潮,是迄今為止無產階級運動最後一次絕唱,自此之後,再也沒有成規模的左翼運動,自1976年至今的四十年里,全球共運已經完全從世界政治的主流舞台上消失。

香港問題就是一個縮影,曾經香港的左翼無論在文化界還是民眾中都是主流,有着大量的愛國人士和共產主義人士,但是現在香港的種種都變成了一場鬧劇。那麼為什麼,曾經的左翼運動、全球共運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看似奇奇怪怪不知所謂的抗議與反對呢?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二)“民粹主義泄憤式運動”

根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從2003至2011年,德國實質薪資收入沒有超過1995年。而日本在1996年後十年間,薪資也僅增加1%;《金融時報》援引國際勞工組織近年來數據則顯示,近十年來,大多數發達國家工資事實上已陷入停滯。

於是問題的關鍵就來了:雖然全球共運四十年不不興,但勞動人民依然過得很悲慘。於是民粹主義趁虛而入。

自英國脫歐、美國大選、德國反難民潮以來,整個世界的主流就是右翼保守力量。美國大選中川普基本盤的標籤,基本是白人、工人、小企業主、低學歷者、中老年人。一言以蔽之,川普支持者的特點很明顯————在經濟全球化中受剝奪感最強的人。在美國的發展中,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深,使得資本跨國流通變得更加容易,這加劇了美國產業空心化,導致就業崗位的大量流失,本國工薪階層的利益遭到了損失。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蛋糕越做越大,中下層人民也能分一杯羹,然而自08年以來經濟波動劇烈,有愈發下行的趨勢,這時美國內部的矛盾就顯露出來了。無論是美國底層白人還是歐洲底層白人,全球化對於他們來說負面效應要更加明顯,錢都被上層精英團體爭去了,而我反而要承受全球化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比如中國廉價工業產品摧毀本地小作坊、小工廠、小品牌;比如工作機會被工資需求更低的、不需要社保等其他福利的、更肯吃苦加班的第三世界貧民搶走;比如要承受大量移民帶來的市容、治安難題。這個邏輯是很好理解的,你把全球化、歐洲一體化吹得那麼好,但是基本上都是“肉食者謀之,肉食者肥之”,我非但沒有獲利,反而承受了種種損失和不便,那我為什麼不反對呢——這就是川普支持者和脫歐支持者的生存土壤。

人民的不滿給了右翼保守勢力可乘之機,這一次世界大變局被當今學者成為“第三次民粹化大潮”,區別於以往兩次反精英主義的民粹運動,這一次大潮被打上了排外主義、反全球化、反建制的鮮明烙印。無論是美國的特朗普、法國的勒龐、荷蘭的自由黨、希臘的“金色黎明”、瑞士的人民黨、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運動”、奧地利的“自由黨”、比利時的“佛拉芒利益黨”、英國“獨立黨”等等等等,這些極右翼勢力選擇將當今世界的種種問題訴諸於全球化和民族主義——為什麼我們過得不好,非法移民搶走了我們的工作、穆斯林製造恐慌、中國人摧毀我們的工廠,所以我們要建起高牆、趕走“外來人”、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一股勢力的訴求特點就是“先上車的要把後上車的踹下車”,不好意思經濟不景氣,我們先富的帶不動後富了,您自覺點從車上跳下去吧。

於是我們可以看出,近年來的民粹主義泄憤式的反資本主義運動,與傳統的左翼運動、國際共運最大的區別在哪裡了:統一組織、指導思想、政治訴求。更具體地說,多數民粹主義並不反對,也無意改變現行社會的基本結構和體制,尤其是經濟所有制;他們不會將鬥爭矛頭指向大資本、大地產,更不會訴求公有制乃至於社會主義。雖然確實有少數偏左的民粹主義運動有過反對大資本和大地產的口號,但是他們訴求從不觸及經濟體制尤其是所有制本身,僅僅是渴望一種封閉的、地方性經濟(如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中老年工人)。《共產黨宣言》把這種訴求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民粹主義運動通常認為,現實社會中的問題是上層在政治上的“背叛”和“出賣”導致的(比如法西斯指責猶太人出賣了祖國),他們把社會問題歸結於政治性問題,而非經濟性問題。這也導致了民粹主義理念往往會滑向陰謀論。於是,他們會鼠目寸光的把怒氣發泄在外來移民、國際廉價勞動力、以及一個試圖出賣所有人的利益體上,從而力圖維繫一個“地方田園牧歌式的封閉資本主義社會”。“反中”、排外的香港人,無疑就是這種理念。

民粹主義缺乏應有的群眾基礎——這與傳統的國際共運以團結並有高度組織性的工人階級完全不可相提並論,於是他們只能靠陰謀論和打雞血來維繫自己的群眾基礎,必須要通過某些拔高的意義來讓分散的群體有一個共同的理念與目標,於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成為了民粹運動最喜歡的落腳點。因此絕大多數民粹運動都具有排外特性——是移民/遊客/第三世界工人搶了我們的工作、玷污了我們的文化、毀滅了我們的社區、騷擾了我們的生活,一切的錯都是他們的。

香港佔中運動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被民粹運動所綁架的左翼運動。最初“佔中”是港大、港中文幾個教授聯合發起的,就帶着自己的學生們,規模非常小。為什麼要“佔領中環”,因為中環是香港中心CBD區域,最大的資本和公司都聚集在這裡,所以佔領中環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象徵意義:反對大資本、大地產商、大金融公司,對標的是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但是在15年左右,佔中運動被右翼民粹主義所綁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西方國家藉機推波助瀾),從這那時候開始演變為波及全港級別的大型運動。而參加運動的群眾也早就把“反對大資本”等最初的願景拋在腦後,演變為了排外、港獨、跪舔殖民主義等多種奇葩政治立場的結合體,變成了一種漫無目的的泄憤式運動。

為什麼我把諸如香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抗議運動定義為“民粹主義泄憤式運動”,首先正如我上文所說“天下苦秦久矣”——全世界人民被資本主義剝削地太慘了;但同時這種運動沒有明確地政治立場、沒有政治目標、沒有鬥爭對象,只是漫無目的地把一切“建制”作為反對的對象,最後的作用僅僅是“泄憤”而已。

再說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法國爆發了“黃背心運動”。運動最初的契機僅僅是抗議燃油稅上漲。但作為一次單純對“漲價”的抗議,法國黃背心運動時間長度、影響廣度超乎人們的預料。原因還是在於這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是西歐老百姓對於資本主義怨氣的集中爆發。

45歲的 Chantal 任職公務員,與丈夫及兩名子女從東北部的洛林(Lorraine)前來參與示威。她認為“馬克龍的沉默”遇上“合法暴力”“我每月透支500歐元。我們已經3年沒有放假。”法國政治作家 Jérôme Sainte-Marie 曾出書分析法國人口結構轉變,他形容“黃背心運動”的參加者:“他們都是法國的大多數,拚命工作以求糊口,卻常在月底入不敷支。”

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評論“黃背心”暴露了幾乎所有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富裕的城市精英正尋求將他們應對氣候變化的手段強加給只能勉力維持生計的多數民眾……法國人和我們同樣面臨錯綜複雜且互相矛盾的挑戰,很難平靜地去面對未來:全球變暖、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不穩定的工作收入,社會不公不斷突破底線使自由民主喪失了公信力。”

(來源:ANN WONG,http://www.cup.com.hk/2018/12/04/france-yellow-vests-protests-macron/)

歷史學家、專欄作家、前工會領袖雅克·朱利雅(Jacques Julliard)在《解放報》6日的專訪中,分析“黃背心”的主體是“貧困化的城市中間階層”。今天的“黃背心”正是“小中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推舉代表,不斷重複“一個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政治階層的衰弱導致如今沒有一個有力的、超驗的人物能為他們代言”,換言之他們所追求的其實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甚至是某種形式的“獨裁政治”。朱利雅警告:“城市小中產階層的反抗是令人生畏的……他們長期被忽視,生活局促受限,在法國還受到知識精英階層的蔑視。”他提醒馬克龍政府除了解決購買力問題,更應該多加關注這個不再處於“社會邊緣”的階層,“他們如今是有正當職業的社會主體,而在三四十年前處於社會核心的貧困工人階層正在被他們邊緣化。”他們選擇以香街等高檔社區為聚集地,而非傳統的共和廣場,正是在隱晦地表達‘我們是變窮了的富人’。”(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2343)

 

這一次法國的學生罷課抗議也來自於學費漲價。巴黎第八大學的社會學家Eric Fassin和哲學家Bertrand Guillarme均表示,大學在吸引最富有的學生的同時也將趕走那些最貧困的學生。其次他們認為,在觸及到本國學生之前,學費上漲新政將首先增大外國學生間的不平等。但是,至今有效統一反馬克龍力量的多元性,最終可能反成運動的致命傷。Buhler 指出:“現時雖有普遍的共識,但我們缺乏相同的信念。我們合唱《馬賽曲》,高呼馬克龍辭職,這些都是運動的口號。若當馬克龍下台,我們將不再認同彼此。”但他強調:”現時我們手牽手向前邁進,其他的容後再談。”(來源:

http://tootopia.me/article/12972)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黃背心運動的性質:沒有統一領導、沒有統一戰線、沒有同一目標、沒有統一的立場和訴求、沒有統一策略和鬥爭方向、沒有指導思想、沒有理想與願景。可以說,跟傳統的左翼運動一毛錢邊都搭不上。

但是呢,民粹運動的表現形式與傳統左翼運動差別不大,但也僅限於“表現形式”了,本質上沒有一點相似之處。這次黃背心運動,在法國工人罷工後,學生也開始了罷課運動,自12月中旬起,法國超過450所學校停課——這是自68年五月風暴以來的巔峰值。為驅趕罷課人群,警方甚至動用了催淚瓦斯。學生罷課、工人罷工、首都示威,有木有覺得這個配置很眼熟?這不就是我們五四運動的標準套路嗎。但是,五四運動被看做是現代中國的第一道曙光,法國的這個黃背心,別說曙光了,國際共運的黑夜中連顆北斗星都見不着。

 

借用白學的表達就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第一次有了學生運動,又有了工人罷工,這兩件事情重合在一起,本該是雙份的快樂。得到的,理應是國際共運新的曙光……是我先,明明都是我先的……發動學生也好,領導工人也好,批判資本主義也好,明明是我先啊?為什麼,會被右翼民粹接盤呢?那麼本文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呢?

(三)先鋒隊?

延續上一篇文章的話題,當今時代這一股民粹主義思潮很大程度上是極右翼政客為了選舉利益,刻意引導、扭曲真相,誤導人民的結果。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知道從資本主義的現有問題中去做文章,因為人民雖然盲目,但也沒有那麼傻,日子過得怎麼樣大家心裡都有誰。比如在2017年夏的英國大選中,保守黨的競選宣言就這樣說:

“We do not believe in untrammelled free markets. We reject the cultofselfish individualism. We abhor social division, injustice, unfairnessandinequality. We see rigid dogmas not just as needless but dangerous.”“我們不相信不受制約的自由市場。我們拒絕崇拜自私的個人主義。我們厭惡社會撕裂、不公平和不平等。我們認為僵化的教條不僅不必要,而且很危險。”

就連特朗普在大選時也總是用“工人階級”來標榜自己:“在5月14日的採訪中,川普說:‘從現在開始,五年、十年後,你們將看到一個不同的共和黨,一個工人的黨。這個黨屬於十八年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的人,那些憤怒的人們。’”(來源:新聞《特朗普:共和黨將在我的治理下成為“工人”的黨》)

可見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發現了現有資本主義體制的問題,這是明擺着的,但是對於矛盾的根源,雙方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右翼通過煽動民族情緒和排外情緒,把社會的種種問題歸結於外來移民和全球化;而真左派的立場則是民族主義都是幌子,階級壓迫才是根本。

我們分析了,近年來諸多民粹運動而之所以沒有明確地政治立場、沒有政治目標、沒有鬥爭對象這些元素,根本在於缺乏先鋒隊的領導。不要說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政黨,就連歐美傳統的左翼黨派,也都紛紛“變質”了。

美國政治分析家托馬斯·弗蘭克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堪薩斯怎麼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這本書現在的名氣比當時大,原因在於他預言了特朗普式政治家的崛起。作者認為,當今的勞工階級失去了政治代言:“今天的民主黨已經脫離“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它代表的社會經濟組織已經不再是勞動階級,而是富有的“職業階級”(professional class)或曰“職業管理人階級”(professional-managerialclass)了——例如律師、醫生、教授、科學家、程序設計員、投資銀行家等等;而這些“白領職業精英”(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根本不關心收入不平等問題。由此,民主黨理解社會問題的方式以及開出的解決方案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放棄了“團結原則”(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轉而採納“競爭性個人主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和“能人統治”(meritocracy)。”

托馬斯·弗蘭克指出:“如果你去考察一下二戰以來的生產率和工資的增長趨勢,就會發現,二者在戰後數十年間都同步增長;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貧富差距開始拉大,但生產率仍然繼續增長,工資收入卻停滯不前。一方面,新技術不斷湧現,工人們的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他們卻沒有分享到任何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升的紅利。這,才是不平等問題的根源。既然曾經的“人民黨”現在背叛了人民,被拋棄的人民只好另尋出路。民調顯示,川普雖然是共和黨候選人,但贏得了很多民主黨選民的支持,這些選民大多是白人勞工。而他們都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要照顧的那些人,都是“新政”的受益人,現在卻被自己的黨拋棄了。白人勞工,就是川普的基本盤。(來源:https://dwz.cn/9SsGzyn8)”——這其實就是我們第一部分反覆討論的問題。

無獨有偶,另一個資本主義大國也經歷了勞工政黨的變質。1900年,來自英國62個工會和一些社會主義團體的代表們在倫敦開會,最終通過了建立旨在在議會中促進勞工利益的勞工代表委員會的議案,這被視為英國工黨誕生的標誌。到任何工黨的傳統地區,人們都會告訴你,工黨曾經是“勞工的黨”(party of the workingman)。雖然英國工黨不是共產主義政黨,但其立場毫無疑問是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直到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到來。

八十年代,撒切爾政府暴力鎮壓工人運動、打擊工會、進行大範圍私有化,導致勞工階級的力量嚴重受挫。90年代,布萊爾改組工黨,新工黨廢除了黨章第四條:工黨應致力於社會主義以及工業化的廣泛國有化。這就導致了工黨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工黨聲稱,自身要超越“左”與“右”的政治劃分,走一條“第三條道路”。但是古老的中國智慧早就告訴過我們:兩頭話都說就等於沒說;腳踩兩隻船就會掉水裡。在2010年的大選中,新工黨獲得了1918年以來第二低的票數,新工黨計劃徹底破產。

共產主義政黨的缺失就不用說了,但是現在勞工性質的政黨都不代表勞工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底層人民全部倒向了右翼民粹勢力。美國大選、荷蘭大選、法國大選,人民總是在“右翼政黨”和“極右翼政黨”中選擇,這是最讓人絕望的,像希拉里和川普,一個華爾街跨國資本,一個本土保守工業資本;再比如勒龐和馬克龍,一個是極右法西斯,一個是右翼跨國大資本,你讓人民怎麼辦,他們也很絕望啊。

於是無論在美國大選還是在法國大選中,人民拒絕在“翔味的冰激凌”和“冰激凌味的翔”中做出選擇,選舉中普遍出現了投票率低的現象。法國大選中棄票率更是達到了四十年來、也就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有史以來的最高。

法國的左翼政黨紛紛號召選民,既不要投給勒龐,也不要投給馬克龍,以表明自己的態度。法國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France)號召“對過去五年感到擔憂的工人和民主主義者們,拒絕馬克龍和勒龐的欺騙,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不給他們中任何一個投票。”該黨強調說,“第二輪選舉的難題在於,人們不是選擇資產階級民主,就是選擇法西斯。”

法國共產黨人革命黨(Revolutionary Party-Communists)號召,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不給這兩個候選人中任何一個投票’或給黨的非官方候選人安東尼奧·桑切斯(Antonio Sanchez)投票:

“……由大資產階級選出的候選人,受到費朗索瓦·奧朗德(即將卸任的法國總統)支持的銀行家、資本的掌門人埃馬紐埃及爾·馬克龍,領先國民陣線的瑪麗娜·勒龐而位居第一。勒龐代表了當前公共輿論中極端反動的部分,代表了資產階級的保守力量及其所動員的群眾。”“……與媒體們正在討論的目標相反,我們考慮了棄權和空白投票的政治特徵,這是與大眾階層相聯繫的。自從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背叛以來,他們感覺到沒人代表自己。”(來源: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ress)

那有朋友要問了,這不是還有法國共產黨呢?它們在這次歷史大潮中為什麼沒能爭取群眾呢?原因很簡單,法共在五月風暴中扮演了豬隊友的角色,倒向了戴高樂政府並對運動做出了諸多破壞之舉,一如一戰前紛紛倒向帝國主義政府的第二國際主黨派。歷史是有記憶的,二五仔永遠最遭人唾棄,法共拋棄了人民,人民自然也不會擁抱法共。

底層人民的無頭蒼蠅狀態,不僅僅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缺失,更是本國工人政黨的拋棄,於是(右翼的、排外的)民粹主義趁虛而入。西方左翼學者薩德斯帕托當今左翼運動的現狀進行了分析,他指出,近年來歐洲工人的罷工幾乎都是防禦性的:是為了反對僱主延長工時、降低工資和使條件變惡劣。他認為當下工人運動陷入困境主要是由於以下幾個原因:“要面對巳經聯合起來並已經形成了對付工人階級的共同戰略的僱主們;工會依舊太國家化了;很大一部分的工會和一些為自由市場政策辯護的和或者嚴重腐敗的政黨的緊密聯繫在一起。”

(四)迷失的階級

無論是偏左翼的的勞工黨,還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缺位的背後,是階級基礎發生了改變,以及七十年代之後國際左翼運動所陷入的理論困境。這一困境正如我在《生而貧窮》最後幾章中闡述的那樣:領導人民的先鋒隊會變質,而領袖試圖讓人民自下而上來“凈化”先鋒隊,卻又陷入了民粹式的動亂——先鋒隊的腐化和人民群眾的盲目性似乎成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死結。革命理論沒有突破,是國際共運難以為繼的首要原因。

革命全方位的沉寂太過迅速,背後更有着經濟生產方式的變化、勞動者分化這樣的根本性問題。所以我們現在不但沒有了先進的理論,更沒有了先鋒隊和“可依靠的無產階級”,甚至連“無產階級”是什麼這個問題都陷入了理論困境。

毛選開篇第一卷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絕對是提綱挈領統領所有問題的“問題”。不要說敵人和朋友了,就連“我們”是誰?誰是“我們”這一個問題,在當今就找不到答案。

革命主體缺失是當今左翼運動面臨的首要問題。社科院教授姜輝就在一次線下演講中指出:一部二戰以來的當代左翼歷史,就是一部苦苦尋找革命主體而不可得的歷史。或者說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將出現的“覺悟的工人階級”但始終沒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尋找新的革命主體也沒有找到,於是兩邊不斷撕逼卻撕不出個結果的歷史。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當今非常普遍的“白領”階層算不算無產階級?算不算潛在的革命力量?這個問題雙方就爭論不斷,按照狹義的無產階級劃分,工人階級限定為生產勞動者或者工廠工人,而白領被定義為“新型小資產階級”——這個定義我們在《穿Prada的時尚女奴隸》中詳細解釋過:新型小資產階級不掌握任何生產資料(說白了就是還是窮打工仔),但是生活、消費水平甚至價值觀上,處處向真正的資產階級看齊。他們有着相對好的家庭條件,無憂無慮的童年,接受過高等教育,然後大批地湧入了激烈競爭的就業市場,從事一些基層的腦力勞動。在受消費主義的影響上,新型小資產階級的表現出奇地一致:無比沉迷於偽裝、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無止境的新體驗。

但是另一部分理論認為,白領階層跟體力勞動者並無差別,一樣備受剝削,一樣窮的一逼,他們出賣的“腦力”同樣算勞動力,自然也屬於無產階級。

當今左翼理論對小資產階級/白領的解釋達到了經院神學一般的執迷,但正如前文所說,時代早已變化。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無論白領階層還是體力勞動者,他們都不掌握生產資料,因此應該算作“無產階級”的範疇。真要用理論去套,賣煎餅果子大媽都比白領們更像“小資產階級”,因為大媽還能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抗風險能力比那些說加班就加班、說裁員就裁員的白領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但是,你說是買煎餅的大媽們和體力勞動者更有階級認同,還是那些“白領”們和體力勞動者更有階級認同呢?這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相關的爭論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了,因為雙方都能找到很多證據很多論點,都是言之有理即可。但是在實踐的方面就出了大問題了,堅持體力勞動工人為革命主體的先鋒隊(如希臘共產黨),最終發現體力勞動者無論在絕對數量和相對力量上來講,在當今都愈發弱化,本根無法形成很大的社會影響力——這在馬克思或列寧的時代是都沒有遇到過的困境。而那些把白領階層定義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如英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和英國共產黨就這個問題還有過一段論戰),再實踐中就會發現這群人壓根就沒有革命性。雖然這些所謂的白領階層確實很窮、確實受壓迫,但是他們表現出來的特質與小資產階級並無二樣:個人主義、拜金主義、雖然喪但拒絕抗爭、雖然窮但沉迷消費主義——這就是我們課本里所說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共存。更要命的是,他們有一個一致的特徵就是歧視體力勞動者、毫無階級認同感、厭惡革命。

薩特的親傳弟子和親密戰友、五月風暴領導人之一、著名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茲,總結了一下雙方的理論,並提出了一個“新工人階級論”。高茲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結構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中間階層”正在崛起:它由專家、技術人員、教師、科學家、工程師、高等教育者、新聞記者、管理人員、知識分子組層。區別於傳統的工人階級,這些群體受過高等教育,工作環境、生活環境和經濟實力普遍高於體力勞動者。因此高茲認為,促使這些群體革命的動力不再是傳統工人階級所面臨的絕對貧困,而是異化。他們對於非異化的勞動的最求、對於無剝削的環境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更強的動力。同時高茲也指出,這些“新工人階級”雖然有個革命性的一面,但其保守型更佔主流,因此不能作為革命主體,他們大概率甚至還會成為於革命的阻礙力量。相當於把上面兩種理論和了個稀泥,但是結論還是一樣的:無解。

於是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之後,首要問題中又加了一條:誰是“我們”?

(五)經濟基礎與原子化,宏觀敘事與費拉時代

無產階級階級成分的複雜化,以及由此導致的革命階級基礎的變化(這個問題暫時無解),根源在於經濟生產方式的變化。

區別於現代社會的大工業化生產,後現代的生產方式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原子化”。大衛·哈維就說過:“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服務業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上世紀70年代,美國僱傭勞動力最多的企業是通用、福特和美國鋼鐵公司。但今天這些企業變成了麥當勞、肯德基和沃爾瑪。那時,工廠是工人階級的中心,今天我們發現工人階級主要集中在服務業。”

據統計,每七個英國人中就有一人是自由職業。美國《福布斯》雜誌也預測,到2020年,50%的人將至少有一份兼職工作。2015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份報告稱,自1995年以來,英國凈增加的就業崗位均為“非標準”就業崗位——通俗點講就是“臨時工”。經濟學家認為,未來是經濟社會中,“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將越來越大,並最終超過傳統經濟模式成為主流。

曾經,工業化流水線大生產的時代,無產階級之間有着密切的紐帶,很容易就團結起來。那個時候工人們吃穿住行娛樂都是在一起的,因為社會生產力和他們收入不足以支撐他們脫離這個群體,吃就得吃大食堂,住就得住集體宿舍。90後可能還有這樣的記憶:國企大廠、前場後院、子弟幼兒園和小學、工人文化宮,鄰里之間都非常熟悉,孩子們都是隨便串門隨便去別人家吃個飯的。但是95後、00後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是這樣了:商業化的小區,市場化的教育機構,鄰居之間誰也不認識誰,周末就是去購物中心四五層的兒童區玩一玩人造的沙子。

同樣,生產工作模式也發生了“隔離勞動者連接”式的變化:,生產力的發展足以支撐他們點外賣、租單間,就算合租也基本跟室友沒有交流,只有交水電費的時候合租群里才會有人說話;周末抱着個電腦刷一天的劇,基本沒有與他人交流的需求和慾望;工作就在一個格子間中,可能連同事的真實姓名都不知道也就知道個微信昵稱。這樣的原子化工作與生活,自然就消解了“團結起來”的基礎。

原子化的背後就是宏觀敘事的消解。宏觀敘事,又稱權威敘事:曾經我們的課本是宏觀敘事,CCTV是宏觀敘事,人民日報是宏觀敘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宏觀敘事,“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是宏觀敘事,但是很明顯現在的年輕人們不信這些了。他們首先信的是自己的表達,其次信的是自己混的亞文化圈子裡的判斷。

舉一個我們都熟知的例子:金庸的創作很好的體現了我們這世界從現代社會到後現代社會、從宏觀敘事到解構主義、從集體觀點到原子化視角的發展脈絡。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就有鮮明的集體主義色彩,與《水滸傳》中的“英雄聚義”“替天行道”頗有幾分相似。在《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兩部中,提綱挈領的中心思想就是這一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最具代表性的事郭靖這段話:“經書文章,我是一點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漢,真豪傑了……我與你郭伯母談論襄陽守得住、守不住,談到後來,也總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家國情懷、民族大義,這就是典型的宏觀敘事。在射鵰中,最離經叛道的角色東邪黃藥師,也宛如一個“老粉紅”——

黃藥師臉上色變,說道:“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俯身抓土成坑,將那人頭埋下,恭恭敬敬的作了三個揖。歐陽鋒討了個沒趣,哈哈笑道:“黃老邪徒有虛名,原來也是個為禮法所拘之人。”黃藥師凜然道:“忠孝乃大節所在,並非禮法!”

等到金庸晚期創作的《笑傲江湖》中,就已經完全不見這種宏觀敘事了。比如《笑傲江湖》的主旨很明確:組織都是坑逼,個人才是王道,遠離集體才能“笑傲”。等到了《鹿鼎記》中,就徹徹底底用一個解構主義的形象作為主角了,民族、家國、道義、氣節、政治、禮法、皇權等等等等,都被韋小寶解構地底褲都不剩。陳近南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傳統英雄形象,在小說中的種種處境讓讀者都憋屈,這也反映了作者的傾向——宏觀敘事已經完全走到盡頭了。金庸親手用一個解構主義的角色解構了自己的武俠世界,可謂大圓滿。

 

再舉一個例子,國產科幻電影《流浪地球》是一部標準的“宏觀敘事”的電影,展現的是集體主義的力量:電影的主視角是CN171-11救援隊,他們在杭州陷落後毅然決定馳援蘇拉威西——這如果在好萊塢電影里就是單一主角團隊的套路了。但是在他們到達前發動機就啟動了,因為這是“飽和式救援”,還有其他無數電影沒有展示的平凡而偉大的英雄,用這樣的暗線筆法描繪了出來;另一個暗線是劉培強奪取主控室的路上,就交待了一個鏡頭還有許多其他休眠倉的航天員“起義”了。主角團隊一路上遇到的艱難險阻我們都看到了,還有十多萬個類似的救援隊,一百五十萬個隊員,他們同樣為了人類共同的命運,冒着巨大的危險,經歷了巨大的犧牲,去完成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就是宏觀敘事的魅力。

劉慈欣的作品往往是一個“地獄絕境”式的設定,所以必須付諸於宏觀敘事:都快亡球滅種了,全世界人類再不團結起來,再不講奉獻和犧牲,可能嗎?我勸網上的自由主義小清新們先別跳腳,你們再瞧不起集體主義,拿能給個方案去解決這個整個種群滅亡的危機嗎?就算在自由主義的哲學體系里,生命權在自然法權中也高於一切吧?網上諸多的差評,不過是自由主義小清新、偽小布爾喬亞、精神上的資產階級們“無能的憤怒”:他們天然厭惡宏觀敘事,厭惡大共同體情懷,而又不肯承認的是,有些嚴峻問題的解決必須訴諸於宏觀敘事、集體主義和大共同體——這是客觀規律。但是這就等於要了他們的親命,於是在這一種不敢承認又必須面對的矛盾之下,給電影刷一星成為了他們“無能的憤怒”中唯一能做的事情。

可以說,關於《流浪地球》電影的一些爭議,更深層次的本質就在於:自由主義小清新和精神上的資產階級們還沉迷於“費拉和平”下的白日夢中,而劉慈欣已經在作品中吹響了戰爭動員的號角。

“費拉”這一概念源自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不是一個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概念,但是在亞文化圈“費拉”一詞非常火。“費拉化”的具體含義大家不用理解,就可以理解為“變菜了”。其實劉慈欣在《三體》系列中,就預言了人類的普遍“聖母化”現象,與“費拉化”有異曲同工之妙:原子化時代,人類不再有與自身休戚與共的共同體;沒有共同體,也就沒有共同體所涵育的勇敢和信任——於是一切便都“變菜了”。費拉個體不是生活在歷史中或共同體中的個體,而是孤立的個體、無聊的個體、等死的個體。我們現在就處在原子化的時代,而“費拉特性”則是原子化個人的鮮明特徵。

《三體》系列不但是一部傑出的科幻作品,更是一部優秀的批判現實主義著作,是一部政治預言,堪稱“文理兩開花”。書中許多設定都非常有趣,比如人類在經歷了長久的繁榮與和平之後普遍“聖母化”的趨勢:首先盲目自大,認為人類艦隊實力已經超越三體;之後被水滴教做人還沒幾十年,就選出來一個溫柔可愛的“道德模範”擔任關乎人類命運的執劍人;最後否決了光速飛船計劃,斷絕了全人類最後的希望。大劉表面上在黑程心,其實是在黑全體人類,認為這樣的人類註定毀滅;而狠心對同胞發動攻擊,完成了人類在太空中“直立行走”的星艦地球,則是人類文明延續的希望。在《三體》的結尾中就有明示:歸零者的廣播里有人類的語言,這其實是星艦地球的文明火種,因為太陽系地球早就被二維化了,死得無聲無息。

 

人類“聖母化”的趨勢大劉肯定是參考着歐洲那群白左來的,他們的特點是:放棄鬥爭,全是幻想,道德高尚,一無是處。我對“白左”群體沒有惡意,我在《生而貧窮》里專門有一章就說“聖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他們只是經濟繁榮與政治和平下的特定產物,所以在劉慈欣作品普遍的“地獄末世絕境”的設定中就顯得一無是處,太年輕太天真。Naive是他們的最大問題——總自以為正義、道德、善良和普世價值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但事實上在遇到真正的問題時這些東西都不堪一擊。

2017年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獨立始末就讓我大開眼界,也可以一窺這些“費拉白左”們是如何天真的嘗試政治的:17年10月27日,加泰羅尼亞政府正式宣布獨立,成立加泰羅尼亞共和國;30日,西班牙政府實施憲法第155條,接管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主席卡萊斯·普吉德蒙在西班牙政府接管之前逃到比利時。加泰羅尼亞共和國享年72小時。宣布獨立當晚,當地藝術家們在巴塞羅那執政廣場舉辦音樂會,許多重量級大咖紛紛登場,與民同樂。我當時就感慨:現在時代真是變了啊,別往遠了說,就幾十年前,但凡有個地區想要獨立,那還不得高築牆、廣積糧;全城戒嚴、宵禁;接管警察、部隊,必要的時候組織民兵、武裝群眾;切斷道路,火車站、航空港高度戒備;接管銀行,收繳黃金;外交上一定要找爸爸,優先抱緊美蘇兩條大腿,人家不給抱找地緣政治大國也行,實在不行一定要找跟本國敵對的鄰國獲得支持……結果現在看加泰羅尼亞政府,宣布獨立之後似乎就泉水掛機了,沒有任何操作,令人嘆為觀止。當然你可以說這是時代的進步,現在幹什麼事都不用頭剖血流拿命去換了,大家吃着火鍋,唱着歌,就獨立了————不過,真的獨立得了嗎?

毛主席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同樣,你搞個獨立運動也不是請客吃飯啊,你說時代進步了,不流血不死人,但是你能獨立的成嗎?真把政治當兒戲了嗎。事實上,費拉年代的政治就是兒戲。比如台灣的“用愛發電”,我第一次聽到這個的時候覺得是故意黑的吧?結果尼瑪真是真的,驚掉下巴。台灣是一個能源短缺的地區,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個夏天,都要經歷上百次停電,於是當局提出了發展核電的計劃,但遭到了民意的強烈反彈。一個環保組織在反核遊行中打出了“用愛發電”的大旗;更驚訝的是,這在台灣還真普遍有人買賬,還真很多人覺得用愛發電這個概念好,更有許多政客為了獲取民眾支持都開始喊這個口號。

在政治的智障程度上,同樣發達的香港社會也不遑多讓。我在香港讀書那時候,一大群香港腦殘中學生為一些亂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環鬧絕食。這個絕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絕食”——這是絕對香港腦殘中學生們的一大發明:先幾個人“絕食”八小時,然後下場吃飯;換另外一撥人再“絕食”八小時,完了該回家回家,該睡覺睡覺,明天接着再來……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這八小時途中,他們還怕營養不良,不斷地喝運動飲料……作為一個正常的人類,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完全尊重你們表達政治訴求的權利,但是你們表達政治訴求的方式很難讓我不覺得你們是群傻逼。

這就是我在我在《生而貧窮》上篇最後一章里說過的問題:“我們90後,生長在後冷戰時代的三十年里,然而如此長時間的、世界範圍內的和平,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三十年。長時間的和平容易給我們以錯覺,讓我們看到當今世界的嚴峻局勢會有一種緊張感,這是可以理解的。和平與發展從來不是人類社會的主題,三千年以來,只有戰爭與革命才是人類社會的主題。”

《三體》中就展現了“聖母化”後的整個人類:長時間的和平與繁榮,如溫水煮青蛙一般消磨了人類的技能、反抗精神乃至於智商;他們厭倦“鬥爭”,厭倦“衝突”,沉迷在娛樂與浮華的景觀中,舒適的生活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他們的認知和處世態度。而在於外星入侵者的對抗中,兩百年前冬眠的、經歷過“苦日子”的“古代人”,反而成為了中流砥柱。

《三體》中有一個設定叫“黑暗森林法則”,具體大家不用知道,就知道這是一個可以和敵人同歸於盡的方法就行。而劉慈欣創作的“黑暗森林法則”,原型就是脫胎於冷戰時代各大國喪心病狂的核訛詐。無論是核威懾還是黑暗森林,要義就在於,一旦動手雙方都會同歸於盡,所以誰都不敢動手,從而達到一種戰略制衡。人類掌握着“同歸於盡”能力的人,被稱為是“執劍人”。第一位執劍人是悟出“黑暗森林法則”的人,叫做羅輯;接替羅輯成為第二位執劍人的,是人類公投選舉出來的、最符合他們內心想象的一位“聖母”程心。在第一執劍人的年代,人類和三體文明維繫着繁榮與和平;而在執劍人交接的短短几十秒內,三體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了進攻,因為他們料定了“聖母”沒有勇氣同歸於盡。

有沒有覺得這個設定有點眼熟?毛澤東曾經說過諸如:中國不怕打核戰爭,因為中國人多,死了幾億人還有幾億人;還有什麼放棄西安以東所有城市、再上山上打游擊,也能拖垮美蘇之類的話。很多當代的年輕人都覺得老毛瘋了吧,並把這個當成一個攻擊的角度,來證明領袖的窮兵黷武與喪心病狂。但是看看《三體》就能明白了,作為一個弱者,這種政治博弈和戰略制衡的要義就在於證明你“敢”。毛澤東敢不敢打核戰爭?敢。美蘇敢不敢打核戰爭?敢。於是有了世界和平。羅輯敢不敢同歸於盡?敢。於是三體文明慫了。程心敢不敢同歸於盡?不敢。於是全人類被趕進了澳大利亞的集中營。

毛澤東就是中國的執劍人。

所以我說現代人很難理解以前那個時代,那是人命如草芥的時代,那是動不動拿原子彈在你頭上晃的時代,那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風的時代。用現代人的眼光和道德觀與審視那個時代,是徹底地南轅北轍。毛澤東作為一個領袖,他必須要那麼說,這是政治的要求,這是血雨腥風時代的要求。就像《三體》里說,執劍人羅輯時時刻刻都像一隻眼鏡蛇一樣保持着攻擊性,三體人作為敵人也對他充滿敬意。但是:

人類不感謝羅輯。

人類非但不感謝羅輯,人類還要審判羅輯。這可能是三體系列中最重要的一句話,這句話背後是地球文明滅亡的根源。因為羅輯太“鬥爭”太“反抗”了,不符合“聖母化”的人類平平安安過日子的美好願望。就像我們第二部分所說,以至於很多人對革命產生了敵意,認為革命過於“激進”,現代社會版的“不做安安餓殍,尤效奮臂螳螂”其實大有市場。

這是一個文明發展的悖論:革命帶來了和平發展繁榮與平等,而日子過得越來越好的人類開始“費拉化”“聖母化”,開始厭惡革命,開始準備審判羅輯。辯證法的精髓講“否定之否定”。具體到這件事就是革命解放了人民,但處境改善的人民卻會拒絕革命。歐洲工人通過頻繁的罷工與起義過上了差不多能活下去的日子,隨即在一戰中倒向帝國主義政府,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這是我之前文章里一直探討的問題,現在是一個宏觀敘事消解的時代,現在是一個注重自我表達的時代,現在是一個沒有集體只有個人的時代。很簡單,因為大家都吃飽飯了。你談什麼革命的意義,人們只會質疑你怎麼死了那麼多人;你談什麼兩彈一星的意義,人們只會質疑這麼多錢干這個發給國民多好。“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切格瓦拉。

所以說到最後還是一個辯證法:費拉化沒有問題,聖母化也沒有問題,大家每個人都小清新小確幸也沒有問題。但問題是,我們的世界能保持永遠的和平、發展與繁榮嗎?如果不能,那些就是問題。就好比有人說我不買醫保,太浪費錢,那你真要一輩子不生病也是你的本事。而一旦戰爭、經濟危機、自然災害來臨,那些拒絕宏觀敘事的原子化個人,就會像用愛發電的台灣人、接力絕食的香港人一樣淪為笑柄。有些問題有些困境,必須要團結起來、聯合起來才能夠解決。

(六)未來

本文以香港問題入手,從表徵到本質分析了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真正的左翼運動在當今世界難以為繼了?這是一個包含經濟基礎、階級成分、人類發展規律的一個宏大問題。共產主義理論進步處在一個暫時性的停滯期,但還是那句話:我們相信人類在追求進步、追求美好、追求解放的道路上永不停息。

最後分享一段美國著名作家、共產主義者傑克·倫敦的獨白《我為什麼選擇社會主義道路》:

矗立在我上面的是巍峨的社會大廈。我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攀登。所以,我自幼就下定決心要向上爬。在上流社會裡,男人都穿黑色的外套,裡面是硬胸襯衫,婦女們更是羽衣雲裳,漂亮非凡。他們吃的是山珍海味,受用不盡。他們的物質生活豐富,精神方面也充實。我知道上層社會人人都有無私的情操,思想純潔、高尚,頭腦敏銳。這些我都知道,因為我讀《海濱叢書》的小說,小說中描寫的人物,除了那些壞蛋和女騙子之外,男男女女個個都是思想純潔、談吐文雅、行為高尚的人。總而言之,正如我相信早晨太陽一定會升起一樣,我深信在上層社會裡一切都美好、崇高、優雅,生活體面而富有尊嚴。這一切使生命有了意義與價值,個人的辛勞與不幸也都得到了酬勞和賠償。

……到處都是一樣:犯罪、出賣朋友,出賣朋友、犯罪。活躍而能幹的人既不純潔也不高尚;高尚而純潔的人則好像是行屍走肉,沒有一點活人的氣味。另外還有一大批廢物,他們不但像活死人似的缺乏生氣,而且也並不高尚,只是純潔而已。他們不會故意地為非作歹,但是他們對眼前的壞人壞事不聞不問,還因此分到一點好處,稀里糊塗,被動地犯了罪。假使他們精明能幹,思想高尚,就不會糊塗,就會拒絕分享他人通過犯罪和出賣朋友所得的好處。

我感到在大廈正廳這一層里再也住不下去了。這裡的人在智力上使我厭煩,精神道德上更叫我作嘔。我懷念我從前的那些知識分子和理想主義者的朋友們,那些免了職的教師,潦倒的教授和思想純潔、覺悟高的工人弟兄。我懷念那陽光明媚、星光燦爛的日日夜夜。那兒有海闊天空任馳騁的生活,那兒,是德高望重、急公好義者的天堂。耶穌基督的聖杯又出現在我眼前,它不斷地燃燒發光!

於是我重新回到生我養我的工人階級中去,這裡才是我的歸宿,我再也不想往上爬了。我感興趣的就是這塊基石,聳立在基石上的大廈對我已沒有任何吸引力。我樂意在這兒勞動。我要手執鐵杆和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和先進的工人一起,不時地在大廈基部使勁地撬幾下,讓整個大廈搖晃起來。等到將來我們的人手增加了,鋼釺也多了,我們就會把大廈掀倒,把那腐爛的生活、那些行屍走肉、窮凶極惡的自私自利者和臭氣熏天的唯物質主義者統統推倒在地。然後,我們將清掃地窖,為人類建造一所新的大廈。那裡不分正廳、地窖,每一個房間都是空氣流通,陽光充足;人們將真正生活在純潔、高尚、生氣勃勃的氣氛之中。

這就是我的看法。我盼望着有朝一日,人們不再為填飽肚子而奔波,可以從事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那時候,人們將有崇高的動力,而不像今天這樣只是為肚皮而奔波。我堅信善良高尚的人性,我堅信美好的心靈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必然會戰勝今天粗俗的饕餮。最後一點,我把希望和信念寄托在工人階級身上。有一位法國人說得好:“在歷史的階梯上總不斷回蕩着木屐往上走和皮靴往下落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