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当地时间13点40分,一个出现在脸书上的枪击视频直播震惊世界,视频的内容,是嫌凶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袭击基督城一所清真寺的全过程。枪击案已确认至少50人死亡、50人受伤。

脸书官方迅速将账号封禁,新西兰警方努力把这个“令人痛苦”的视频从网络上去除,并呼吁大家“不要主动传播这段视频”。

这是自1997年“华利姆大屠杀”(Raurimu Massacre,死亡人数为6人)以来,新西兰发生的首次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最初,新西兰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团伙犯罪,并逮捕了四名嫌犯,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逐渐倾向于恐袭只由一个人实施——布伦顿·塔兰特。

塔兰特行凶的动机,有他的“危险逻辑”:要激化本土白人与移民之间的矛盾,或者用他的话——“加速”这个矛盾产生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他的暴行开始“传染”:在案发后两天的3月17日,据BBC报道,英国一名青年被一名男子用棒球棍击伤,施袭者大喊“白人至上”;而据路透社3月18日报道,荷兰乌德勒支市也发生了一起电车枪击案,迄今已造成3死9伤,警方称嫌疑人为一名“37岁的土耳其男子”。

“在西方世界中,新西兰一直是个例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国家。这里的袭击给了世人一个信号:西方世界已经没有‘天堂’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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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旅游的日子改变了他”

据新西兰官方事后统计,恐袭事件中遇难者年龄最高72岁,最低仅2岁。

据美联社报道,住在清真寺旁边的市民伦恩·帕内哈(Len Peneha)目击了一名黑衣男子走进了清真寺,随后他听到了数十响枪声,并看见人们惊恐地逃离清真寺。

在袭击者离开后,帕内哈走进清真寺救助受害者,“我看见到处都是死人。三个在门廊里,还有的在清真寺里面。这完全是疯了,我难以想象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帕内哈说。

据CNN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称,他看到一个腿部中枪的男子,这名男子三四岁的女儿被袭击者从后背击中。

“他尖叫着,想要把他的女儿带到医院去,但是救护车要等到安全之后才能进来,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卡车拉着这个人和他的女儿去医院。”这名目击者说。

塔兰特在当天被新西兰警方抓获,次日出庭时,他拒绝了官方派给他的律师,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原定辩护律师理查·彼得斯(Richard Peters)在接受《新西兰先驱报》采访时说,塔兰特没有任何精神问题。“尽管他的行为看起来非常不理性,但他神志清晰,头脑清醒。”

将枪击全程直播的塔兰特,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却根本不承认自己犯下了什么罪行。

塔兰特是澳大利亚人,28岁,自小生活在一个不到2万人的小城镇格拉夫顿。据其自述,他生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低收入家庭”。

据当地报纸《每日考察报》的讣闻显示,他的父亲是一名环卫工人和三项铁人赛运动员,2010年因癌症去世。塔兰特的母亲是一名英语教师,但在他小时候便已经离婚,塔兰特跟着父亲生活。

塔兰特祖母在案发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塔兰特在高中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游戏和研究电脑”。“我觉得谈恋爱不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说结婚这种事太难了。”其祖母说。

据美媒ABC News报道,2009年毕业后,塔兰特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健身教练,在健身室经理格雷(Tracy Gray)眼里,他是一个“对工作有热情、热爱锻炼”的人。塔兰特在2011年辞职——据他自述,他通过投资数字货币“赚了些钱”,随后开始了长时间的海外旅行。“我觉得一定是在海外旅游的日子改变了他。”格雷说。

恐袭案后,土耳其当局调查了塔兰特的踪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声称,塔兰特曾于2016年两度进入土耳其,还曾经发出警告说,“欧洲没有土耳其人该留的地方”。

他还在同年游历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国。据保加利亚当局调查称,塔兰特游历保加利亚时,对基督徒与穆斯林战争的古战场有异常的兴趣。

“他对巴尔干半岛的历史细节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甚至可以说巴尔干本地的人们都很少知道这些。”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哈里埃娃(Ekaterina Zakharieva)称。

实施恐袭案3天前,塔兰特在其推特上发布了若干张步枪的高清照片,从后来的视频中,可以辨认出是同一把步枪。

纯黑色步枪枪身与弹匣上,用白色笔写满了各种“关键词”:如“732图尔战役”“1189阿克战役”“1571勒班陀海战”、“1683维也纳战役”等,那是各种欧洲人击败穆斯林的种种战役和年份,或许能够看出袭击者行凶的动机。

“从互联网我确立了信念,你不会在其他地方找到真相。”他经常浏览一个叫“8chan”的白人右翼主义网站。

塔兰特自称,虽然具体恐袭行动只准备了3个月,但他为此已经足足计划了两年。他实施袭击的地点不是欧洲,而是选在“偏远的”新西兰——因为他要“警醒”世人,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即使最偏远的地方,都无法摆脱大量的移民”。

2017年,塔兰特在新西兰南端城市达尼丁(Dunedin)租了一间房子,并开始他所说的“计划和训练”。他的几个邻居都说,在近几个月内,他的体格明显变得更加强壮。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他同时也加入了当地步枪俱乐部,在那里练习射击。

俱乐部会员皮特(Pete Breidahl)曾经见过塔兰特,当时他正和一群人讨论着1996年的澳大利亚枪击案,并探讨如果是自己会怎样行动。“他让我感到恐惧。”皮特说。

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3月间,塔兰特通过网络在新西兰的“枪城”(Gun City)中订购了四把枪和若干弹药,但卖家拒绝承认曾卖给他视频中所用的那种半自动步枪。

塔兰特一开始计划在达尼丁的清真寺发动袭击,但随后他发现基督城的清真寺有着更多的“入侵者”,建筑风格也更为异域,于是最终改变了目标。

当地时间2019年3月18日,新西兰民众悼念清真寺枪击案的遇难者。(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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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穆斯林、新纳粹、战争

“以往的袭击主要是穆斯林针对白人,这一次却反过来,是一次白人针对穆斯林的袭击,这是非常少见的。”王义桅说。

实施恐怖袭击之前,塔兰特在推特和网站上发布了一份长达74页、超过1.6万字的“自白书”。这份“自白书”认为白人世界正在被其他种族的人口冲击,非白人的移民和难民最终将会从人口上替换掉白人。

“这是对白人的种族灭绝。”他用大写字母写道。

在“自白书”中,塔兰特毫不讳言自己“在定义上”是一名法西斯,而他的行为是“恐怖主义袭击”。

其行凶装备上,也写着新纳粹主义的“十四字真言”(14 Words)——“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种族的存在以及白人孩子的未来”(We mustsecure the existence of our people and a future for white children),以及一个新纳粹主义的常用标志“黑太阳”(Schwarze Sonne)。

他把整个西方反移民运动看成一场反侵略战争,他并不认为自己“杀害无辜”,因为“没有一名侵略者和殖民者是无辜的”。

他甚至把自己比作最终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曼德拉,“我期待着最终获得一枚诺贝尔和平奖……我期待在27年监禁后被释放,就像曼德拉一样”。

塔兰特声称,在欧洲的几件事情成为了他实施袭击的契机:第一件事是在2017年的斯德哥尔摩恐袭案中,11岁女孩艾巴(Abba Aerklund)的丧生,艾巴的名字同样出现在他的枪管上;第二件事是同年的法国大选中,民族主义者惨败给一个“全球主义的、反白人的前银行家”。

“最后一击”则是他到法国各地的旅游。他称无论他到哪里,即使是最小的城镇,“入侵者”们都在那里。“法国人常常已经是少数派,街头的法国人往往没有孩子在身边,而移民们却大都年轻,有着庞大的家族和很多孩子。”

最后他开车到了一处战争公墓。“看着这一个个十字架,沉思为什么尽管那么多人英勇牺牲,我们却最终沦陷。我突然哭了出来,在车上独自抽泣。”

“塔兰特行凶的原因并不如他说的那样单纯,背后其实是整个西方社会的两极化。”现代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王朔说,“近十几年来,由于经济衰退、阶级分化、失业等种种社会问题,导致西方社会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一部分人走向了极左,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政府和资本家;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极右,把责任推给了外来移民,例如这一次事件。”

塔兰特在自白中,提及自己属于一个“中低层的工薪阶层家庭”,王朔认为他的阶层背景也跟他思想的极化有关,“他们对于社会变动的敏感程度是最高的,他们也是外来移民在工作上最直接的冲击对象”。 在这份“自白书”中,塔兰特给了大众一个不同于刻板印象的“恐怖主义分子”形象:文中情感克制、逻辑严密,没有一丝盲目的宗教狂热。

他一共设了84个自问自答,以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他分别为保守主义者和基督徒写了两份各有侧重的宣言书,尽管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名基督徒,“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等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你的”。

对于穆斯林和其他移民,他没有表示出露骨的种族歧视。他声称自己在周游列国的途中都受到热情的对待,希望不同的种族与民族“各自在自己的地盘生活”,而不是“入侵别人的土地”。

但在这种克制的背后,却透出了一种“理性的疯狂”,并继承了纳粹集中营式的冷酷:“屠杀并不是出于暴虐和泄愤,而是出于精巧的逻辑和算计——你们生育率又高,又不肯乖乖离开欧洲,那我们只能送你去死。”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基督城,来自社交媒体的直播视频截图显示枪手从汽车后备箱里取出武器。(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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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雷维克——“真正的启发”?

事实上,在塔兰特的“自白书”中,也提到他曾短暂地接触过布雷维克,并受到他“真正的启发”。

2011年,布雷维克在挪威政府总部实施爆炸袭击,随后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的于特岛,对正举办活动的左翼青年实行无差别射击,事件共造成76人死亡、96人受伤。

塔兰特与布雷维克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无论是塔兰特还是布雷维克,他们都把欧洲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视为欧洲和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机。

他们都“不惜代价驱逐西方穆斯林”,都乐于强调自己并不仇恨穆斯林,只是希望他们离开西方。

在塔兰特之前,布雷维克很大程度上是白人右翼大规模恐袭的“孤例”,尽管布雷维克之后也有过数起类似的事件,但大多数都事先没有周密的准备,杀人动机多是一时冲动的泄愤。

从布雷维克的出现,到塔兰特的重演,不得不让人正视白人恐怖主义,以及其背后出现的根源——西方国家日益多元的人口结构,正在让白人与非白人移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西方国家移民数量的大量增加,主要是因为它们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西方世界经济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王朔说。

本土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老龄化,让西方国家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资本家不愿意提高雇用成本,老百姓不愿意降低社会福利,于是引进外来移民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以塔兰特母国澳大利亚为例,据该国统计局2016年发布的统计数据,28.6%的澳大利亚居民都不是本土出生,而在近10年时间里,62%的人口增长都源于海外移民。

被塔兰特“点名批评”的法国,在二战结束后,没有像英国那样几乎全盘放弃殖民地,依然与它的前殖民地保持紧密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因此,来自北非等前殖民地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据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法国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人口已达约1100万,占全国人口19.3%。

“法国从东欧、北非等地引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与东欧不同,来自北非的移民由于文化差异,并没有有效地融入法国社会。”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彭姝祎对南方周末说。

王朔认为,自2008年以来,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种分裂的状态。“老百姓把经济、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归咎于外来的群体。本土居民跟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本来就存在,而近年来这些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更令人担心的是,白人与非白人移民之间的暴力事件与恐怖袭击,正在形成一个愈发严重的恶性循环。白人对移民的歧视引发了移民仇恨,而移民造成的暴力事件,却又反过来引起了白人的报复。

随着这种暴力事件与恐怖袭击越来越多,无论是白人还是移民,对多元化社会的信心越来越少,裂痕越来越大。

在枪击案爆发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3月18日在记者会上说,围绕强化枪支管控,内阁“原则上”达成一致。然而王朔认为,政府只能解决所谓的安保问题,真正重要的却是社会矛盾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