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5日,新西蘭當地時間13點40分,一個出現在臉書上的槍擊視頻直播震驚世界,視頻的內容,是嫌兇布倫頓·塔蘭特(Brenton Tarrant)襲擊基督城一所清真寺的全過程。槍擊案已確認至少50人死亡、50人受傷。

臉書官方迅速將賬號封禁,新西蘭警方努力把這個“令人痛苦”的視頻從網絡上去除,並呼籲大家“不要主動傳播這段視頻”。

這是自1997年“華利姆大屠殺”(Raurimu Massacre,死亡人數為6人)以來,新西蘭發生的首次嚴重恐怖襲擊事件。

最初,新西蘭警方認為,這是一起團伙犯罪,並逮捕了四名嫌犯,但隨着調查的深入,警方逐漸傾向於恐襲只由一個人實施——布倫頓·塔蘭特。

塔蘭特行兇的動機,有他的“危險邏輯”:要激化本土白人與移民之間的矛盾,或者用他的話——“加速”這個矛盾產生的過程。

某種程度上,他的暴行開始“傳染”:在案發後兩天的3月17日,據BBC報道,英國一名青年被一名男子用棒球棍擊傷,施襲者大喊“白人至上”;而據路透社3月18日報道,荷蘭烏德勒支市也發生了一起電車槍擊案,迄今已造成3死9傷,警方稱嫌疑人為一名“37歲的土耳其男子”。

“在西方世界中,新西蘭一直是個例外,是一個比較溫和的國家。這裡的襲擊給了世人一個信號:西方世界已經沒有‘天堂’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義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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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旅遊的日子改變了他”

據新西蘭官方事後統計,恐襲事件中遇難者年齡最高72歲,最低僅2歲。

據美聯社報道,住在清真寺旁邊的市民倫恩·帕內哈(Len Peneha)目擊了一名黑衣男子走進了清真寺,隨後他聽到了數十響槍聲,並看見人們驚恐地逃離清真寺。

在襲擊者離開後,帕內哈走進清真寺救助受害者,“我看見到處都是死人。三個在門廊里,還有的在清真寺裡面。這完全是瘋了,我難以想象有人能做出這種事情。”帕內哈說。

據CNN報道,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目擊者稱,他看到一個腿部中槍的男子,這名男子三四歲的女兒被襲擊者從後背擊中。

“他尖叫着,想要把他的女兒帶到醫院去,但是救護車要等到安全之後才能進來,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卡車拉着這個人和他的女兒去醫院。”這名目擊者說。

塔蘭特在當天被新西蘭警方抓獲,次日出庭時,他拒絕了官方派給他的律師,決定自己為自己辯護。原定辯護律師理查·彼得斯(Richard Peters)在接受《新西蘭先驅報》採訪時說,塔蘭特沒有任何精神問題。“儘管他的行為看起來非常不理性,但他神志清晰,頭腦清醒。”

將槍擊全程直播的塔蘭特,毫不掩飾自己的意圖,卻根本不承認自己犯下了什麼罪行。

塔蘭特是澳大利亞人,28歲,自小生活在一個不到2萬人的小城鎮格拉夫頓。據其自述,他生於一個“工薪階層的低收入家庭”。

據當地報紙《每日考察報》的訃聞顯示,他的父親是一名環衛工人和三項鐵人賽運動員,2010年因癌症去世。塔蘭特的母親是一名英語教師,但在他小時候便已經離婚,塔蘭特跟着父親生活。

塔蘭特祖母在案發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塔蘭特在高中時大部分時間都在“玩遊戲和研究電腦”。“我覺得談戀愛不在他的計劃當中,他說結婚這種事太難了。”其祖母說。

據美媒ABC News報道,2009年畢業後,塔蘭特成為了當地的一名健身教練,在健身室經理格雷(Tracy Gray)眼裡,他是一個“對工作有熱情、熱愛鍛煉”的人。塔蘭特在2011年辭職——據他自述,他通過投資數字貨幣“賺了些錢”,隨後開始了長時間的海外旅行。“我覺得一定是在海外旅遊的日子改變了他。”格雷說。

恐襲案後,土耳其當局調查了塔蘭特的蹤跡,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聲稱,塔蘭特曾於2016年兩度進入土耳其,還曾經發出警告說,“歐洲沒有土耳其人該留的地方”。

他還在同年遊歷了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克羅地亞、保加利亞等國。據保加利亞當局調查稱,塔蘭特遊歷保加利亞時,對基督徒與穆斯林戰爭的古戰場有異常的興趣。

“他對巴爾幹半島的歷史細節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甚至可以說巴爾幹本地的人們都很少知道這些。”保加利亞外交部長哈里埃娃(Ekaterina Zakharieva)稱。

實施恐襲案3天前,塔蘭特在其推特上發布了若干張步槍的高清照片,從後來的視頻中,可以辨認出是同一把步槍。

純黑色步槍槍身與彈匣上,用白色筆寫滿了各種“關鍵詞”:如“732圖爾戰役”“1189阿克戰役”“1571勒班陀海戰”、“1683維也納戰役”等,那是各種歐洲人擊敗穆斯林的種種戰役和年份,或許能夠看出襲擊者行兇的動機。

“從互聯網我確立了信念,你不會在其他地方找到真相。”他經常瀏覽一個叫“8chan”的白人右翼主義網站。

塔蘭特自稱,雖然具體恐襲行動只準備了3個月,但他為此已經足足計划了兩年。他實施襲擊的地點不是歐洲,而是選在“偏遠的”新西蘭——因為他要“警醒”世人,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是“安全”的,“即使最偏遠的地方,都無法擺脫大量的移民”。

2017年,塔蘭特在新西蘭南端城市達尼丁(Dunedin)租了一間房子,並開始他所說的“計劃和訓練”。他的幾個鄰居都說,在近幾個月內,他的體格明顯變得更加強壯。據《新西蘭先驅報》報道,他同時也加入了當地步槍俱樂部,在那裡練習射擊。

俱樂部會員皮特(Pete Breidahl)曾經見過塔蘭特,當時他正和一群人討論着1996年的澳大利亞槍擊案,並探討如果是自己會怎樣行動。“他讓我感到恐懼。”皮特說。

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3月間,塔蘭特通過網絡在新西蘭的“槍城”(Gun City)中訂購了四把槍和若干彈藥,但賣家拒絕承認曾賣給他視頻中所用的那種半自動步槍。

塔蘭特一開始計劃在達尼丁的清真寺發動襲擊,但隨後他發現基督城的清真寺有着更多的“入侵者”,建築風格也更為異域,於是最終改變了目標。

當地時間2019年3月18日,新西蘭民眾悼念清真寺槍擊案的遇難者。(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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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穆斯林、新納粹、戰爭

“以往的襲擊主要是穆斯林針對白人,這一次卻反過來,是一次白人針對穆斯林的襲擊,這是非常少見的。”王義桅說。

實施恐怖襲擊之前,塔蘭特在推特和網站上發布了一份長達74頁、超過1.6萬字的“自白書”。這份“自白書”認為白人世界正在被其他種族的人口衝擊,非白人的移民和難民最終將會從人口上替換掉白人。

“這是對白人的種族滅絕。”他用大寫字母寫道。

在“自白書”中,塔蘭特毫不諱言自己“在定義上”是一名法西斯,而他的行為是“恐怖主義襲擊”。

其行兇裝備上,也寫着新納粹主義的“十四字真言”(14 Words)——“我們必須保證我們種族的存在以及白人孩子的未來”(We mustsecure the existence of our people and a future for white children),以及一個新納粹主義的常用標誌“黑太陽”(Schwarze Sonne)。

他把整個西方反移民運動看成一場反侵略戰爭,他並不認為自己“殺害無辜”,因為“沒有一名侵略者和殖民者是無辜的”。

他甚至把自己比作最終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曼德拉,“我期待着最終獲得一枚諾貝爾和平獎……我期待在27年監禁後被釋放,就像曼德拉一樣”。

塔蘭特聲稱,在歐洲的幾件事情成為了他實施襲擊的契機:第一件事是在2017年的斯德哥爾摩恐襲案中,11歲女孩艾巴(Abba Aerklund)的喪生,艾巴的名字同樣出現在他的槍管上;第二件事是同年的法國大選中,民族主義者慘敗給一個“全球主義的、反白人的前銀行家”。

“最後一擊”則是他到法國各地的旅遊。他稱無論他到哪裡,即使是最小的城鎮,“入侵者”們都在那裡。“法國人常常已經是少數派,街頭的法國人往往沒有孩子在身邊,而移民們卻大都年輕,有着龐大的家族和很多孩子。”

最後他開車到了一處戰爭公墓。“看着這一個個十字架,沉思為什麼儘管那麼多人英勇犧牲,我們卻最終淪陷。我突然哭了出來,在車上獨自抽泣。”

“塔蘭特行兇的原因並不如他說的那樣單純,背後其實是整個西方社會的兩極化。”現代國際關係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王朔說,“近十幾年來,由於經濟衰退、階級分化、失業等種種社會問題,導致西方社會出現兩極化的趨勢。一部分人走向了極左,把問題的根源歸咎於政府和資本家;而另一部分人則走向了極右,把責任推給了外來移民,例如這一次事件。”

塔蘭特在自白中,提及自己屬於一個“中低層的工薪階層家庭”,王朔認為他的階層背景也跟他思想的極化有關,“他們對於社會變動的敏感程度是最高的,他們也是外來移民在工作上最直接的衝擊對象”。 在這份“自白書”中,塔蘭特給了大眾一個不同於刻板印象的“恐怖主義分子”形象:文中情感克制、邏輯嚴密,沒有一絲盲目的宗教狂熱。

他一共設了84個自問自答,以解釋自己行為的動機;他分別為保守主義者和基督徒寫了兩份各有側重的宣言書,儘管他甚至不確定自己是不是一名基督徒,“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等我知道了,我會告訴你的”。

對於穆斯林和其他移民,他沒有表示出露骨的種族歧視。他聲稱自己在周遊列國的途中都受到熱情的對待,希望不同的種族與民族“各自在自己的地盤生活”,而不是“入侵別人的土地”。

但在這種克制的背後,卻透出了一種“理性的瘋狂”,並繼承了納粹集中營式的冷酷:“屠殺並不是出於暴虐和泄憤,而是出於精巧的邏輯和算計——你們生育率又高,又不肯乖乖離開歐洲,那我們只能送你去死。”

(視頻截圖)當地時間2019年3月15日,新西蘭基督城,來自社交媒體的直播視頻截圖顯示槍手從汽車後備箱里取出武器。(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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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雷維克——“真正的啟發”?

事實上,在塔蘭特的“自白書”中,也提到他曾短暫地接觸過布雷維克,並受到他“真正的啟發”。

2011年,布雷維克在挪威政府總部實施爆炸襲擊,隨後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附近的於特島,對正舉辦活動的左翼青年實行無差別射擊,事件共造成76人死亡、96人受傷。

塔蘭特與布雷維克在某些方面頗為相似:無論是塔蘭特還是布雷維克,他們都把歐洲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視為歐洲和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機。

他們都“不惜代價驅逐西方穆斯林”,都樂於強調自己並不仇恨穆斯林,只是希望他們離開西方。

在塔蘭特之前,布雷維克很大程度上是白人右翼大規模恐襲的“孤例”,儘管布雷維克之後也有過數起類似的事件,但大多數都事先沒有周密的準備,殺人動機多是一時衝動的泄憤。

從布雷維克的出現,到塔蘭特的重演,不得不讓人正視白人恐怖主義,以及其背後出現的根源——西方國家日益多元的人口結構,正在讓白人與非白人移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西方國家移民數量的大量增加,主要是因為它們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西方世界經濟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人口紅利的消失。”王朔說。

本土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老齡化,讓西方國家承受着越來越沉重的財政負擔。資本家不願意提高僱用成本,老百姓不願意降低社會福利,於是引進外來移民便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

以塔蘭特母國澳大利亞為例,據該國統計局2016年發布的統計數據,28.6%的澳大利亞居民都不是本土出生,而在近10年時間裡,62%的人口增長都源於海外移民。

被塔蘭特“點名批評”的法國,在二戰結束後,沒有像英國那樣幾乎全盤放棄殖民地,依然與它的前殖民地保持緊密的經濟與政治聯繫。因此,來自北非等前殖民地地區的移民大量湧入,據法國全國統計和經濟研究所報告顯示,法國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人口已達約1100萬,佔全國人口19.3%。

“法國從東歐、北非等地引進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與東歐不同,來自北非的移民由於文化差異,並沒有有效地融入法國社會。”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彭姝禕對南方周末說。

王朔認為,自2008年以來,整個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種分裂的狀態。“老百姓把經濟、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歸咎於外來的群體。本土居民跟外來移民之間的矛盾本來就存在,而近年來這些矛盾在進一步激化。”

更令人擔心的是,白人與非白人移民之間的暴力事件與恐怖襲擊,正在形成一個愈發嚴重的惡性循環。白人對移民的歧視引發了移民仇恨,而移民造成的暴力事件,卻又反過來引起了白人的報復。

隨着這種暴力事件與恐怖襲擊越來越多,無論是白人還是移民,對多元化社會的信心越來越少,裂痕越來越大。

在槍擊案爆發後,新西蘭總理阿德恩3月18日在記者會上說,圍繞強化槍支管控,內閣“原則上”達成一致。然而王朔認為,政府只能解決所謂的安保問題,真正重要的卻是社會矛盾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