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以來的“全球貿易戰”正在考驗二戰以來的全球治理秩序之正當性與制度效能。特朗普的貿易戰針對的是所有對美國全球治理權構成實質性挑戰的威脅性力量,中國首當其衝。根據2017年底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全球治理權面臨的威脅被區分為三個層次:第一,首要的全球性威脅,以中國和俄國為代表,中國居於首位,涉及所謂自由民主秩序與威權專制秩序的巔峰對決;第二,致命的地區性威脅,以朝鮮和伊朗為代表,涉及獨裁、核武器及地區和平秩序;第三,瀰漫的恐怖主義威脅,以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為代表。美國的全方位貿易戰針對上述不同對象呈現不同的論述和打法,對中國的主要攻擊點是知識產權盜竊與不公平貿易,是“創新重商主義”,但其根本意圖在於阻斷中國發展,維護全球治理權的獨享壟斷地位。

2018年5月初,美國貿易代表團訪華,試圖壓迫中國接受21世紀版本的新《望廈條約》,提出了若干戰略性、精準式的壓制中國經濟主權與發展利益的貿易政策安排。但2018不是1844,中國已成為新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動力和規則制定方,而不是被動挨打的“落後”國家。正是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金融治理機制、中國製造2025計劃及民族復興“兩個一百年”戰略中對自身及世界秩序的“新理想”從全球治理權的頂層意義上刺激和挑戰了美國的既有霸權和尊嚴感,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暫時難以停息。美國試圖壟斷全球治理權,壓制中國自主發展及參與全球治理的正當權利,這是貿易戰的本質。

回顧歷史,美國也曾以類似的恐懼、理由及方式壓制過蘇聯、日本的發展和競爭並取得了所謂的勝利。那麼,這一次,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夠如其推特宣稱的那樣“美國一定贏”?這種“歷史終結論”式的美國樂觀主義和美國至上論,是否還能贏得全球信任和歷史機遇?除了美國的鷹派集體和貿易戰中的主要受益群體之外,知識精英、公共傳媒、普通大眾及盟友體系似乎並不樂觀。

在美國精英中不乏較為清醒的觀察者。麻省理工(MIT)校長瑞弗(L.Rafael Reif)先生近期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文《中國的挑戰是美國的機會》,提出了對中美貿易戰的客觀反思。瑞弗認為,美國貿易戰的理由及戰略意圖是不充分和難以實現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中國在核心技術上正在實現一種自主性創新與超越,而不是所謂的盜竊或抄襲,典型領域包括量子計算、5G通訊技術、高鐵、移動支付、AI應用等;其二,關稅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不是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正確策略;其三,美國政府在高科技補貼政策與移民政策上缺乏戰略規劃和開放包容精神,對創新發展的政策支持不足;其四,美國的創新體制及其社會文化條件相對優越,但需要正確運用和加強,美國政府需要更多反思自身。文章最後,瑞弗提出了中美競爭關係中美國戰略認識論轉變的根本重要性,認為貿易戰枷鎖只能陷美國於長期平庸,而正確的出路是“如果我們美國人尊重中國,把它視為一個新興競爭者,有着許多我們可以借鑒的優點,這種觀點將激勵美國做到無與倫比地最好”。

瑞弗的分析和建議是理性的,但與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整體戰略存在嚴重衝突。瑞弗希望出現聯邦政府對高科技與高校研究的更具戰略性的規劃與資助,似乎期待着“美國製造2025”,但這正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核心批評。瑞弗希望放開移民政策,但這與特朗普的競選承諾及本土民粹化傾向相悖。瑞弗希望美國調整對中國的敵意認知,但這恰恰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礎性判斷。瑞弗正確認識到中國發展的自主性與創新內涵,但特朗普鷹派團體中缺乏這樣的平衡性視野。瑞弗的意見代表了美國相當一部分理性精英的立場,也是中國願意思考與對話的恰當立場,這是美國社會自由度和多元主義的體現,但在當下的貿易戰對抗氛圍與美國絕對優先的鷹派立場下難以獲得政策代表性與話語權。不過,美國的公共輿論、選舉制度與司法審查有可能構成一種民主政體下的監督問責機制,對特朗普的“敵意政治”構成一定的憲制性制衡,所謂的“中期選舉說”有一定道理。但特朗普現象再次顯示了美國憲制中“超級總統制”對民主共和價值的僭越和威脅,是否可能回到理性的制度化軌道,難以樂觀評估。美國憲法的蛻變,是貿易戰背後之全球治理權競爭的一個重大參數。

第一轮500亿商品征税齐了!中美贸易战转战第二回合

貿易戰的本質不是貿易,這只是表象和觸發點。貿易戰的競爭是核心技術競爭,而最根本的競爭則觸及制度模式及價值觀。貿易戰論辯遍及國內外,一旦穿過貿易利益的表層討論中美在全球治理秩序上的理想與模式之爭,不少人又會陷入一種歷史終結論的思維定勢,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持有更加悲觀的態度。特朗普政府也慣以“歷史想象”代替“歷史真實”,以冷戰思維面對中國崛起,將中國視為“下一個蘇聯”,將中美貿易戰視為美國全球治理權“衛冕之戰”的又一場重大戰役。但中國並不是蘇聯,也不是日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過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反思與批判,實現了“中國化”的積極理論體系與制度成果,並順利融入了經濟全球化,建立了黨的領導與民主法治的協調法權體系。想象中國如同蘇聯一樣失敗,是對中國發展歷史的無知。同時,中國也不是日本,後者長期處於“主權缺損”狀態,在安全與外交上受到美日盟友體系內美國一方的“主權性影響”。中國則是具有獨立主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對貿易戰及其背後的核心技術與價值觀競爭有着長期的體制耐受力和相對系統成熟的應對經驗。

總之,貿易戰中美國的霸權思維、多點出擊以及對“歷史勝利”的簡單想象與角色帶入,不能夠正確理解和適應包括中國崛起在內的21世紀的新世界與新秩序。某種意義上,特朗普主義及其貿易戰全套邏輯展示的仍然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東方主義”,一種對1500年以來逐步發展成熟之“地理大發現秩序”的嚴格精神依賴和權力濫用,而看不到經過充分的現代化與全球化發展,一種真正和平、發展與多元的“新秩序”正在生成。瑞弗的觀點代表了美國精英的某種理性的自覺,而更多的“瑞弗們”對於美國國家利益的理解與增進顯然要健康得多。而特朗普的“關稅重商主義”與美國至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必然經受不住這一新秩序及具有理性反思品格之美國民主政治周期的長期檢驗。在新秩序生成的時代,沒有一成不變的權力和優勢,誰都不能偷懶,也不可能坐享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