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与骚乱从未消散,希望总在绝望中开花;世界不如我们所愿,如你幸福,就请满足”——刘斯郎

北非,一片战火纷飞的土地,贫穷、纷乱、落后与恐怖是这里带给世界的负面形象,每每提及这片落魄的土地,人们总能想起美军的炮火以及恐怖组织的身影,还有那流离失所的难民。对于这片土地以外的人们来说,这里毫无生气。而我身边的那些华人朋友,更是“谈北非色变”,对于在西方见识过恐怖袭击,也困扰于难民问题的他们来说,所谓北非,就是个只剩绝望的可怖之地。

不得不说,我也是带着恐惧一路挺进北非的,遇到过贫民窟里的枪战,也经历过流离中的绝望,但北非除了给人绝望的颓废感外,还有那不为人知的希望——来自心灵深处的希望。

1:阿里巴的目光

在自西欧去北非的航班上,机上的气氛显得相对严肃,一旁的欧美乘客一直说着各种恐怖的经历,激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我在脑海里分别向佛祖、耶稣和阿拉轮番祈祷,甚至脑补了包括坠机在内的数十种死法。然后,飞机突然中途颠簸了一下,我迅速从半昏睡中惊醒,用惊愕的目光看着另一侧的黑人小哥。

黑人小哥似乎注意到了一旁的我,他微笑地将目光和我对上,那神情像极了要“唠嗑”的样子,但我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对彼此语言障碍的担忧,无情地回绝了他那充满热情的目光,我戴起了耳机,假装毫无察觉一般,将目光移开。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黑人小哥在这之后,居然开始试图通过各种尝试引起我的注意,包括递送口香糖和分享美味的酸奶。最后,他轻声外放了一首中文歌曲,终于成功地打破了我的防线。我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他毫无防备地笑了,他用英文跟我说:“我喜欢中国的所有东西,包括中国人。”

随后,在和阿里巴的谈话中,我意外得知,阿里巴竟然是和我来自同一所大学的“校友”,于是我们彼此便敞开了怀,啥都聊了起来。

我告诉阿里巴,我对于这一段旅途“心里没底”,而阿里巴在得知我的忧虑之后,很热情地给我做了心理疏导工作,他跟我说:“就算起事了,一般不会伤害中国人,大多数北非人都喜欢中国人,非洲和中国是朋友,所以你不用怕······”

阿里巴说了很多让我心安的话,但鉴于实际的治安问题与我“单薄行动”的实际情况,他还是主动给我留了电话,他说:“若真出事了,给我打电话。”

(笔者与阿里巴)

而在之后的谈话中,我得知阿里巴已经获得了法国国籍,他和自己的叔叔在欧洲有自己的公司。于是出于好奇,我问阿里巴:“既然已经在欧洲定居,并且生活安逸,为何还要回北非呢?北非现在动荡不安。”

阿里巴叹了口气,说:“虽然这样说,但那还是我的故乡,我还有家人在这边,我每年都会回来看看。我会带着捐助款来帮助他们,虽然我能力有限,但我希望他们过得好。”

阿里巴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重和冗长,明显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活泼感。他接着说:“就像你们中国一样,你们以前也经历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但现在你们的国家很棒,也很强大,我也希望我的国家能站起来。”阿里巴说着,将目光对着我,在我和他对视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两个字:希望。

我百感交集,也不知该如何接阿里巴的话,只是和他叨叨着:希望总是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2:安德娜的关怀

大概是深入北非的第三日,在目睹过枪战,又经历过连环诈骗和抢劫之后,我与我同行的伙计已经精疲力竭。一路上见证的贫穷与阴晦,无时无刻不在消磨着我们的毅力,而略显忧虑的伙计已经破了最后的心里防线,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要不,改天回吧?”

我沉默了很久,摸着空荡荡的裤兜,在进退之中徘徊,我和伙计嘀咕着:“来都来了,我们都走到半路了,现在回去会抱憾终身的。”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陷入一个现实的问题:能正常使用的当地货币被勒索光了,身上只有并不能正常流通的欧元和美元,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其次,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会遇到怎样的问题我们也无从知晓。

大概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和伙计两个人在路边踌躇的时候,我们的“救星”安德娜和卢卡出现了。

安德娜和卢卡背着旅行包从街的另一侧朝我们走来,对于看到这样一张外来面孔,他们显得非常兴奋,而我和伙计看到他们长着一张西欧面孔,也显得有了不少的安全感。

安德娜先是用晦涩不畅的英文和我们求助,她表示自己的相机和导航仪全都被抢了,然后抱怨自己的爱人卢卡先生带着她迷了路,那副“惨状”似乎并不比我和伙计差。而在随后的交流中,来自意大利的安德娜夫妇意外发现我和伙计会说意大利语,我们也得知安德娜在中国生活过多年,于是彼此之间的亲和感倍增,我们决定——余路相随。于是,我们一起租用了一辆车,一起上路了。

安德娜给我的初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她是那种“三观很正”的西方人。她和我们聊到中国的时候,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我在中国生活过两年,在中国的台北,我现在还有家人在中国台湾。”我和伙计感到诧异,因为长期和西方民众接触,我们深知从一个西方人口中说出“中国的台湾”这几个字是多么不容易。而在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感触的时候,安德娜更是直接说:“我很享受曾经在中国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对中国的误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但我在中国生活过。”

我们一路上聊着彼此的国家和民族,也聊着这一路上的各种惨痛遭遇,偶尔垂头丧气,偶尔笑到流泪,仿佛阔别多年的故交,要道尽往日的离合悲欢。

虽然说结伴同行之后,我们少了很多坎坷,但依旧有意外发生。因为导航地图上并没有告知我们前行的方向是荒无人烟的沙哈拉北段雪山,所以我们并没有做足准备,山上气候寒凉,冰雪覆盖,仿佛往日中国的“滇藏公路”一样,非常险恶。

因为气温低,路况又差,我们的车在雪山深处熄火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通讯设备也接收不到信号,大风裹挟着大雪无情地肆虐着,处境相当危急。所以,我们必须自救,于是我们轮流到路边蹲守过往的车辆,即便是半天也遇不到一辆车,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否则多日之后出现在新闻里的,就该是“四个外籍公民,冻死在撒哈拉北侧雪山里”。

而我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猪队友”,因为大意疏忽,我不慎跌到了路边的溪水里,浸湿了半个身子,寒冷刺骨的雪水迅速钻入我单薄的外衣,我被冻得麻木了。安德娜和卢卡,还有伙计三人一起把我拽上了岸,他们脱下自己的棉袄给我,但我还是没耐住酷寒,出现了“高寒反应”,面色惨白。

见状的安德娜迅速脱下自己的外套给我套上,并招呼卢卡和伙计去路边拦车,自己在车里照顾我。在我意识还算清醒的时候,安德娜给我喂下高寒急救药,她就像姐姐安慰弟弟一样,一直说:“你别担心,好好睡一觉,我们能走出去的。”

后来,我昏沉地睡着了,隐约中感觉到了颠簸。数小时后醒,我们已经在路过卡车司机的帮助下,成功转移到了雪山下的小村里,但在交涉之后,因为没有多余的屋舍,村民只勉强提供了两间客房,而且只有一间有暖气,安德娜和卢卡先生毫无顾虑地对我说:“孩子,你去有暖气的屋子,别再冻坏了,这附近没有什么人,更别说是医院了。”说罢,他们塞给了我一包药。

次日天明,我们在重新确定路线之后,发现彼此要去的地方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于是,在确认我已无大碍之后,安德娜帮我们寻了一辆沙漠班车,并且交代司机一定要将我们安全送达目的地。

安德娜和我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临别的时候,我们拥抱了数次。

我对安德娜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之前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安德娜回我:“不用客气,这世界这么大,能在路上相遇,便是一家人。”

沙漠班车开动的时候,安德娜和卢卡跟着小跑了几步,他们用意大利语喊着一句话,但大概是脑子烧糊涂了,我没明白,一脸迷糊地和他们挥了挥手,就此别过。

随后,我许久才反应过来,安德娜在最后说的是:沙漠早晚寒凉,把衣服扣上,别着凉了。

可以说,安德娜和卢卡的出现,成功地将我和伙计从绝望边缘拽回来,让我们看见了希望。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这样的希望给人温暖,也让人余生怀念。

3:和平的非洲鼓

在辗转数日之后,我和伙计终于挺进了撒哈拉沙漠腹地。和外面的枪林弹雨不同的是,这里因为“极度贫瘠”而显得格外安静。没有硝烟的世界,才算是天朗气清。

我们在沙漠班车司机的指引下,找到了当地牧民,并以“有偿借宿”的名义,前往牧民家中借助一日。但因为之前遭遇的勒索和被打劫经历还历历在目,所以我们心里一直有着防备。我还不停地和伙计说:“有情况就跑,往北跑,那边有车站。”

然而,我们的顾虑似乎是多余的,接见我们的沙哈拉威人,不但以最高规格的待遇接待我们,还从未伸手索要小费,甚至在得知我身体略有不适之后,找来了自己家中略懂医术的老沙哈拉威医师给我查看病情。

夜里,气温骤降,沙漠里显得非常安静,四野一片漆黑。正当我和伙计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一个沙哈拉威男人敲开了我们的门,他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和我们说:“我们,为你们举办了一场派对。”

于是,我和伙计裹着大衣,被这个前来带路的沙哈拉威男人引到了一片点着篝火的宽阔场地,那里围着好些个沙哈拉威的男女老少,他们热情地招呼着我们。而当我们坐下之后,一旁的两个看起来显得年轻的沙哈拉威青年凑了过来,他们用中文对我们说:中国人,欢迎来到我们撒哈拉沙漠。

在随后的交流中,我们得知,他们都是中国北京大学毕业的留学生,毕业了之后回到了非洲,这次刚好回家和家人团聚,也恰巧遇到了我们。

能在这样偏远的地方听到熟悉的中文,我们心头的忧虑感也随之消散了。而这两位来自撒哈拉的“中国学生”,也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感激,他们告诉我们:晚餐之后的歌舞,是我们待客的最高礼节,这也是我们对中国人的一点敬意。中国给了我很好的教育,也改变了我的生活,你们还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建设,所以中国人来了,我们很欢迎。

大概是心灵之间的桥梁打通了,当中国人带给他们希望的同时,他们也愿意回敬给中国人希望,于是那一夜,我们载歌载舞到了深夜,把整个沙漠,都唱得明亮了起来。

4:苦难中的希望

一路上,我们途经数个被世界遗忘的难民村落,他们遗落在地中海南岸的深山峡谷里,这里的人似乎与世隔绝,但他们又热切期盼着世界和平,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是对未来的希望。

印象深刻的,是那四处奔走的孩童。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们是无人照看的“野孩子”,是被社会伤害的可怜人。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不管多贫穷困苦,他们都试图让自己的外在体面一些,即便的破洞的布鞋,也要修饰得整齐,对他们而言,只要活着就要体面地迎接未来。

同行的伙计总是说,这里的孩子没有活下去的希望。而我却总是说,只要他们的心中有所希望,便是希望。而且,这个世界似乎也并没有将他们遗忘,因为我们看见,在黑暗的背面,还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心援助正在抵达,还有不少孩子,正在被国际慈善机构援救。

无论如何,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希望,源自坚强,也源自美好的祝福与寄托。

这一路上,我们虽然经历了不小的坎坷,但我们同样看到了希望。在黑暗的另一面,有很多善良的人选择了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还有很多当地民众,远远地冲着我们热情地挥手,他们嘴里喊着:“China!China!”甚至有当地伊斯兰教的老者给了我们拥抱,他跟我们说:中国人,欢迎来访。

也许因为语言的阻隔,我们和他们之间无法畅谈,但他们热情洋溢的样子,眼里满含期许的色彩,这一切都足以告诉我们,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世间本苦,莫要苟活;如你幸福,就请满足。”(刘斯郎 2019年1月10日写于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