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對現代性保持警惕的人,藝術家,憤世嫉俗者,詩意和田園的堅守者,篤信槍杆子和暴力的人……當然,還有共產主義者本身,每個人都喜歡這句話。

這句迷人的話,出現在鼎鼎大名的《共產黨宣言》中。

它有一點文藝氣息,又有一點革命魄力,就像切·格瓦拉那幅著名的肖像畫——那個政治 icon,堅毅挺拔望向遠方——有誰會不喜歡這種調調呢?他們從這句話中尋找自己存在的或者藝術的靈感,發掘讓自己行動起來的力量和理由。

酷。

今天,卡爾·馬克思 200 歲了——如果他還活着。

1818:「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也許,複述馬克思【1】的思想成就與政治遺產已是老生常談。沒有人比恩格斯【2】更適合評述他的一生,也沒有什麼比恩格斯在他墓前的講話更為中國人所知。

「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歷史唯物主義,是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運動規律,是的;在各個領域——據說還包括數學領域——的獨到發現,是的。

可是,只有這些嗎?

作為馬克思的同代人,恩格斯無法預見,未來的人們將如何理解馬克思,如何盲人摸象般獲得他的某個側面,再真誠地使用、固執地誤用或狡猾地挪用——這些分散或交錯的投影將是普羅大眾對馬克思的認知的主要來源。

有人從《共產黨宣言》中讀出了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要求通過政治付諸實現;有人從《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讀出了人的「異化」,發展出人道主義的美學與社會理論;有人從《資本論》中讀出了某種經濟決定論,於是文化不再重要,精神不再重要……

2017 年,馬克思研究者 Jonathan Wolff 在倫敦的一場講座上提醒人們留意《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時間。人們都知道那是 1848 年,一些人知道歐洲各國那年發生的武裝革命,但 Wolff 的關注點是:帕丁頓火車站,1838 年投入使用;滑鐵盧站,1848 年投入使用;國王十字站,1852 年投入使用……

倫敦國王十字車站,1852 年。攝影:Honbicot

這意味着大範圍的人口流動成為可能,社會的激烈變動成為可能。晚馬克思 3 年出生的詩人波德萊爾【3】用文學捕捉了這種現代境況:流變、轉瞬即逝、偶然。這是馬克思看到的地平線。

這個地平線我們現在也能看得到。

這個時候可能更容易理解文章開頭的那句話。在一個官方的譯本中,更完整的內容是這樣的:

「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在對現代社會已知的批判中,這段話還佔據着重要位置——這個現代社會綿延至今而未絕,對這個由工業資本主義推動和塑造的社會的批判至今也仍然有意義。至少它看起來比「遊盪在歐洲的幽靈」更具有現實性。

今天,如果你遊盪在歐洲,是不會看到那傳說中的大英圖書館的腳印的,不過,你可以看到迪恩街(Dean Street)上馬克思的故居——這裡位於倫敦的蘇活區(Soho)。當年,馬克思為了節省房租搬到這裡,現在,它是倫敦最具活力的街區:酒吧,脫衣舞店,高檔餐廳……

「階級鬥爭」一詞從這些街道散去。今天的左翼青年,路過這裡時或許會感慨「異化」,當然,這也來自於馬克思……

好了,我們的大幕已經拉開了。

接下來,你會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噢,他們,他們居然都被烙上了這個全世界最著名的大鬍子、鬈髮男人的印記。他們或是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卻備受質疑;或是並未承認與馬克思的關聯,卻頻頻觸及馬克思設定的問題;或是鮮為人知,低調守護、發展着馬克思的精神遺產。

我們相信,展示這些被馬克思輻射、進而輻射我們的「星叢」——套用本雅明【4】的術語,可以為觀察馬克思提供不同於主流敘事的另一重維度。追隨馬克思的種種「分身」,我們將見證過去 200 年的現代史,見證人們如何在現代世界中服從、抵抗、反思。

有的時候,甚至(當然),我們還會看到自己的影子。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夠發生這樣的事:女房東把我從房子里趕走。那時,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筆二十二英鎊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夠指望得到她這樣大的恩典。此外,還有麵包鋪老闆、牛奶商、茶葉商、蔬菜商,還有欠肉鋪老闆的舊賬。怎樣才能還清所有這些鬼賬呢?」1852 年 9 月,馬克思給恩格斯寫信抱怨。

收到來信,恩格斯立刻寄出了鈔票。

人們常常將恩格斯視為一個背叛了自身階級的革命者。流行文化中,他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像上文所述的那樣,給馬克思「寄去鈔票」。但一些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卻是由恩格斯獨立完成:《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無怪乎馬克思在給他的另一封信中寫道:

「坦白地向你說,我的良心經常象被夢魔壓着一樣感到沉重,因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面,才讓它們荒廢。」

事實上,如果開一門關於女權主義思想淵源的課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會被印在書單的頂端。在這本書里,恩格斯為父權制的誕生與演進提供了人類學證據。他的視角側重於勞動分工,而性別恰恰是勞動分工最基礎的形式。

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慾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恩格斯寫道。

馬克思的二女兒勞拉嫁給了保爾·拉法格【5】,一位出生於古巴的左翼運動家。不過,馬克思對這個女婿的一些言行並不太滿意。就在去世前不久,他針對拉法格和另一位法國工運領袖茹爾·蓋得【6】說了句重話:「我能肯定的是,如果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讓馬克思如此動怒的是一個微妙的分歧:蓋得不看好從資產階級手中爭取改革的可能性,他認為之前與馬克思達成共識的部分方案無助於階級鬥爭,反而會成為資產階級爭取工人支持的誘餌。看起來,他和拉法格比馬克思更激進。

在 1883 年的一篇文章中,拉法格嘲諷了官方利用神職人員安撫受苦的民眾。隨即,他話鋒一轉,提出了工人的「懶惰權」。聽起來有些誇張,但這卻引出了一個重要的洞見:社會主義者不僅要攻擊資產階級的制度,也要攻擊這些制度背後的倫理。

今天,人們似乎對形形色色的「企業文化」越來越習以為常了。

從後世視角來看,馬克思和拉法格的小小爭論蘊示了左翼思潮走向分裂的命運。從拉法格到伯恩斯坦到考茨基,從激進變革到改革、改良,人們為誰才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吵得不可開交。這種爭吵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甚至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

1883 年,65 歲的馬克思去世。

在這一年中誕生了兩位經濟學家:凱恩斯【7】和熊彼特。半個世紀後,他們將成為理論上的對手,但他們思考的問題都離不開馬克思設定的語境。這是他們看到的地平線。

1 年後,一個叫費邊社的團體在倫敦成立。它吸引了日後一些重要的社會主義者,包括《時間機器》的作者威爾斯【8】和印度總理尼赫魯【9】。創社之初,一個沒接受過太多教育的年輕人參與了進來。當時,還很少有人聽說「蕭伯納」這個名字。

對蕭伯納【10】來說,加入費邊社意味着他思想上的一次轉折。兩年前,他第一次讀到《資本論》;在費邊社,對共產主義的熱情逐漸轉向更英式的改良主義。在 1896 年舉行的一場國際會議上,蕭伯納準備了《關於費邊社政策的報告》,宣稱要對馬克思主義中不合時宜的部分持批判態度,在民主社會中通過妥協實現社會進步。

這種思路甚至延續至喬治·奧威爾【11】身上。被貼上「反極權主義者」標籤的奧威爾實際上是一名左翼作家。他對社會不公和權威的憎恨來自貧民背景和在殖民地生活的經歷,他在西班牙內戰中目睹的左翼內部的勾心鬥角則讓他對蘇聯模式抱有深切的警惕。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英國亞馬遜商品評論區,一位讀者這樣寫道:「我當了一輩子的社會主義者,這本書完美概括了左翼如何比它的敵人更有效地打擊自己。每當左翼胳膊肘往內拐的時候(總是這樣),我就得引用它。「我的目的比你的更重要!」左翼總是這樣。70 年過去了,依然如此。」

我們先記住這段話。

1917:「世界時鐘的走法變了模樣」

「從這個時刻 — 3 點 10 分起,世界時鐘的走法變了模樣。」

10 年後,1927 年,作家茨威格將這樣記錄一趟列車的啟程。起點是蘇黎世,終點是彼得格勒。根據茨威格的記述,列寧【12】站在那裡的坦克上,向人民發表了第一篇演說。

很多人並沒有為十月革命和蘇聯成立這樣的事件做好準備。只需看看列寧的手下——不久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將陷入你死我活的對立,最典型的就是斯大林【13】和托洛茨基【14】。

在蘇聯內外,列寧都無法說服所有人。

列寧的核心想法是由知識分子構成「先鋒黨」,用來訓練無產階級,使之成為一支有紀律的革命軍。他同意卡爾·考茨基【15】的觀點:無產階級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建立「現代社會主義意識」,因為他們缺少「深厚的科學知識」。

用一個比喻來說,工人階級、群眾就相當於是身體,而先鋒黨是「大腦」,大腦指揮身體。列寧用過的另一個比喻是:先鋒黨和革命群眾的關係,相當於設計工廠的工程師和建造它的泥水匠。

看起來,列寧不太相信群眾有自發發動和組織革命的能力。另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恰恰不這麼想。

與列寧同時代的德國人羅莎·盧森堡【16】相信,群眾的創造力是豐沛的而且不可預估的。列寧採用「工頭的獨裁強制力」來指揮群眾的革命,結果只能是扼殺了它的創造力:

「沒有大選,沒有不受限制的新聞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觀點交鋒,任何公共機構(public institution)中的生活都會消亡。公共生活逐漸陷入瞌睡……」

盧森堡這樣寫道。

另一位對「先鋒黨」理論提出批評的,也是女性。亞歷山德拉·科倫泰【17】,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婦女部部長,1920 年蘇共派系「工人反對派」的代言人。這一黨內左翼派系反對不在一線工作的專家和官員對生產指手畫腳,要求建立一個由工會選舉的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來指導生產。

「共產主義是不可能通過政令來實施的,它只能通過實踐研究的過程,通過錯誤,或許只有通過勞動階級的創造力本身被創造出來。雖然專家和官員扮演着一個重要的合作角色,但只有那些直接與產業聯繫在一起的人能夠賦予它活潑的創新。」

順便說一句,柯倫泰是世界上第一位正式的女大使。

對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來說,這是一個混亂與希望交織的年代。

「主義」成了最有生產力的詞語,但幾乎沒有兩個人能就某一種主義的內涵達成完全的共識,甚至在同一個人身上,人們也見證着矛盾或自我背叛。創作了現代派音樂的普羅科菲耶夫【18】、革新了電影蒙太奇理論的愛森斯坦【19】,都曾在權力面前感受到眩暈。

在藝術、政治和思想之間,他們有時在主動尋找自己的位置,有時則是接受被安排的位置。

漢斯·梅耶(Hannes Meyer)【20】,包豪斯建築學校的第二任校長。這位政治立場激進左傾的建築師剛剛上任,就在這所建築學校增設了廣告學、社會學課程;他對建築的功能也持激進看法:只滿足社會需要,不要求審美標準。

隨着魏瑪德國的政治氛圍逐漸緊張,1930 年,梅耶離任校長一職,前往蘇聯——在那裡,他並沒有得到自己期待的信任。

不妨感受一下梅耶 1928 年概括的建築哲學:

「1. 性生活;2. 睡眠習慣;3. 寵物;4. 園藝;5. 個人衛生;6. 預防惡劣天氣;7. 室內衛生;8. 車輛養護;9. 烹飪;10. 取暖; 11. 採光;12. 服務 ——建造一座房子時,我們只應該考慮這些因素。」

最吸引藝術家的地方依然是巴黎。

如果你像伍迪·艾倫的電影一樣,穿越回 1920 到 1930 年代的巴黎,你將有機會看到畢加索、布努埃爾這些先鋒藝術家。他們之中,很多成了共產黨員。

布勒東同志【21】,1927 年入黨。作家,超現實主義的奠基人。在與迭戈·里維拉(很多人認為其實是與托洛茨基)共同發表的《獨立革命藝術宣言》中,他引用了據說是馬克思的話,說作家應該把作品當成目的而不是手段,如果必要,他應該犧牲自己的存在以換取作品的存在。

畢加索同志【22】,1945 年入黨。畫家,立體主義的奠基人。1945 年,他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解釋了自己的「入黨動機」:

「參加共產黨是我全部生活、全部事業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也是使他們有意義的條件。通過設計和色彩,我嘗試深入探究世界和人的知識,尋求在這種知識中獲得解放。…… 但壓迫和騷動使我感到,這還不夠,現在我不僅要用繪畫來戰鬥,更要用全部身心來戰鬥。」

布列松【23】——還不能叫同志。攝影師,年輕時讀過馬克思。1936 年法國選舉前,他和朋友為法共拍了一部宣傳電影《生活是我們的》(La Vie est à nous)。其中一個段落是通過呈現 200 個家庭控訴財富與階級特權——布列松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1948 至 1949 年,中國走向共產黨執政的時候,布列松「剛好」在中國。時至今日,策展人們還在解讀他作品中的政治元素,希望還原一個「布列松同志」的形象。

布努埃爾同志【24】,1931 年入黨。導演。他對拍攝《一條安達魯狗》的搭檔達利沒什麼好印象,聲稱後者「去了金錢的世界」。他本人的創作則一直試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荒誕——有時候,現實本身就足夠超現實了。

他屬於那種會為了拍片子走訪貧民窟的導演。在紀錄片《無糧之土》中,他給了一個孩子近景特寫——這個貧民窟里的孩子正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尊重私有財產」。圖像說明了一切。

很少有人能像布努埃爾那樣精準地諷刺「布爾喬亞」。以下展示《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劇本前 10 場的標題(據傅郁辰譯本)。電影全長 102 分鐘,講的是怎樣吃(不成)一頓飯的故事。

1. 由於時間上的誤會和飯館守靈,結果,晚餐落空
2. 販賣毒品和惶恐不安
3. 夫妻貪歡,誤了午餐
4. 影片中的幾位主角第一次無目的地沿着公路行走
5. 茶和咖啡售完,午後的點心沒有吃成
6. 大使和德維諾失人偷情未遂
7. 軍事演習衝散了晚宴
8. 上校家的晚宴落空和話劇演出
9.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第二次順着公路漫無目的地向前走
10. 在塞內夏爾家中,由於警察的干擾,晚飯沒吃成,還發生了其他事情

《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時間撥回蘇聯成立前不久。1921 年,安東尼奧·葛蘭西【25】創立了意大利共產黨,後來被墨索里尼關押囚禁。正是在獄中,葛蘭西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文化霸權理論。

簡單來說,文化霸權指的是通過宗教、教育,將自身的意識形態灌輸到全社會,從而維持自己的統治。墨索里尼治下的法西斯社會成了葛蘭西最好的例子。

何止法西斯社會。任何一個政府要推動大規模的社會改革,都會依賴於強力的社會機器。1980 年代,全世界新自由主義運動蓬勃發展,工人下崗被宣傳為社會發展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計劃生育政策剛剛推行時,滿村滿牆的「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種樹」也都是文化霸權在當代的體現。

和葛蘭西一樣,盧卡奇兼有學者和政治家雙重身份。他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新流派。

一戰結束那年,33 歲的盧卡奇【26】加入了匈牙利共產黨。這一決定令他的朋友困惑不已:在此之前,他更像是一個喜歡在報刊上發表劇評的文藝青年和文論家。

5 年之後,盧卡奇將自己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論文集結出版。這本《歷史與階級意識》成為他後來最有名的作品,也被認定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之作。

他相信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僅僅指的是他的方法。這種科學的信念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通往真理的道理,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

在盧卡奇這裡,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化體現為對「商品拜物教」的發展。他用「物化」這個詞來描述個體在市場經濟中的普遍處境:「人的活動完全與自身異化分離。人的所有活動,變成了一種商品,受制於市場經濟的規則,成為了和其他任何消費品一樣,獨立於人的存在。「

直到今天,這一觀點也並不過時。想像一個人穿上 Supreme 這樣的潮牌,相信自己因此變成了一個潮人。盧卡奇會說,這只是一種幻覺,因為你只是花錢買了一件衣服,而你自身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除了商品價值,人的價值似乎失去了其他尺度——這一憂慮將在 20 世紀的社會批判中反覆出現。

與《歷史與階級意識》出版同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成立了一個社會研究所。1930 年,社會學家馬克斯·霍克海默【27】成為第二任所長,在他的領導下,社會研究所發展為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他們將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結合起來,審視社會的方方面面。

西奧多·阿多諾【28】,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作曲家。他創作的先鋒音樂並不符合大多數人的聽覺習慣,但這或許正是他想要達到的效果:挑戰文化工業對人耳的馴化。

文化工業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對於文化的一種規訓。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文化是最能夠發揮人自身創造力,也就是人性之所在。但在文化工業中,文化產品被加上了與工業生產相同的流程,將文化產品標準化、商品化,並且大規模生產。而其功能就是為資本主義社會提供文化上的合法性,並將人類生活納入資本主義的運行軌道當中。

阿多諾在《辯證啟蒙法》中,對於電影工業有着自己的批評。他相信,電影類型片剝奪了人們思考的可能性,卡通片在不斷重複技術理性對於真實的勝利,偵探片剝奪了人們對於解答問題的渴望。

想想你看一部漫威超級英雄電影時候的心態,無論如何你都知道正義終將戰勝邪惡,而這可能正是阿多諾最不願意看到的——你失去了獨立行使理性的能力。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叫齊澤克【29】,看《愛樂之城》時會想到「革命與愛情」。

表面上看,本雅明對流行文化的態度和阿多諾截然不同。他相信,隨着以攝影術為代表的機械複製時代的到來,欣賞和創造藝術不再僅僅是少數人的特權。電影為無產階級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工具,促進了社會的民主化——這種樂觀主義直到 YouTube 時代依然被人們反覆提及。

但在樂觀之餘,本雅明也深知,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娛樂工廠正在製造新的偶像,扼殺電影的民主潛力。更重要的是他對歷史的一種悲觀判斷:代表希望的天使似乎總是會被風暴拉回過去,留下一片廢墟。在《歷史哲學論綱》中,他寫下了一句著名的話:」沒有一頁關於文明的記載,不同時是一頁關於野蠻的記載。」

讀到這裡,人們會想起曾經由權力豢養的藝術,想起當代的造夢工場,想起戰爭、種族主義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蠻行徑。

本雅明的魅力正在於此。他對流行文化的樂觀並非庸俗的技術決定論,而是源於走出不斷重複的歷史、迎來彌賽亞時刻的信念——作為猶太人,他將「救贖」和「解放」結合在一起,並且相信這個時刻可能就蘊含於此時此刻。

可惜那不是他的時刻。

1940 年 9 月 26 日,逃亡路上的本雅明因為一個小小的程序問題滯留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自殺身亡。

本雅明在西班牙 Portbou 的紀念碑——穿過黑暗,走向大海。攝影:Nostrix

1945:「你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嗎?」

當第三帝國的野心在 1945 年被撲滅,世界歷史來到了兩種意識形態直接對決的時刻。這一轉折在法國表現得尤為明顯。1946 年,法國共產黨在大選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一年後,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就讓聯合執政的法共和社會黨陷入分歧。1947 年 5 月,來自社會黨的總理拉馬迪埃將共產黨人全部趕出了內閣。同年 12 月,美國同意向法國、奧地利、中國和意大利發放 4000 萬美元的援助。

1970 年代之後,法共放棄了黨章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表述。激進左翼再也沒有獲得曾經高達 20% 以上的選票,直到 2016 年的梅朗雄。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讓·保羅·薩特【30】並沒有加入法共。他希望歐洲成為美國與蘇聯之外的獨立文化。他做到了一件看起來很難做到的事:兼容強調個體的存在主義和強調階級的馬克思主義。

在《辯證理性批判》當中,薩特指出,社會可以被還原到個人所身處的階級、家庭、國籍、種族、甚至是身體。個人活在其中,又參與其中,與社會的發展相輔相成。

薩特因此提供了一種有別於馬克思的歷史敘事。馬克思的史書當中,不存在個體,歷史被描繪成在階級鬥爭中曲折前進:一開始是奴隸與奴隸主,後來變成工人與資本家。薩特將個體的能力納入其中,從而擺脫對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質疑。

薩特的伴侶波伏娃【31】也同樣結合了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從中發展出了一套能夠理解女性在當代社會困境的理論。

波伏娃注意到,女性受到的壓迫來自社會、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結構。而這種壓迫下,女性會陷入一種自我欺騙帶來的不快樂,因為無法作出重大的決定,因為無法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波伏娃在《第二性》的結論部分寫道:「兩性都既是對方、也是自己的受害者。」換句話說,性別平等並不是一方付出、一方受益的過程。

薩特與波伏娃。1955 年,北京。攝影:劉東鰲 / 新華社

1949 年見證了兩件事。第一件事的意義已無須贅述——多少出乎美國和蘇聯的意料,第二個以馬列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大國在亞洲出現。第二件事則鮮為人知。保羅·斯威齊【32】,一位經濟學家,在紐約曼哈頓創立了一本馬克思主義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

出身於銀行家庭,斯威齊在成為精英的道路上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障礙。他在哈佛大學拿到了本科和博士學位。1930 年代末到 1940 年代初,他在哈佛大學從事經濟學研究,與他合作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倡導者熊彼特。

但早在本科結束後前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學期間,斯威齊就開始沉浸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他後來回憶說:「我逐漸確信,哈佛教給我的那種主流經濟學無助於理解 20 世紀的主要事件和趨勢。」他相信,缺乏監管的市場經濟將導致經濟的停滯,助長寡頭對各個行業的壟斷。

在《每月評論》的創刊號中,一篇題為《為什麼要社會主義?》的文章頗為醒目。文章的結論部分是這樣的:

「我深信,要消滅這些嚴重禍害,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配上一套以社會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 對個人的教育,除了要發揮他本人天賦的才能,還應當努力發展他對整個人類的責任感,以代替我們目前這個社會中對權力和名利的讚揚。」

文章署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33】。

作為科學家,愛因斯坦相信「科學不能創造目的」,而「只能為達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在他看來,服務於當前狀況的經濟科學無法克服和超越以掠奪、敵對、戰爭為特徵的發展階段,這就要求非特定領域的專家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

換到今天,愛因斯坦將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想法代表了左翼知識分子的一種共同憂慮:在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人類能找到一條免於未來災難的路嗎?《每月評論》的意義就在這裡:用愛因斯坦的話說,就是突破「自由而沒有阻礙地討論這些問題」的禁忌。

很快,這種禁忌變本加厲地席捲美國。

1952 年,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34】在麥卡錫主義的壓力下離開了美國。他的舞台生涯出色地詮釋了「幽默」的政治能量:在《摩登時代》中,流水線工人查理長期重複着機械的勞動,連上廁所的時間都受到老闆的嚴厲監視,以保證工廠生產的效率;失業後,他被當作工運領袖投入監獄,而他卻對監獄生活甘之如飴,拒絕回到被許諾的「自由」之中。

當「查理」下意識地拿出扳手擰緊生活中見到的每一個螺帽狀的東西,當他在巨大的齒輪上不知疲倦地工作時,對馬克思稍有了解的觀眾無法不聯想起對「異化勞動」的著名批判。

或許,卓別林 1960 年受訪時的一句話最有力地回應了 10 年前的那場紅色恐怖:「我只是一個小丑,而它讓我比任何政客都站得更高。」

《摩登時代》。圖片來源:豆瓣

對既有政治體制的懷疑,也適用於曾經被浪漫化的蘇聯。

在《為什麼要社會主義?》一文中,愛因斯坦就警告:「計劃經濟本身還可能伴隨着對個人的完全奴役。社會主義的建成,需要解決這樣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於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怎樣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員變成權力無限和傲慢自負呢?」

除了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冷戰後的東歐局勢也印證着愛因斯坦的擔憂。

1956 年,71 歲的盧卡奇再次成為一名政府部長。這一年,布達佩斯的大學生推倒了廣場上的斯大林雕像,要求擺脫蘇聯體制,啟用以納吉為首的改革派,走向開明。

在很大程度上,盧卡奇扮演了溝通者的角色。他依然是黨的領導幹部,但他主張執政黨必須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但蘇聯等不下去了。面對一個即將失控的衛星國,蘇聯派出坦克入侵匈牙利,推翻了納吉政府,扶持溫和、謹慎的卡達爾上台。年底,匈牙利與蘇聯在墨爾本奧運會水球比賽中狹路相逢,背負着整個國家榮辱的匈牙利隊以 4:0 的比分贏下了這場「水中血戰」,並獲得金牌。

1989 年 4 月,不久於人世的卡達爾為這段歷史、尤其為自己在處決納吉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公開道歉。僥倖逃生的盧卡奇沒有停止對蘇聯的批評。在去世前的一場採訪中,他再次和斯大林劃清了界線,也劃清了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界線。

「不幸的是,斯大林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說。

在斯大林雕像的遺存上,掛上匈牙利國旗。攝影:Pesti srác2

與盧卡奇一樣流亡國外的,還有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35】。1961 年柏林牆開始修建時,他剛好在西德訪問,就再也沒有回到東德。

布洛赫以「非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出名。「非正統」是因為他痴迷於烏托邦的概念。踐行唯物主義史觀的革命者常認為,只要階級鬥爭路線,一定能夠抵達共產主義。但在布洛赫看來,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擁有烏托邦的一個切面,馬克思主義就是要發掘出這些切面,並在當下社會將其實現。

在布洛赫研究者韋恩·哈德遜看來,他最被忽略的貢獻是對於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拓展。馬克思將意識形態看作資產階級統治工具,通過重新描繪社會現實,使得被壓迫的無產階級默默接受自己身處的環境。布洛赫相信,意識形態不止存在於道德、經濟、教育當中,更存在於日常生活,「廣告、服裝、體育、娛樂」莫不如是。

想想最近的綜藝節目《偶像練習生》和《創造 101》——把偶像養成的過程掰碎放給你看,在不斷灌輸給觀眾偶像應該是什麼的同時,卻沒有人想到,偶像可能是人被異化到極致的產物。

對於許多「西馬」們來說,他們的前後半生被生生畫出一道紅線,並被有選擇地敘述。人們幾乎無法想像,今天被小資青年奉為自由倫理之象徵的米蘭·昆德拉【36】,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黨齡。

「你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嗎?」在法國克萊蒙的一家咖啡館裏,天主教徒讓·路易問。

維達爾,一位大學教授,回答說:「還是。對共產黨來說,帕斯卡的賭注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帕斯卡是 17 世紀法國的哲學家,他覺察到基督信仰的脆弱,不過他成功地在賭注說里找到了信心。

「和贏相比,如果沒有絕對的機會輸掉,不要猶豫,賭上全部。」

1960 年代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維達爾也一樣:

「對個人來說,我質疑歷史到底有何意義?假設 A:社會和政治都是沒有意義的。假設 B:歷史有意義。讓我們假設 B 只有 10% 的真實性。A 有 80%。儘管如此,我沒辦法只能選 B。因為只有『歷史有意義』這個假設,才能讓我繼續生存下去。我得選擇 B 來驗證我的生活和行為。有 80% 的幾率我是錯的,但沒關係。

「也許是高爾基,列寧,或者馬雅可夫斯基,說到俄國革命,是現實迫使他們在一千個機會中選一,因為如果你選擇了那個機會,希望就會變得無限大。總比你不選要好。」

是這樣的,「雖然概率很低,但潛在的利益也許是無限的。」天主教徒和馬克思主義者達成了某種默契。他們隨後前往教堂做了彌撒,神父的說法和馬克思有異曲同工之處,他說,我們要迎接的是嶄新的、今天的幸福,我們會重生,而關鍵在於我們要心存希望。

以上場景來自法國新浪潮導演埃里克·侯麥【37】的電影《慕德家的一夜》。電影上映的前一年,巴黎剛剛發生了五月風暴。侯麥在後來的採訪中說,這些對話清楚地呈現了侯麥式的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義,不是標準的那種。

侯麥確實不太標準,如果相比同時代的另一位新浪潮導演戈達爾【38】來說。在 1963 年,侯麥和那些更激進、左翼的影評人產生了分歧,同時退出了他們一同擔任編輯的《電影手冊》(Cahiers du Cinéma)。侯麥仰慕美國電影,《幕德家的一夜》還拿了奧斯卡最佳劇本和最佳外語片的提名。但戈達爾,那時候真是恨透了好萊塢。

戈達爾,1968 年。圖片來源:Wikipedia

戈達爾更激進。他對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不滿,批判法國的社會制度,回到電影上,他指責好萊塢拿電影製造生活的幻覺。他相信紀錄片和全新的拍攝手法、敘事風格能找回真實的歷史,被忽略的歷史。

他拍出了一些很不錯的新鮮作品,比如《精疲力盡》《法外之徒》。也有另一些作品,比如《中國姑娘》(La Chinoise)——戈達爾讓一群法國青年背誦法文版的《毛澤東語錄》。

歐洲知識青年終於找到了下一個圖騰。

1968:「保衛馬克思」

1959 年,菲德爾·卡斯特羅【39】拜訪了林肯紀念堂。他成功領導了一場革命,他和弟弟勞爾對古巴政權的把持將延續至 2018 年。不過,更能代表他所處的時代精神的,或許是他的央行行長和工業部長:切·格瓦拉【40】。

切·格瓦拉具有最理想主義的革命氣質。1965 年,他放棄了在古巴政府的高位,將家人託付給古巴政府,只身前往剛果和玻利維亞,最終在玻利維亞被處死。在他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這種理想主義得到了微妙的展現:「今天,一切都變得不那麼有戲劇性,因為我們更成熟了,但事情在不斷重複自身。」

一個「革命之後」的古巴,看來已不再是他創造一種 21 世紀的新人類的最佳場所。

這種富有魅力的形象很快成為流行文化的元素。「切的圖像——僅僅是作為偶像的圖像而非他的所作所為——代表了我們想要的東西:革命,極端的改變。」紐約的一家滑雪板經銷商這樣說道。

切·格瓦拉。攝影:Alberto Korda

而當著名左翼出版商 Verso 為出版切的青年時期日記造勢時,他們有意選擇了一個更柔和的形象:一個舔着甜筒雪糕的革命家。日記封面印着一行字:「當《資本論》遇上逍遙騎士」——暗指切在日記中描述的那場跨越南美大陸的摩托之旅。

切的摩托之旅不會讓艾倫·金斯堡【41】感到陌生。這位美國詩人、「垮掉派」代表人物的名字出現在凱魯亞克的小說《在路上》的第一章,並被冠以「卡洛·馬克思」的綽號。

疑似的共產主義傾向讓金斯堡和凱魯亞克之間的關係充滿張力。事實上,金斯堡和共產黨人的關係同樣曖昧。他仰慕卡斯特羅給古巴帶來的改變,但當他踏上古巴的土地——尤其當他認為勞爾·卡斯特羅【42】是同性戀、切·格瓦拉很「可愛」(cute)時,這位男同志就無法維持座上賓的位子了。在布拉格,他被持異議的大學生封為「五月之王」,隨後再次被共產黨政府驅逐出境。

這些國家的革命者似乎還沒準備好與一位詩人相處,但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已經在準備迎接革命者了。

「我們不想承擔任何責任,我們什麼也不需要,我們要攻奪,我們要

佔領要動口,不要動手!

我的願望就是事實,因為我相信我的願望的真實性

沖啊,同志,舊世界已在你身後
迅速行動起來!」

這段話引自福柯的傳記作者詹姆斯·米勒筆下的「五月風暴」。1968 年 5 月,先是一群左翼學生佔領了巴黎拉丁區,之後,更多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政府和「現代世界的社會制度」。當工人加入抗爭,局面更加混亂。大學、工廠,這些古老的社會組織彷彿會在怒火中爆炸。

走上街頭、和學生站在一起的,包括早已是左翼旗幟的薩特。

然而,如果採用後世旁觀者的視角,「五月風暴」帶來的困惑並不比它帶來的震撼少。很多人將毛主席視為偶像,但抗議隊伍中幾乎沒有人懂中文,或是到訪過真實的中國。自稱「毛主義者」的抗議者後來回憶,「當時要是有人很理性地問我』你們究竟想得到什麼』說實話我是答不上來的。我不能說我連這些同志是誰都不知道,不能說我是在為示威而示威。」

電影《戲夢巴黎》。圖片來源:豆瓣

更荒誕的是,當哲學家阿爾都塞【43】的眾多學生衝上街頭,他們卻找不到自己的導師。

阿爾都塞正因精神病發作住在療養院。「精神病」很可能不是託詞,14 年後,阿爾都塞掐死了自己的妻子,最終因精神病情免於追訴。

指望阿爾都塞參與學潮並非沒有道理。1960 年代,他出了兩本重磅讀物:《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堪稱法國最懂馬克思的人。在前一本書中,阿爾都塞試圖抗衡一種危險的誘惑:將前後期馬克思分而治之、片面強調馬克思前期作品中的「人道主義」——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就是這麼做的,而這種哲學「發現」又被國家宣傳機器用來攻擊蘇聯。

阿爾都塞用「認識論斷裂」來解釋馬克思前後期思想的差異。他找到了一些證據,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更認可他後期的歷史唯物主義,而青年馬克思的著作更接近意識形態。強調後期馬克思,支持更激進的社會變革,怎麼看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阿爾都塞讓學生失望了。他後來支持了法共的立場,將「五月風暴」貶低為無政府主義。包括雅克·朗西埃【44】在內,一些出色的青年人離開了他。幾年之後,他對這段時期的表現作了公開的自我批評。

儘管 1968 年已難以重現,我們可以到書中尋找那些激發了青年熱情的理念。

1964 年,馬爾庫塞【45】出版了《單向度的人》。他認為,壓迫已經不再需要以暴力或者權威的形式出現,只要他們能夠讓人們習慣於單向度的思考。當人們在看同一個電視節目,他們就會以為他們是同一群人。政治上,美國夢這樣的詞彙模糊了不同人之間生活的巨大差異,讓人自以為生活在美國夢當中。

更多的單向度通過消費方式呈現。發達的工業社會創造了人們虛假的需求,從而讓人們更進一步的深入到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體系當中。大眾媒體、廣告……鋪天蓋地的宣傳讓人以為,這只是自己不夠努力,而失去了改變現有體系的慾望。

這位 1934 年流亡美國、最終入籍的哲學家對美國似乎並沒有什麼好感。

除了馬爾庫塞,弗洛姆也向美國讀者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他綜合運用了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論,在個體層面探討了愛與被愛、自我實現等議題。

當巴黎的街道被手捧紅寶書的青年人佔領時,一支英國搖滾樂隊正忙着出國訪問、攝影宣傳,以及最重要的——錄製一張新唱片。5 月,這張日後被稱為「白色專輯」(The White Album)的唱片在倫敦艾比路(Abbey Road)的一間工作室開始錄製。唱片封面空無一物,除了樂隊名稱——披頭士(The Beatles)。

披頭士的主唱列儂【46】從未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儘管如此,搜索「列儂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問題,依然能看到很多討論。支持者的依據來自他後期發表的《Imagine》。列儂在這首歌中描繪了一個沒有地獄、沒有國家、沒有宗教、沒有所有權的大同世界,與馬克思想像的共產主義社會庶幾近之。他曾承認,這首歌「幾乎就是《共產黨宣言》」,儘管後世的批評者更傾向於視之為一首樸素的人道主義歌曲。

對於成就美好事物的功勞,人們總是爭來爭去。

在音樂中,英國本土學者發現了更多東西。他們注意到,包括披頭士的故鄉利物浦在內,工人階級的子弟們正在擁抱種種青年亞文化,從而為觀察馬克思的經典範疇「階級」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文化研究。

「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作品《通過儀式抵抗》。圖片來源:豆瓣

1964 年,一個叫「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機構在伯明翰大學成立。中心第一位主任是社會學家、文學批評家霍加特【47】,第二任則是日後「新左派」的旗手霍爾【48】。他們挑戰了阿多諾對「生產」與「消費」相對靜態的劃分,而將目光投向了正被大眾文化動員起來的有血有肉的個體。

在《通過儀式抵抗》這部里程碑式著作中,他們將青年亞文化視為對主流文化的反抗,以及工人階級建立社群、感受團結的方式。他們在搖滾、在朋克中聽到了憤怒,聽到了逃向一個更自由、更快樂、更不拜金的世界的企圖。但他們也承認,這種嘗試是脆弱的——這些青年人太容易被收編,將原本革命性的儀式變為消費的對象。

而現實似乎印證了後一種擔憂。「通過儀式抵抗」,看來還是戴着鐐銬跳舞。

一些美國人——更準確地說,美國黑人——希望用更激進的形式響應馬克思的理念。其中一位名叫馬爾科姆(Malcolm)【49】的年輕人決定改掉自己的姓氏——「Little」,一個「白人奴隸主強加在祖輩身上」的卑微的姓氏,代之以一個字母:X。

馬爾科姆·X 的政治觀點是一種奇特的組合。早年,他是民族主義的實踐者,主張黑人比白人更為優越,認為白人自由派和白人保守派的區別只在於前者「更有欺騙性」。他批評資本主義,當被問及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是,他詢問這種制度對黑人好不好;在得到「看起來是這樣」的回復之後,他說:「那我支持(社會主義)。」

他還是伊斯蘭教信徒——多年之後,一位當過紅衛兵、後來加入伊斯蘭教的中國作家用浪漫的筆觸回顧了「黑穆斯林運動」這段歷史:「黑人高貴」的觀點「必須藉助神的嘴來說出--伊斯蘭教被選擇了」。這位作家叫張承志【50】。

1965 年,一如他本人預言的,馬爾科姆·X 遇刺身亡。一年後,一個以他的政治主張為藍本的黑人自衛組織成立了。在美國歷史上,人們很少看到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這樣為少數族裔和工人階級進行武裝鬥爭的運動。

黑豹黨被認為是毛主義(Maoism)和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前者鼓舞他們投入革命,後者啟發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幫助工人奪回生產資料。1968 年,他們在大學賣起了毛主席【51】的「紅寶書」,收入用於購買槍支。

特勤部門開始嚴厲鎮壓這個鼓吹暴力的組織。除了實施有組織的暗殺,FBI 還在組織內部策動分化,製造敵意。黑豹黨要求的團結並沒有持續下去。1980 年代,組織核心 Huey P. Newton【52】染上了毒癮,並最終在一場毒品糾紛中遇害。

他的結局令黑豹黨人 1970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一語成讖:「資本主義+毒品=種族滅絕。」

半個世紀之後,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53】回顧 1945 年後的思想史與政治史時,他重複了自己在 1970 年代中期的判斷:「歐洲就再也沒有堪比過去的革命激變了,連失敗的也沒有……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第一次開始在大學裏安營紮寨。他們生產出了體量驚人的智識作品,但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各種類型的群眾實踐的隔閡,受制於智識生活與政治生活的結構性分離。」

無論是 CCCS 在 21 世紀初被關閉,還是黑豹黨人的死亡,似乎都印證着安德森的判斷。那種被列寧、盧森堡們定義的「思想家+革命者」的雙重身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庶民還能發聲嗎?」

回到 1960 年代。

1969 年,BBC 推出了一檔彩色紀錄片《文明的軌跡》——是的,就是當下熱播的《文明》的原版。對主持人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54】來說,該片代表了一種立場:當學潮席捲西方時,他反倒要重申這些偉大藝術家的價值,一如二戰期間,他要在倫敦空襲的陰影下堅持舉辦音樂會。

3 年後,克拉克的立場在 BBC 的另一部紀錄片《觀看之道》中受到了一位年輕藝術史家的抨擊。約翰·伯格【55】,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家,他的名字已經和這部紀錄片、這個短語(「ways of seeing」)聯繫在一起。

不同於克拉克對偉大藝術家的讚頌,伯格更關注藝術品背後的權力及其傳遞的意識形態。以歐洲油畫中的裸女為例,伯格指出,她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是真實的女性個體形象,而是男性慾望的投射;而到了當代,在彩色攝影技術的幫助下,廣告不斷製造着關於慾望的神話,刺激着觀眾從觀看走向消費。

1970 年代之後,伯格在法國的村莊隱居,2017 年逝世。與他——也與本雅明對大眾掌握攝影術帶來的革命性前景相反,爆炸式的圖像生產越來越按資本的邏輯走。與此同時,藝術介入社會的功能變得越來越可疑。塗鴉藝術家班克斯(Banksy)【56】這樣描繪了藝術的荒誕處境:一個街頭裝扮的青年在牆上塗寫着「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一位清潔工等在他身邊,負責把油漆擦掉,保持城市整潔。

藝術家試圖尋找和大眾重建關聯的方法。

今天,柏林漢堡火車站當代藝術博物館的觀眾不會錯過這裡收藏的大量來自約瑟夫·博伊斯【57】的作品。其中的最後一件——也是最大一件作品《資本論空間(1970-1977)》被安置在展覽盡頭的巨大展廳內。將近 40 年前,博伊斯用粉筆在這些移動黑板上寫下了他對人類社會未來的經濟關係的設想,主張將人類的創造潛能置於經濟思想的中心。

博伊斯,1978 年。攝影: Rainer Rappmann

作為納粹德國的前飛行員,博伊斯與眾不同的藝術生涯可以被視為一種救贖。他將教學視為自己最偉大的作品,並激烈反抗既有的藝術教育體制。1970 年代,他在杜塞爾多夫美術學院堅持超收學生,導致被開除,最終在輿論聲援下復職。在課堂上,他充滿熱情地教授哲學,其中當然有馬克思的《資本論》。

這些非常之舉指向博伊斯的終極訴求:打破藝術與社會之間的界線。在 1979 年出版的《社會雕塑理論》中,他這樣寫道:

「社會雕塑——即我們型塑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雕塑(在這裡)被視為革命進程,每個人都是(參與創造的)藝術家。」

英國先鋒音樂家科尼利厄斯·卡迪尤(Cornelius Cardew)【58】溝通藝術與政治的方法則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像。

1974 年,卡迪尤發行了一張專輯,其中幾支曲目的標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毛主席萬歲》。此前,他還曾經將《大學》中的字形、字音翻譯為樂譜。據《好奇心日報》的同事反饋,「聽起來不太能接受。」

通過具有隨機性的音樂創作方法,卡迪尤意在重新思考音樂組織與社會及政治變革的關係,而這種思考也在不斷發展。1970 年代轉向政治寓意更直接的音樂正是基於他的自我反思:《大學》式的創作不過是讓資本主義的壓迫更為腐朽。他甚至開始組黨:1979 年,他聯合創立了英國革命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剛剛過去的五一勞動節,該黨還在網站上呼籲,為另一種選擇而戰。

卡迪尤的樂譜。圖片來源:socks-studio.com

1981 年,卡迪尤死於一場肇事逃逸的車禍。關於事故的陰謀論至今仍在流傳。就在這起事故發生 6 年前,另一位藝術家和前共產黨員死於車輪之下——準確地說,是死於一場謀殺。

一如他的電影,帕索里尼【59】的死具有令人震撼的「視覺效果」。他受到棍棒擊打,之後被汽車碾壓,屍體受到羞辱。警方隨後逮捕了一名 17 歲的男妓,他在前一晚接受了這位著名導演的邀請,搭車外出兜風。2005 年,這名男妓翻供,指控另外三人謀殺了帕索里尼——並稱其為「同性戀」(queer)和「骯髒的共產黨人」。

出生於 1922 年的意大利,帕索里尼受到天主教和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影響。他在報紙上公開宣稱,只有共產主義能提供一種新的文化,又以無神論者的身份將《馬太福音》搬上銀幕。被謀殺之前,他剛剛在採訪中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話:「在我看來,消費主義是比傳統形式更惡劣的一種法西斯主義。」

當《衛報》2014 年緬懷這位導演時,人們發現,帕索里尼關於登峰造極的物質主義對文化的破壞的預言不再只適用於意大利。他所擔憂的媒體對政治的操控已經在一些地方成為現實。不同於被他蔑視為小資情結作祟的 68 一代意大利青年,帕索里尼的個人反應似乎是訴諸《薩羅》這類作品,向文明本身發起挑釁。

「身體總是革命性的,因為它代表了無法被刻在法典上的事物。」帕索里尼的這句話或許概括了他的美學和死亡。

帕索里尼在葛蘭西墓前。圖片來源:Wikipedia

若論當代的「小資偶像」,恐怕沒有人比村上春樹【60】更為適任,但 1988 年出版的《舞!舞!舞!》揭開了他的精神淵源——那些旖旎的文字底部,是「西馬」們早已鋪墊好的社會批判的重低音。

《舞!舞!舞!》講述的是一個生活在「經費」中的人。小說中,「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一詞反覆出現。當敘述者喃喃,「我們生活在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浪費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稱之為擴大內需,我輩稱之為揮霍浪費,無非想法不同」,讀者分明聽到了對消費主義無力的抵抗。

而當主人公大發議論——「人們崇拜資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機,崇拜其神話色彩,崇拜東京地價,崇拜』奔馳』汽車那閃閃發光的標誌。除此之外,這個世界上再不存在神話」,讀者不得不想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著名批判——「商品拜物教」。

村上自稱 15 歲時就開始閱讀「馬恩全集」。歷經日本經濟的騰飛和《廣場協議》的簽訂,他筆下的小資們終究無法在社會中確保安全感,只能在文字、酒精、性愛、搖滾樂和都市中漂流。

一個後現代的寓言。

1989 年,一本雜誌死去了。

4 年前,被稱為「台灣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家陳映真【61】創辦了這本雜誌。他的寫作受到「馬列毛」和魯迅的影響,也正是因為這層左翼底色,1968 年,他被當局判處 10 年有期徒刑,關押於綠島監獄。

在《人間》的創刊詞中,陳映真宣示,要「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熟絡起來;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基於「左統」立場,《人間》試圖成為「衝破時代破口的媒體」,關注同性戀、環境污染等至今充滿爭議的社會問題,更以強烈的「報告文學」風格影響了一代記者。

但陳映真似乎是個不合時宜的人。在他「社會主義」風格的經營下,《人間》終因財務問題停刊;當他後期的政治立場觸怒了島內的知識界,他試圖在大陸尋找知音;而當他在大陸的學術會議上,無比真誠地陳述對未來的憂慮,緊接着發言的大陸學者卻在呼籲國際投資,將污染視為脫貧的必要代價。

2016 年,陳映真病逝於北京。他的「不合時宜」留下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底層還能發聲嗎?

這個問題更早來源於印度學者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62】1985 年的一篇論文:《Can The Subaltern Speak?》她筆下的「底層」首先是那些長期被殖民、被階層秩序壓迫的底層女性。當福柯代表的後結構主義者將反抗之道寄望於個體的生命政治時,斯皮瓦克想問的是,這種個體主義的解決方案是否適用於「落後」的東方?

答案是「不」。

這又回到了馬克思的原點。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就曾提出,小農是不會說話的,他們需要被代表,也正是他們將拿破崙三世扶上了皇位。對斯皮瓦克來說,這才是第三世界的真實政治狀況,這裡的抗爭必須擺脫對個體意志的浪漫化,發生在法律、國際勞動分工等宏觀層面。

對斯皮瓦克的問題意識,中國學者汪暉【63】明確表示認同,但他認為,僅僅提出這個問題還不夠。在一場訪談中,他幾乎複述了佩里·安德森對歐洲知識界的評價——今天的知識分子大多在職業化中失去了與進步政治的關聯,甚至成為社會進步的阻力。

作為提問者的「我們」與「底層」之間是何種關係?汪暉追問。

馬克思早就不用想這些問題了。

馬克思去世又過了 135 年。到了今天。

在他身後,如同我們剛剛看到的:

後來有了列寧,高舉着他的大旗,讓世界天翻地覆。

後來有了大蕭條,資本主義自毀性的那一面,比馬克思想像中的可能還要更嚴重。

後來有了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人可能都在思考這樣一個現實性問題:馬克思未必是對的,但世界肯定錯了。

後來有瑞典、北歐的第三條道路實驗,在歐洲有重要影響力的法國社會黨、英國工黨等組織則傳承於當年伯恩斯坦、考茨基這些人領導的第二國際。

後來他批判的私有制、資本主義,有了改觀,並且在很長時間一段里,看起來大獲全勝,以至於弗朗西斯·福山說歷史已經終結。

就這樣,一直到了今天。現代人馬克思掀開的這個大幕從來沒有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