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个在贫穷国家出生,人生会被战争和暴力打断的婴儿相比,一个在富裕国家出生的婴儿可能会活得更长,更健康,拥有更多机会。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如何计算不同国家的国籍所带来的价值一直是个难题。

尤其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公民身份早就不只是一个人在自己国家里拥有的权利,还包括他们在全球享有的机会和福祉。

Henley & Partners 是国际上第一个推出国籍质量指数(Quality Nationality Index)(简称 QNI)的咨询公司,该公司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欧盟宪法教授和公民权利专家 Dimitry Kochenov 合作,推出了 QNI 指数,今年是他们第三次发布该指数。

国籍质量指数衡量了四方面的数值,自由旅游,自由居住(公民能在多少个境外国家工作或者生活,无需手续或者手续极其简单),经济实力和个人发展。其中旅游和居住自由度参考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经济实力参考了世界银行,个人发展参考了联合国的数据以及和平和稳定指数。

教授 Kochenov 认为国籍质量指数涵盖了两方面的价值,“QNI 包括了国籍的内在价值,也就是公民在自己国家生活的质量高低和个人成长机会的多少,同时也包括外在价值,即允许公民在境外国家追求多元化的,高质量的机会。”

100% 为满分数值,法国国籍总得分 81.7%,全球排名第一,比德国稍高一点,德国得分为 81.6%。德国国籍保证了公民能在一个强大且稳定的经济体里工作和生活,但法国总分略胜一筹部分原因是法国此前是殖民帝国,自由居住度比分比德国更高。排行榜里最后一名是位于非洲大陆东部的索马里,得分为 13.4%。

去年很多国家对伊拉克进行了签证限制,因此伊拉克成了下降名次最多的国家,下降了 15名。上升最快的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分别上升了 20 和 19 名,这主要来源于 2017 年他们和申根国家签署了免签证政策。

QNI 指数揭露了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很多人认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国籍质量指数较高的国家。拿中国举例,中国是全球经济巨头,但是国籍质量指数很低,排名第 59,列支敦士登公国(欧洲中部国家)的经济和中国比起来不足挂齿,但其国籍质量指数在全球排名靠前。

旅游自由度排名最高的是德国,德国公民到 176 个国家可以享受免签或者落地签,瑞典人则享受 175 个国家的同等待遇,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 170 个免签/落地签国家。

中国和加拿大都是经济大国,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公民锁起来了,” Kochenov 说,中国只有 60 个免签/落地签国家,印度更少,只有 50 个,这两个国家的免签/落地签国家数甚至少于世界上的小型经济体国家,比如塞舌尔、汤加和密克罗尼西亚,这些国家的免签/落地签国家数是 142,113 和 108。

当然,不能光看数字,俄罗斯国籍可以享受 100 个国家的免签/落地签,但是这 100 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富裕国家。

Kochenov 教授认为只有给公民提供到美国和申根国家,也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商业和旅游目的地的免签或者落地签,这个国籍才算的上是“真正有价值的”。因此,并不惊讶,俄罗斯在国籍质量指数里排名仅为 63。

英国的国籍质量指数今年下降到了第 13 名,去年也没能进入前 10。英国脱欧严重影响了英国排名,因为这直接导致英国丧失 30 个世界领先国家的居住和工作权利。当然,这也会影响其他欧洲国家,这些国家一直以来和英国保持紧密联系。

美国上升了两名到第 27,美国比其他欧盟国家的指数更低,一部分原因是和欧盟成员国比起来,他们只能在一些很小的经济体国家里自由生活和居住,因此自由居住指数相对低。另外,美国因为核武器争执且经常介入其他国家的武力战争,因此不太“太平”,动荡指数更高。

虽说加拿大的旅游自由度还说的过去,但加拿大对公民开放便捷定居和工作的国家只有 2 个。“加拿大向我们展示了你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还是尊崇着 19 世纪的古老想法——一个国家,一个公民身份,一个土地权利。” Kochenov 教授指出虽然加拿大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享有很多权利,“但他们并不鼓励自己的公民到其他地方工作或者生活。”

在居住自由度方面,中国的分数为 0,意思是中国人想到任何国家居住或者生活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需要办的手续和花的时间成本可以说是全球最高。和中国一样“名列前茅”的还有越南、菲律宾、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今年的 QNI 数值被形容为“双输”的局面,无论是欧洲还是英国,国家国籍质量都在降低,而那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例如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指数每年都在不断升高。不过欧洲国家仍然占据着国籍质量指数前列,而新兴经济体可能需要一个世纪才可能颠覆这一局面。

“很明显,我们的国籍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个人机会,比如我们是否能自由旅游,自由做生意,活得更长、更健康, 获得一个更有价值的生命,” Henley & Partners 的董事长 hristian H. Kälin 说。

但这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遗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国籍决定了我们的机会和野心,而不平等现象很难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