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任明仁天皇将在4月30日“生前退位”,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1日即位新天皇,当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新年号“令和”。自此,始于1989年1月的“平成”时代,仅剩1个月便将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日本改元(注:变更年号)“令和”创下4个首次:

第一,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因天皇“生前退位”而进行的改元。战前,日本年号是以天皇为中心决定的,1979年出台的《元号法》规定由内阁负责决定。遵照这项法律,此次是继1989年1月的“平成”之后,第2次由日本内阁决定。不过,与因昭和天皇驾崩而变更年号不同,因天皇“生前退位”而变更年号在日本宪政史上还是首次。

第二,首次在新天皇即位前,由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公布新年号。1日上午,日本内阁决定新年号“令和”,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后对外公布。在新天皇即位前公布新年号的做法史无前例,此前还曾遭到坚持“一世一元”的保守派的猛烈批评。不过,为了避免变更年号带来的不便,日本政府还是决定提前1个月公布,让各界有所准备。

第三,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在这次新年号的评选阶段,有呼声认为,应该站在日本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从日本古籍中选取。日本政府对此回应称,此次正式委托提案的专家包括日本文化、中国文学、日本史学、东洋史学等领域的有识之士。

第四,首次通过网络现场直播。1989年改元“平成”时,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的讲话由时任官房长官小渊惠三代读,并通过电视转播。然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这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仅亲自发表讲话,阐明新年号含义,还首次通过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现场直播,此举被认为是符合新时代的宣传手法。

创下4个首次的日本改元引发外界关注的同时,也带动了日本各界对新纪元的期待。《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新年号有望给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带来转机。安倍政权如何度过与重要政治日程重叠的改元元年,关乎着下个时代内政外交的路线方针。启用新年号的日本,政治经济氛围恐怕发生巨大变化。

最近,在日本,关于两个汉字的选择成为全国最为热议的话题。这两个汉字,说的是日本新天皇的年号。

此前,日本现任明仁天皇宣布将“生前退位”。2017年12月,日本召开皇室会议,确定明仁天皇将在2019年4月30日退位,皇太子德仁于5月1日即位天皇并改元(更换年号)。

 (图为明仁天皇与德仁皇太子 图源:NHK)(图为明仁天皇与德仁皇太子 图源:NHK)

如今,天皇更替及改元已经近在眼前,因此拟定新年号相当迫切,日本确定将于4月1日公布新年号。

而据日本《朝日新闻》3月19日报道,自去年8月开始,在有关于年号的讨论中,除了主张遵循从中国古典书籍中选取年号的传统,也有提倡从日本古典等国书中寻找的候选方案,但同时参与者也认为从日本古典选取年号绝非易事。

日本天皇的年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拟定?“区区”两个汉字的择取又为何会如此纠结?

1

汉化产物

说到“年号”,我们最熟悉的还是中国古代王朝绵延两千余年、纷繁复杂的年号谱系,贞观、开元、永乐、乾隆……很多年号大家都耳熟能详。

其实,年号作为纪年的一种手段,并非帝制时代的自然产物,从上古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再到秦代和汉初,都还没有年号一说,直到西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公元前140年即建元元年。此后,年号这一纪年系统就被历代承袭下来,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改用民国纪年为止。

日本的天皇年号,可以说完全是日本学习中国的“人为”产物。

日本的第一个年号,是“大化”。时值中国唐代开国治世——贞观之治,日本国内改革派通过“乙巳之变”,清除反对改革的苏我氏贵族,拥立孝德天皇上位,建立年号制度并在第二年(646年,大化二年)元月开始全面学习唐朝制度的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日本年号的创立,可说是这场全面汉化改革的序幕。日本使用年号,也就从那时开始延续至今。

[注:东北亚、东南亚中南半岛多数地区都曾使用过年号纪年,如朝鲜半岛、越南等,日本则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

(图为乙巳之变暗杀权臣苏我入鹿的绘画)(图为乙巳之变暗杀权臣苏我入鹿的绘画)

因此,同根同源的中日年号,就有着相当多共同的特征。开始时,年号的制定和废除并无一定之规,并非一任君主只有一个年号,可以随君主的意志随时更换,其中多是因任期内“天降祥瑞”或者军国重大事变而修改(当然,新帝即位一般都会更换年号)。年号的创始人——汉武帝就使用过多达11个年号,后来的“换年号狂人”唐高宗、武则天夫妻,分别使用过14个和13个年号。

[注:武则天在建立武周、正式称帝之前,早已临朝称制,成为当时唐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在称制期间,她共使用了4个年号,加上称帝以后的13个,武则天实际使用过的年号数量为17个。]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日本。到15世纪下叶“战国时代”开启之前,日本的年号也是频繁更易,能“存活”10年以上的年号屈指可数。

因大事或“祥瑞”而更改的年号名称,一般都与相应事件紧密相关。以汉武帝为例,比如公元前122年改元“元狩”,就是因为前一年武帝在狩猎中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前110年改元“元封”,是因为当年武帝封禅泰山……诸如此类。

日本的情况与此相同,如708年因有人在武藏国秩父郡(今日本埼玉县黑谷)发现了铜块献给朝廷,改元“和铜”,“神龟”(724-729年)则是因白龟出现以为吉祥而改元等等。

而其他的年号改变,往往名称是出自经传典籍,或者就是取一个吉祥美好的组词。比如著名的“贞观”,就是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前朝隋文帝年号“开皇”,则是来源于道教灵宝派所称的天地五劫之一,寓意新纪元;而像武则天所使用的“天授”、“如意”、“延载”等年号含义,更是不言自明。

日本同样遵循这个规律,“贞观”、“贞元”等年号甚至出现中日“撞车”的情况。尤其是从平安时代(794-1192年)中期以后,日本几乎所有的年号,都是出自中国古典。比如著名的“明治”,就是取自《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年号在字数上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如武则天“万岁登封”、宋真宗“大中祥符”等,都逾越了两字的限制;但日本几乎全部年号都采用两个汉字,唯一的例外出现,只有729-770年连续的“天平”、“天平感宝”、“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天平神护”、“神护景云”这一组明显带有承袭关联的年号。

(图为唐太宗李世民画像,他在位时的“贞观之治”众所周知,其实日本清和天皇也使用过“贞观”这个年号,巧合的是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明的“贞观之治”)(图为唐太宗李世民画像,他在位时的“贞观之治”众所周知,其实日本清和天皇也使用过“贞观”这个年号,巧合的是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明的“贞观之治”)

从最初的“大化”,到目前的“平成”,日本共使用过247个年号。时至今日,日本是唯一仍在使用年号的国家。

2

年号更迭,为何引起巨大关注?

这次的年号更迭,在日本国内外都引起了很高的关注,而对于日本本国人来说,这就像是在日常的生活中突然抛来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

日本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学术界,对此都感到相当陌生。日本史学界年号研究第一人所功教授就谈到,在日本关于年号的研究微乎其微,在2018年新出版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第一种《年号之部》之前,上一次综合研究要追溯到昭和8年(1933年)。

依照前面所说,年号这东西更迭频繁,几乎就是君主随心为之。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对更换年号这般陌生呢?这次更换年号,又为何会引起广泛关注?

(图为1989年1月日本民众街头围观刊登“新年号”的报纸号外 图源:NHK)(图为1989年1月日本民众街头围观刊登“新年号”的报纸号外 图源:NHK)

这要从日本年号制度的变革说起。

从标志日本近代化的“明治时期”开始,日本的年号制度发生了一个明显转变:每个天皇只有一个年号,天皇更替才会改变年号。

就在明治维新之际,朝廷1868年10月23日颁布“关于规定今后年号“一代一号(一世一元)”的政令。1889年制定的旧皇室典范第12条又规定“即位后,立年号,一代之内不再更改,遵从明治元年之定制”。

(图为明治天皇,名睦仁)(图为明治天皇,名睦仁)

由此称呼天皇也可以用其年号,比如现任的日本天皇,既可用其名称明仁天皇,也可用其年号称为平成天皇。

这种制度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眼熟?没错,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明清两朝,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年号制度,我们熟知的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说的都是年号。这种一代君主使用一个年号的制度,叫做“一世一元制”。一般认为,日本的“一世一元制”是引自同时期的中国清朝。

[注:这一说法尚存争议,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年号本身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谶纬之学衰落、“一世一元制”清晰方便等)。]

这就成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日本“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当中,却有这样“明清式”的变革内容。明治以来,日本一直延续这一制度,共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年号。这四个年号,时间跨度长达150多年。

可见,实行“一世一元制”以来,日本年号不再频繁更易,每个年号成为了当时天皇统治时代的标志和象征。中国古代的“一世一元”时期,虽然也有像康熙、乾隆这样“超长待机”的例子,但毕竟属于偶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医疗等条件的进步,人类寿命显著延长,使得日本每个年号的延续时间更久。日本上一年号“昭和”持续时间就长达64年;如今的平成天皇虽然要“生前退位”,但他也已经是85岁高龄,50多岁才即位的他也已在位31年之久。因此,对如今的日本人来说,改变年号这种事实属“几十年不遇”,感到陌生也十分正常。

(图为晚年的昭和天皇)(图为晚年的昭和天皇)

而日本国内对此事的关注,更是因为年号的改变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平成30余年时间内,正是科技与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人的日常事务之繁杂、手中的设备之丰富,远非此前可比,因此同样是改变年号,对今天日本人的影响更加显著。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所用的公文,基本上都是年号纪年;普通民众在填写政府机关的资料时,也经常使用年号。日本居民卡,身份证,保险卡,驾驶证等个人证件上的生日年份,全部是用年号纪年,驾驶证上的有效日期也是用年号表示。日本使用的硬币、电车车票、银行存折,乃至食品的保质期,也是以年号标记。印刷日历、电脑、手机上的日期显示等问题更不必说……

(图为当前日本驾驶证模板,采用年号纪年,年号改变将带来明显影响)(图为当前日本驾驶证模板,采用年号纪年,年号改变将带来明显影响)

这样与国民日常生活切身关联的变更,不引起关注是不可能的事情。

3

两个汉字,竟如此难选

然而,变更年号这件事,最难的还是这两个汉字的择取。

日本年号的拟定,是否有一定之规呢?

明治时期,1909年颁布了登极令,规定修改年号的方法是“天皇即位后立刻改年号。咨询枢密顾问后,敕定年号”,并规定“以诏书”形式公布年号。按照这一规定,年号原则上由天皇本人确定并昭告全国。

不过如此确认下来的日本的年号制度及拟定程序,在后来遭遇到一次重大的危机,那就是二战的战败。

(图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图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战败后的日本,天皇从“神位”跌落,《帝国宪法》及其框架下的旧皇室规范都被废除,新宪法下的皇室规范则没有关于年号的规定。战后初期,也出现了针对天皇制本身的质疑以及昭和天皇退位论,当时就有人提出应该废除年号。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也向内阁总理大臣和众参两院议长提出了“废除年号,采用西历”的建议。该建议称“年号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同时也没有法律依据,而且由于年号与天皇主权具有表里一体的关系,所以有悖于民主主义。当年,参议院文部委员会审议了年号废除法案。

(图为日本学术会议提出的“废除年号,采用西历”建议局部)(图为日本学术会议提出的“废除年号,采用西历”建议局部)

但在执政的自民党主导下,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重新为年号制度赋予法律依据,在1979年先后制定了“年号法”(6月)和“年号选定程序(要点)”(10月)。

年号法的内容非常简单:

1。年号通过政令加以确定。

2。年号仅在发生皇位继承情况时变更。

它也被称为日本“最短的法律”。

 (图为年号法 图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电子档案)(图为年号法 图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电子档案)

而当年10月23日制定的年号选定程序,除了规范年号的确定过程,将选择年号的权限从天皇收归内阁,任何一环节都不再体现天皇的意志外,更明确了候选年号名称的“硬性标准”:

1。要具有符合国民理想的美好意义

2。应为两个汉字

3。应易于书写

4。应朗朗上口

5。不应是过去的年号或作为谥号用过的名称

6。不应是日常通俗词汇

(图为年号选定程序 图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电子档案)(图为年号选定程序 图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电子档案)

这项1979年做出的“新规定”,基本继承了日本历史上年号选定的传统,但对于这两个汉字是否一定要出自汉典却没有规定。纵观日本截至目前的所有年号,能确定典故的基本全部来自中国古代典籍,而从没有出自过日本本土古典。据日本《读卖新闻》称,日本历史上的247个年号,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其中半数以上是唐代以前的作品。

而针对这次的年号改变,据日媒报道,在首相安倍晋三等保守派人士的支持下,日本方面在考虑“破天荒”地从本土古典中拟定新年号。

从日本古典中寻找两个汉字,这并不奇怪。一般认为,在中国曹魏时期,汉字就传到了日本。而到了7世纪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日本的汉文水平得到长足进步,并逐渐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汉字。而在大化改新以后,汉文在日本成为“风尚”,也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

不过,从日本古典中选出两个汉字作为年号,却是困难重重。

对于原本没有文字的日本,汉字刚刚传入时,主要被用来标记读音。比如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有名的万叶假名虽然是汉字,但仅是用来表示日语发音的表音文字,汉字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这就不符合“年号选定程序”中必须“有意义”这一要求。

(图为万叶假名对照表,这些汉字都不代表任何实际含义,只是用于标音)(图为万叶假名对照表,这些汉字都不代表任何实际含义,只是用于标音)

而后来日本汉文水平提高后的古典著作,又有大量内容本就是摘录自中国古籍。日本共同社就引述日本古籍研究者的话报道称,“日本古籍中也有许多由‘汉文’(古汉语)写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来自中国古籍。越是有格调的语言,这样的倾向越强。”

因此,有日本政府内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从假借字中选取年号实在是有一定的难度”,有分析认为,年号完全撇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很难,但可能折中同时取自中日两国古典。

(图为1926年12月25日《东京日日新闻》号外,由于按照法定程序新年号确定前会提供若干候选,日媒有时为抢先发布新年号会搞出“大乌龙”,当年这一报道就是误报新任裕仁天皇的年号为“光文”,而最终选定的年号为“昭和”)(图为1926年12月25日《东京日日新闻》号外,由于按照法定程序新年号确定前会提供若干候选,日媒有时为抢先发布新年号会搞出“大乌龙”,当年这一报道就是误报新任裕仁天皇的年号为“光文”,而最终选定的年号为“昭和”)

4

从昭和到平成

三十余年了,平成时代即将走向终结。回望平成时代,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三十年?当今不少日本人也经历过的昭和时代,到平成时代又有怎样的变化?

1926年,日本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即位,改元昭和。“昭和”,取自《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如前面所说,彼时年号仍体现着天皇自己的意志,“昭和”这一年号也被认为体现着裕仁天皇坐望世界的野心,日本先后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也成为这一时代不可抹去的痕迹。战败后的裕仁在美国庇护下,侥幸逃脱被追究战争责任乃至被迫退位的命运,一直在位至1989年。战后的日本,在昭和时代呈现出相当积极进取的姿态,并迅速从战后状况解脱出来,实现了经济复兴。

1989年1月7日,87岁的昭和天皇在东京病逝,太子明仁即位,开启平成时代。“平成”,取自两部中国典籍,即《史记·五帝本纪》“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尚书·大禹谟》“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平成这个年号,从含义上看显然内敛了许多。

(图为1989年1月7日,时任日本官房长官的小渊惠三公布新年号“平成” 图源:日本时事社)(图为1989年1月7日,时任日本官房长官的小渊惠三公布新年号“平成” 图源:日本时事社)

平成时代的开启,正处在日本当代史的重要关节点上。平成天皇即位之时,日本的经济正走向顶峰。经过昭和中后期的努力进取,加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泡沫经济”,日本经济呈现出空前的欣欣向荣局面。当年索尼买下美国哥伦比亚影业,三菱地产买下纽约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让日本人一度看到了冲击世界第一的曙光。

而相比于激进的昭和时代,更多的日本人也寄予新的平成时代很大的希望。

的确,新天皇明仁相当低调,展现了与其父裕仁截然不同的面貌,他首次娶民间女子为妻,在1992年还访问中国,成为目前唯一访华的日本天皇。当时,明仁还特意去西安碑林博物馆看了自己年号的出处,并对中国文化表达了敬意;平成时代,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科学昌明,文化发展,让日本人引以为豪。

然而9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这一日本当代史最重大的事件,给平成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其影响至今也挥之不去。这次经济停滞持续有多久?有人称之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有人称“二十年”,还有人说是“三十年”——几乎持续了整个平成时代。这巨大的变故,加剧了日本的财政困难,高龄少子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也更加凸显,这甚至让整个社会气象变易,如日媒指出的,日本在经济颓势下形成了“低欲望社会”,新生代缺乏前几代日本人的“肉食性”,“草食男”流行,呈现着与昭和时代完全不同的面貌。

(图为网络流传的昭和时代与平成时代日本征兵海报对比,昭和VS平成的梗现在已成为相当流行的网络语言)(图为网络流传的昭和时代与平成时代日本征兵海报对比,昭和VS平成的梗现在已成为相当流行的网络语言)

平成时代,在一开始就给予日本人巨大的希望,然而随后的崩盘幻灭,也成为日本巨大的阴影。如今,“平成”将成回忆,新的年号,将寄托日本人怎样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