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事件爆发的这几天,大家的朋友圈流传起了这样一条内容:

此时正值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时刻,看到这样煽动情绪的话很容易轻信并转发。然而事实真有这么夸张吗?

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小编查找了一下这个说法的来源,也就是2001年这则人民网的新闻:

注意,在这篇报道中提到日本对中国无偿提供援助的,只是针对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而并非这次出问题的百日破和狂犬病疫苗。所以我们不能说没了日本的援助,咱们国家的疫苗就会出问题。还有种说法是80后90后出生的我们之所以比较健康,都是因为打了日本人的疫苗,这个就更没有根据了。

这位中国人的疫苗

打败了“恶魔”病毒

即使是脊髓灰质炎疫苗,也不完全是靠日本的助力。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内部分省区就爆发了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在我国大城市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家长背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想给孩子把病治好,尽管屡屡失败,却不愿意放弃。脊髓灰质炎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传染病,也是WHO(世界卫生组织)计划继天花后第二个要消灭的传染病。

小儿麻痹症患者的行走

1964年,“中国病毒学之父”顾方舟就已经研究出了脊髓灰活疫苗,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糖丸,之后这种糖丸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投入使用。正是他和其他科研人员研究出的“脊髓灰活疫苗糖丸”,让无数中国孩子避免了致残。

“中国病毒学之父”的顾方舟

顾方舟(1926——),浙江宁波人,病毒学家、教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5年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医学副博士学位。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 顾方舟研究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42年,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1958年他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60年代初,他研制成功液体和糖丸两种活疫苗,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同时提出采用活疫苗技术消灭“脊灰”的建议及适合于我国地域条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1959年,我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精英在花红洞里面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当时大家住的是山洞,吃的是杂粮,但大家斗志昂扬,自己开荒种菜,自己打井修路,历经千辛万苦。

1959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创建生物医学研究所,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

1961年10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了医学生物研究所。

顾方舟回忆:“我汇报说如果全国七岁以下小儿都能接种疫苗,就有希望在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总理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接着开玩笑说‘到那时你们岂不是要失业了’?我说不会,那时我们就去研究消灭别的疾病。总理看着我说:‘要有这个志气’!”

脊灰减毒活疫苗,通过科研人员们的艰苦奋斗,在国家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下,不到两年就研制成功了三批。

周恩来总理在顾方舟同志陪同下视察生物所

刚刚研制出的疫苗样本,必须测定其安全性。几个科学家决定以身试药,顾方舟和同事们首先把疫苗服用了下去,经过观察期以后一切正常。但是仅仅有成人的例子是不够的,必须在儿童的身上再次对安全性进行确定。

在陌生孩子身上做这样的试验,科研人员们是绝对不忍心的。无奈之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决定拿自己的孩子来测试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也把疫苗给自己的儿子喂服了。

每次同事们上班,都互相问着孩子们怎么样了,每一个孩子,都是属于大家的。测试期慢慢过去,孩子都安全无事,证明疫苗是安全的,很多研究人员都喜极而泣,这里面,也包括顾方舟。

终于于在1960年3月,研究所生产出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活疫苗,经北京、上海、天津等11个城市的儿童服用,证明其免疫效果良好,安全性可靠。

“糖丸”——口服脊灰糖丸

至今都让顾方舟感到得意的,还并不仅仅是脊灰疫苗的研制成功,而是别出心裁地把它做成了小糖丸。

疫苗刚刚研制成功的时候是液体制剂,要用试管滴在馒头上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常常很排斥,在运输和滴取的过程中也常常出现一些浪费。 一天,顾方舟突然在同事孩子吃糖上受到启发,决定把疫苗做成甜甜的糖,这一想法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突破。

看到孩子们非常开心地把疫苗含在嘴里,有的吃了一个还嚷着要下一个,科研人员们都笑逐颜开:“我们那会儿饿着肚子在深山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为了这帮孩子们啊!”

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 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 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2000年,经中国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古有神农尝百草

今有她以身试疫苗

顾方舟让自己孩子试疫苗的安全,而这位伟大的女性,她为了疫苗的安全,就像神农氏一样,不惜以身试验。

在中国被扣上“肝炎大国”的脏帽子时,她誓言有生之年一定要让中国摘掉“肝炎大国”这顶脏帽子。也正是她,历经千难万阻改变了这一切。

她就是中国的“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

陶其敏,中国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事业的先驱,中国病毒性肝炎免疫学检验的奠基人,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原北京医学院肝病研究所)的创始人,中国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的研制者,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首任所长、名誉所长。

众所周知,我国是乙肝大国,而在1975年以前,我国连一支乙肝疫苗都没有,面对乙肝病魔的肆虐,所有人都束手无策,这时研究乙肝疫苗的重任就落到了陶其敏身上。

早在1963年,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就被美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布兰博格在澳大利亚发现并命名为“澳抗”,“澳抗”阳性可以作为乙肝病毒感染的指标,而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才有可能研发出针对乙肝的疫苗。

要确定乙肝病毒携带者(“澳抗”阳性),就需要乙肝病毒检测试剂盒,而这种试剂盒是我国没有的,所以研发试剂盒是陶其敏面对的首要问题。要制作试剂盒,就要有纯化的乙肝表面抗原,要纯化乙肝表面抗原,就要有无菌条件和先进仪器,而这些又是国内欠缺的。陶其敏因地制宜,利用手头所有的资源,制作仪器和耗材。没有高性能的葡聚糖凝胶分子筛,就用不同型号的国产产品多次层析,同样获得了纯化的表面抗原。用这种抗原对动物进行免疫试验,动物血液红细胞中就会产生特异性抗体,而要获得这些抗体,需要超声波破碎装置,国内没有相关设备,陶其敏使用手工土方法制出合格的红细胞膜,进而制成了带有表面抗原的敏感血球。就这样,我国自行研制的中国第一套乙肝检测试剂盒终于诞生了。在1973年10月日本东京召开的西太平洋肝炎实验室工作会议上,这套试剂盒获得与会8个国家研究学者的一致赞扬。

肝病研究所研发的HBeAg Ab EIA试剂盒

有了检测乙肝病毒的利器,研制乙肝疫苗就成了工作的重点。陶其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研究国内外文献,没有无菌室,就自己设计制作,没有隔离系统,就用盐水瓶、输液架配成密闭式装置。她带领团队人员使用乙型肝炎抗原带毒者的血清,经过离心后获得了纯净的表面抗原,经过灭活后于1975年7月1 日制成了我国第一支乙肝疫苗。新制成的疫苗,需要在大猩猩身上验证有效性和安全性,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大猩猩,陶其敏毅然决然把未经验证的疫苗注射到自己身上。三个月过去了,陶其敏没有发病,身上成功的检测出乙肝抗体,疫苗实验获得成功!

1975年8月29日,陶其敏(左一)在自己身上实验肝炎疫苗

1975年7月1日,代号为7571的乙肝疫苗,这在我国疫苗研发和生产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中国人可以脱离乙肝病魔的威胁,而以陶其敏为代表的疫苗研发人员为了人民大众的健康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他们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纪念!

当时北京人民医院乙肝疫苗研究团队(右三陶其敏)

面对同样的疫苗,她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把别人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安全还重!

而今天有些厂家竟然不顾千百万人的健康!

面对同样的疫苗,她研制疫苗没有挣一分钱。

而今天某些疫苗生产厂家利润达到了91.59%,挣得是盆满钵满!

只可惜,中国的这位乙肝疫苗之母2017年11月15日辞世,享年86岁。

真正的“疫苗之神”

你也许不了解,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一位科学巨擘,让中国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疫苗,给予中华民族抵抗病毒的勇气与信心。

1992年11月22日,为了纪念汤飞凡为人类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国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的纪念邮票。

汤飞凡,“衣原体之父”,医学微生物学家。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抗战结束后,生产出中国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解放后,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纪录片:《汤飞凡的一生》

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长沙。从小目睹父老乡亲被病痛折磨的他心中有着悬壶济世的理想。他早年就读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学有所成后,当他的同学们邀请他开医馆行医时,他说:

“当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人?若能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湘雅医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合影

1925年,汤飞凡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师从著名细菌学家秦瑟(Hans Zinsser)。

四年后,哈佛毕业的汤飞凡在恩师颜福庆的邀请下回国。他在上海建立实验室,主要研究沙眼病。沙眼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流行病:中国沙眼发病率55%左右,农村地区更是高达80%以上。

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于1928年发表论文称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但汤飞凡在7个月的实验中,未能成功重复出野口的结果。经过后续研究,他在1935年发表论文推翻了野口的假说。

八年抗战中断了汤飞凡对沙眼病的研究,但汤飞凡并没有因此停下自己的脚步。在战争期间,他重建了中央防疫处。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他们生产的牛痘疫苗让中国早于世界16年消灭了天花,他们在遭到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研制出黄热病疫苗。

中央防疫处技术人员合影

抗战期间的条件非常艰苦。世界著名胚胎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目睹了中央防疫处的工作情况,并将所见所闻发表于英国的《自然》杂志。他写道:“在好几个月里,仅有的一个锅炉还漏水,很不安全,每晚用完后都要修补。就是靠这台锅炉进行所有的消毒,供应蒸馏水等,幸亏未曾发生事故。”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担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当时,一些地方的烈性传染病仍然很猖獗,他带领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同事,争分夺秒地研制急需的疫苗、血清。为了使生物制品能在国家监督下安全生产,他提议并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程》。

1954年,一切步入正轨后,汤非凡继续分离沙眼病原体的工作。即便经历了上千次失败,他也没有放弃。考虑到沙眼病原体与LGV(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十分相似,而LGV还可以在鸡卵黄囊中生长,汤飞凡与助手决定使用鸡卵黄囊作为实验材料对病原体进行分离。在利用新方法进行的第八次分离实验中,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原体被分离出来了。这株病原体就是著名的TE8,T表示沙眼 (Trachoma),E表示鸡卵(Egg),8是第8次试验。

显微镜下的沙眼衣原体

为了证明分离出来病原体能够引起人类的沙眼,他私下命令助手将沙眼病原体滴入了自己的眼睛。很快,他出现了明显的沙眼临床症状。并且在随后的40天里,他坚持不做任何治疗,收集了一批十分可靠的临床数据。

他的发现让人们找到了沙眼的治疗药物。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沙眼发病率降至6%以下。

如今疫苗事件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揪心的家长们狂翻疫苗本,

生怕孩子打了无效的疫苗。

就在大家恐慌不安时,

可怕的事情出现了,

居然很多人开始抵制疫苗!

甚至把疫苗的功劳归功于他国!

1978年实施免疫规划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全部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基本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所有重点疫苗种类。不仅国产和进口的同种疫苗,在质量标准、安全性和使用上没有明显差别;而且国产疫苗已得到世界认可,并走出国门——

如果因为这些事件导致疫苗的恐慌,

而拒绝一切接种的话,

那受伤的必然是所有人。

数十年来,在疫苗研制的路上,

医学先辈为了我们的健康付出了艰辛,

我们更不能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