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在多方支持下,筆者所在機構牽頭協調對美國政界、智庫、媒體與商界做了一次大範圍調研,並進行了雙邊對話,美方人員代表性強、政治光譜全,所談內容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中美關係現況。筆者有幾點感悟,覺得有必要、有責任與公眾分享。

 

中美亟須加強民間對話

本次中美智庫系列對話於8月初正式啟動籌備,國內多位資深官員與知名學者都欣然應諾參與。8月是美國精英層的“休假季”,但美國三家頂級智庫在收到邀請時均馬上表達承辦意願,不但機構負責人均出席會談,還邀請包括美國前防長、多位前副國務卿、前貿易談判代表在內的十多位“部級”領導與數十位著名智庫學者。不僅如此,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美國國際集團前董事長莫里斯·格林伯格等三位泰斗級人物以及黑石集團董事長蘇世民等多位美國政界、商界領袖都會見了中方代表。

▲8月30日,中美智庫專家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對話會。(劉傑 攝)

這樣的會面效率遠超預期,充分折射了目前中美精英對兩國緊張局勢的重視與關切。五天在美行程的約20場會談中,筆者多次聽到兩國精英呼籲,越是兩國關係困難,越是要開展各個層面的民間交流。

過去常說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現在經貿“壓艙石”出了問題,民間交流更顯得迫切。想當年,民間交流在困難時期為中美建交發揮關鍵作用,現在兩國關係“遇冷”,各類民間社團協會對美交流、兩國友好省州與城市之間的往來,更是應迎難而上。近期,美國加州通過決議案,呼籲總統和國會支持加強中美經濟關係,說明州縣等地方社會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此次中方代表團中多位資深人士均有不少當年工作時的美國舊識。大家在大範圍座談外,又小範圍拜訪老友。雙方見面後噓寒問暖,回憶往昔,感慨中美關係之不易,應倍加珍惜。

 

從公共外交的角度看,資深官員尤其是外事系統退休老領導是最重要的行為主體之一。他們閱歷深、交友廣、外語好,容易通過舊識產生良好的交流效果。事實上,在美國,大量國務院、國防部、商務部前高官轉為從事公共外交的智庫人士。這種強大的“公共外交生產力”同樣是美國軟實力、對外傳播力的重要源泉。

懷最好預期,做最壞打算

 

“時間不多了”“30多年來從未遇到過的最悲觀、最消極的時刻”“美國的耐心已到盡頭了”,在美國的五天交流中,筆者所見到的左、中、右的美國精英,幾乎每場活動都能聽到他們的類似聲音。的確,與此前諸多輿論的判斷一致,目前中美關係可能正在遇到兩國建交以來最複雜、最惡劣、最綜合的寒流。

 

美國對華態度正在經歷的顛覆性反思,源於中美實力出現本質性的消長。特朗普執政可能有些“偶然”,但特朗普式強硬對華政策卻是“必然”。美國是影響中國發展的最強國際變量,對於中國社會及各層組織、機構、企業而言,懷有最好的預期,做足最壞的打算,準備最全的預案,恐怕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不過,好在兩國精英都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確定性,而特朗普代表着一種不可知的衝擊力,也令很多美國人反感。對此,中方應更多地“借力打力”,更多地擴大中美共同利益,建立新時代“統一戰線”,讓兩國社會與經濟體系更深地聯繫在一起。特朗普團隊內的一些人想把中美兩國變成兩個孤立、隔絕的體系,進而將中國定位為“第二個蘇聯”,通過打擊遏制中國來凝聚美國社會的政治企圖才不能得逞。

 

▲特朗普和他的團隊。

中美對話應讓對方“聽進去”

 

這些年,中國對外傳播的投入越來越大,聲音也越來越強,對於美國人而言,他們能聽到,但卻聽不進去或聽錯了。這背後有許多原因,有的是源於美方長期偏見、美國媒體誤導、美國意識形態的桎梏,有的則源於中方本身的翻譯偏差與詞彙組合的思維方式差異。

 

翻譯引發的中美誤解,令人震驚。中國近年來常說要“引領全球治理”,被普遍翻譯成了“領導全球治理”;“中國模式”的慣譯隱含更多放之四海而皆準、替代美國模式的含義;“科學發展”慣譯中有“反宗教的發展”之意。這些誤譯徒增了美國社會的焦慮與緊張。2017年,十九大報告的英譯本同步推出,反映了中央已意識到這個重大問題。但對外傳播能力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在媒體報道上,對外傳播往往是最薄弱的環節;在出國交流上,限制仍是相當大;在外國媒體上發文,往往得不到足夠激勵;善於外語表達的學者力量,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對於美國,中國仍然需要釋放更多清晰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全面開放的信號與行動,避免更多不必要的誤判。近年來,對外傳播的局面改變很大,但倘若更精細化、更精準化、更彈性地讓美國人真正“聽進”中國聲音,中美緊張局面可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你們老說,從北京、上海市中心開車一個小時之外的農村非常窮,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從紐約、芝加哥開車一小時之外也到處有窮地方。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嗎?”一位美國前政要在某場對話上這樣問中方代表。儘管中方有理有據地回應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只源於經濟階段,還在自我定位、觀念水平、治理能力等等,但在美方看來,中國變了,正在成為真正的全球強國;而美國也變了,種族構成、經濟水平甚至政治制度等等,與華盛頓建國時的美國不一樣了。

 

由此看來,中美之間需要更多地立足於長遠重新進行相互認知。美國對中國的認知邏輯,仍基於上世紀中葉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國對美國的認知邏輯,仍限於帝國霸權的基本框架。兩百年前,法國人托克維爾為認知剛剛建國的美國,遊歷美國各州,寫下了《論美國的民主》;半個多世紀前,美國人本尼迪克特為認知二戰後的日本,歷時數年,寫下了《菊與刀》。當下的中國思想界,也期待有一頭扎進美國社會的新時代下的美國名篇。大變局時代,思想者大有可為。

 

崛起需要慢功夫實功夫

 

如同筆者過去十年無數次與美方交流一樣,美方對中國的批判、挑剔、指責仍是一貫的,不同的只是誰說和重點說什麼。在與俄羅斯、伊朗、土耳其、印度甚至韓國、日本的智庫同行交流,筆者發現美國智庫界對他們的國家通常也是如此,有的態度比對中國更惡劣,鮮有一團和氣。

 

這相當大程度上折射了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傲慢,同時也反映了智庫本應有的“伐謀”功能。冷靜下來看,中國輿論大可不必“逢美必駁”。如果中國人更自信一些,美國的某些批判反而會像“諍友”那樣,反向提醒中國不斷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中國天津(視覺中國)

事實上,20世紀以來,美國持續崛起並保持近百年的全球霸權,很少在乎國際上的輿論批判。相反,美國在世界上被批判的頻率與程度是最嚴重的。但美國的自我調節與糾錯有自己的節奏,調整的尺度源於國內,而非國外。由此看,中國改革節奏切不可被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所打亂,“你打你的,我改我的”。中美貿易戰當前,中國大可更從容。

 

此次對話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金融危機爆發十年後,美國的信心正在恢復。過去十年,學術界最流行對世界變局的看法是,美國在衰落。實際情況是2008年至2017年,美國經濟佔全球經濟份額一直穩定在23%至25%之間。尤其是近五年來,美國經濟份額穩步上升,已恢復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中美之間的綜合實力正在接近,但尚存較大差距。未來的美國會長期保持着“平頂山”之態,中國輿論要認識到“美國衰落論”的複雜性,對美國的實力變化不能太一廂情願、更不能太簡單化。

 

現在,中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應該向一些老牌大國學習國際博弈與強國戰略的經驗,這包括全球治理、對外傳播、跨國投資、貨幣國際化、海外安全等等。當然,學習不等於全盤複製,而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這次在美深度交流中,美國人很自信,態度有時也非常強硬,這與前些年試圖與中國“同舟共濟”完全不同。這再次提醒中國人國際社會的殘酷與國力消長的現實。

 

近年來,“中國第一論”開始在輿論上盛行,折射了國人的一些驕傲情緒。誠然,改革開放四十年獲得巨大的進步,但那不代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萬里長征”走到了終點,中國崛起仍是一場漫長的持久戰。誠如英國崛起花了近兩個世紀,美國崛起用了一百多年,中國不追求當世界老大,但崛起過程一樣需要紮實的慢功夫、實功夫。

 

此外,中國還要深入研究國家崛起的持久性與複雜性。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崛起都曾付出了血與火的代價。從目前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面臨世界變局、政治博弈的挑戰,讓全民對國家崛起艱難性有充分共識與內心預期,戒驕戒躁,謹慎前行,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