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21日,容闳去世。

容闳于19岁赴美留学,并在1854年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是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图为1854年容闳的学位像,他是耶鲁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毕业生。)

当时,晚清正值积贫积弱之际,容闳每每得到家国的消息,总会感叹“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毕业后他决定回国。

跟随容闳一起回国的,还有“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在1872年得以实现,一批平均年龄在13岁上下的幼童跟随容闳远赴美国,开始了求学生涯,他们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容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值得自豪的是,这批幼童留学生迅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和学校,并取得了不亚于当地人的成绩。美国《纽约时报》就曾以羡嫉的笔调写道:“中国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

原本,清政府计划让这些留学幼童在美国学习15年,之后返回中国,建设国家。但仅仅9年之后,清政府却忽然变卦,要求他们全员回国,而当时只有两个人完成了大学学习。这其中原因几何?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波折与艰难?他们又是如何报效国家的?

今天,库叔就带领大家回首一百多位幼童在风雨飘摇年代的留学生涯,一窥这段旅程。

1

为什么选择美国?

清政府在1872年决定选派第一批官方留学生的时候,美国并本不是清政府所考虑的理想目的地。

美国因为刚刚经历过南北战争,还算不上一个强国;同许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既贫又弱。美国的政治形势也很不稳定,政府刚刚从血腥内战中挺过来,还有众多重建的挑战有待应对。其大学教育体制也尚待完善,远不及欧洲大学的完备和声望。

此外,比起主要的欧洲强国,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较小,在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利益。更糟糕的是,美国很多州正在实施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法案。尽管如此,美国仍然被选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目的地。

(图为1872年出国前夕梁如浩「左」与唐绍仪「右」的合影 图源:微信公众号“短史记”)

要理解留美学生的赞助者究竟希望获取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就要从当时中国的形势来谈起。

1840年后,中国在英国的武力胁迫之下被迫开放口岸,其后多年间,清廷和保守官员都希望外国人在榨取足够的特权利益之后就转身离开。然而当1860年外国人逼迫清廷,提出进驻北京内城(即紫禁城)并设立公使馆的要求之后,清廷不得不频繁与外国人打交道,进而面临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缺乏精通欧洲语言、能处理外交事务的人才。

清廷要求广东、江苏等地官员推荐外语人才时,两广总督上奏说无人可荐。江苏巡抚则奏称,尽管有人毛遂自荐,但是其表达问题的能力远远不够格。迫于无奈,清廷于1861年决定在北京成立一所外语学校,名为同文馆。但就连这样一项举措,也遭到包括朝廷大员倭仁在内的保守派极力反对。为了表达不满,这些强硬的顽固派之间传阅着这样的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中国对于近代教育显然依旧缺乏兴趣,但是不久,自强运动和洋务运动就为一个试验性的小举措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即将出现的第一个官方资助的留美幼童团的派遣。这两个运动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意识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近代技术和技艺。他们预见到派遣学生出国的重要性,而其使命乃是“师夷长技以自强”。清廷之所以能够派遣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其法律依据实际上源自《蒲安臣条约》第7条:

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以在美国一体照办。

【注:美国人蒲安臣于1861年6月被林肯任命为驻华公使,1868年其任期满准备回美之际,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赐大清国二品顶戴花翎,并受遣率清政府首个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各国。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

(图为蒲安臣 图源:《西宁晚报》)

如果说是蒲安臣为中国幼童留美打下了基础,容闳则使蒲安臣的理想变为现实。容闳于1847年18岁的时候到美国学习,在耶鲁学院毕业之后,于1854年返回中国。他是第一位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取大学本科学位的华人,并在就学期间加入美国国籍。

容闳回国后极力倡导中国向国外特别是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这一要求最终传至前江苏巡抚耳中,他继而将容闳的想法转达至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重臣之一曾国藩那里。曾国藩认为挑选聪颖学童,将他们长期派往西方国家学习军事、船运、制造等科目,对中国大有裨益。这些学生回国后,就掌握了重要的科学技艺,可以帮助中国自强。

前江苏巡抚进一步推荐陈兰彬和容闳,认为他们足以担当留美学生监督之任。曾国藩表示赞同,并于1870年11月10日正式上奏朝廷,要求派遣国内聪颖学童到西方国家留学。

【注:陈兰彬于1870年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委员,在美期间,被委古巴专使,往古巴调查了解华侨受奴役、迫害等情况,最终与古巴殖民者西班牙当局交涉谈判,签订了改善华工待遇的《古巴华工条款》。1878年,其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

很快,另一名位高言重的封疆大吏李鸿章也加入支持者的行列。

李鸿章是一名讲求实际的实用主义者,他相信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生存。1871年夏,曾国藩和李鸿章上奏长文给总理衙门,详细说明挑选幼童出洋肄业计划。他们说:“查美国新立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在奏折中他们还提到美国驻华公使“允候知照到日,即转致本国妥为照料”,已经证明美国政府支持这一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派遣学童赴美可以帮助中国学习西洋制造等技术,进一步加强中美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些原因,“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将他们送至美国学习,以十五年为期,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承担。

奏折所附章程详细列出各项具体步骤,如立即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学童在被派赴美国之前先在这里学习中西文字课程;学生年龄应该在12岁至20岁之间,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每年分别遣送出洋。章程中明列,曾国藩和李鸿章希望由陈兰彬和留学归国的容闳担任监督,负责幼童留学事务。官员们很清楚,将这些学生送去美国留学是为了他们学成归来后报效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曾国藩和李鸿章甚至希望有些学生会去美国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校这类军政、船政学院学习。朝廷接受了所有提议,留学计划于1871年9月开始付诸实施。

美国政府对此也确实给予了全面支持。1872年初,国务卿向李鸿章表示支持遣送中国学童赴美,并进一步指示美国驻上海领事为协助学生旅行作出安排。国务卿指出,美国愿意接受中国学生是“两国间共同友谊的证明”。

2

艰难的招生

随后出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招收到合格幼童,而孩童的父母们对此态度颇为冷淡。在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视学习洋务为可鄙之事,出洋更是奇耻大辱。

有人甚至把在总理衙门任职视作耻辱:据说倭仁听到自己被派到总理衙门任职的消息后“潸焉出涕”,打算辞去所有官职,几乎故意弄伤自己来躲避任命。当时愿意出洋为使的中国人也寥寥无几。一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在日记中声称,派遣学童到外国去将给中国带来耻辱,因为这“就像寄人篱下,等同于人质。蛮夷会随时随地控制和耻笑他们”。被送出国甚至是比遭到流放还要悲惨的命运。

迟至1876年,郭嵩焘才被任命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图为郭嵩焘,他还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 图源:澎湃新闻)

郭嵩焘与同时代人不同,他对洋务很感兴趣,相信外交的作用,但是接受驻英公使的任命使他遭到士大夫们的鄙视。一个湖南同乡在日记中写道,湘人都以认识郭嵩焘为耻。有人认为郭嵩焘愿意出国是一种叛国行为,威胁要取他的性命,毁掉其祖先祠堂。有人编出一副对联讥讽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洋务官员尚且招致如此痛骂嘲讽,可以想见,选招学童送到国外留学十五年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正如后来有的留学生所言,“那对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冒险。听说大美国是野蛮人的地方,我们可不愿意被送去让他们剥掉我们的头皮”。士大夫和朝廷贵胄更愿意自家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升官发财。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写道:

茫茫西半球,远隔天之涯,

千金不垂堂,谁敢狎蛟螭?

惟有小家子,重利轻别离,

纥干山头雀,短喙日啼饥,

但图飞去乐,不复问所之。

最终,大多数留美幼童来自广东省。具体来说,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中有八十三名来自广东,二十二名来自江苏。这两个省都位于沿海,很早就接触到西方文化,长期受到外来影响。大多数学童来自乡村,或来自经商人家,其父辈在受教育或经商当中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所有幼童均为汉人,没有一个满族男孩。这一百二十名幼童的平均年龄在13岁上下,最小的10岁,最大的20岁。

(图为留美幼童即将踏上旅程 图源: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

3

新奇又尴尬的相遇

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童的最佳落脚点。这是一座富裕的城市,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它有优良的公共教育体系,这里的人普遍积极进取、头脑开明,对中国人很友善。哈特福德当时也是美国学人的心仪之地,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离它不远。很多有影响的美国人选择住在哈特福德,其中就有马克·吐温,他称哈特福德是“我所见过的建筑最美、最漂亮的城市”。

(图为位于哈特福德的马克·吐温的故居)

当征求“有文明教养”的家庭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消息公布之后,反响巨大。在首批三十名学童1872年来到这里之前,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主席波得赛·诺斯罗普(Birdsey G. Northrop)就已经收到了七十一个家庭的来信,表示愿意接收中国学童住在他们家里。

这个规模甚至能够满足一百四十二名而不仅仅是三十名学童的住宿需要。

10月下旬,诺斯罗普再次发出通知,为下一年将要到来的四十名中国学童征求接待家庭,又有将近一百五十个家庭表示有兴趣。尽管中方对接待家庭的付给予了足够的资金补偿,但是在这些愿意接待中国学生的美国家庭中,有种真诚的愿望要参与到这个“担负着中国未来之前途的实验”中来。

这些中国学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被作为寄宿生来看待”。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直接接触使双方都既兴奋又紧张。一名学童回忆道:“我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人的家中,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件令人发笑的事情。我们穿着全套的中式服装,后面留着辫子,脚上穿着缎子鞋,前面光头,身上是丝绸长袍,宽大的上衣,里面是亚麻布的衬衣。”

有一次,四名学童在吃晚餐,当地一名女子来到他们的接待者家中,对学童们的辫子惊讶不已。这位女士实在太好奇了,开始摸他们的辫子,还翻来覆去摆弄着仔细看。学童的接待家庭感到非常尴尬,不得不请她离开。

一名11岁的学童在学习上进步极快,但对自己被称作“不信教的中国人”很反感。在一个星期天,美国朋友邀请他去教堂,他生气地反问道,为什么要让他这个“不信教的中国人”去教堂呢。

(图为留美幼童与美国家庭的合照)

4

出众的中国幼童

除去误解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些学童都成绩优异,表现极其出色。哈特福德的报纸报道,他们“完全掌握了语言,同当地学生为获得学校的荣誉奖励展开激烈竞争”。

哈特福德一所学校的全体四、五年级学生举办了一个英文书法展览,最漂亮的英文字体出自中国学童蔡廷干之手,而他来这个学校还不到一年。

据哈特福德报纸报道,在1878年的哈特福德公立高中毕业演讲排练中,梁敦彦是“这一天的雄狮”。他的演说题目为《北极熊》,在毕业典礼上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以至于他被再一次叫上台致谢。《北极熊》是他的毕业论文,论述俄国及其对世界和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在1877-1878年间,“贫穷落后的土耳其人”和强大的俄国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梁敦彦提醒听众,在俄国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要看到北极熊危险的利爪:

她的整个历史已经表明她的拥抱是致命的……对芬兰、巴尔干诸省和波兰的吞并……在中国边界的蚕食全部是蓄意的侵略;现在,她比过去还要强大,她会改变策略吗?就算一个小孩子也绝不会再相信另一个骗去他手中玻璃球的小孩子。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为了自己的扩张而掠夺了这么多外国领土的俄国呢?

他警告这个世界不要太天真:“土耳其被击碎,她(俄国)的扩张路上就少了一个障碍……距离救不了任何人;同样的命运迟早要降临到所有人头上,那时人们都将处于北极熊强大势力的阴影之下。”不出人们所料,梁敦彦后来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

(图为梁敦彦)

以“旋风杰克”闻名的黄开甲是另一名以辩才著称的学童。如他的一个同学所言,“此人可以在熟睡中被摇醒后不加准备,立刻发表一篇很好的演说”。

1876年举行了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留美学生的作品也被选入,以展示他们所取得的出众成绩。全体留美学童于8月21日前往费城,并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们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所住的旅馆和用餐的饭店都挂起了清朝的龙旗,以示他们的到来,乐队还在他们进出的时刻奏乐。学生们还受到了“优雅异性”相当多的关注,但是至少根据报纸报道,他们看上去对机械比对其他事物更感兴趣。在博览会主楼的教育厅,展出了留美学童绘制的地图和素描。格兰特总统还特别接见了少年留学生,同他们一一握手。

美国学者约翰·哈达德(John Haddad)最近写道,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留美学童,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人还会继续保持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热爱,却无须面对现代化这一问题,人们会称赞日本人富于进取的美德,同时依旧错误地批评中国人落后是因为中国人本身有缺陷。中国学童在博览会上的出现,“迫使这些非难中国人的声音有所减弱,并且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并非先前所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他们自身成了中国最具魅力的展示。

5

运动健将们

很多幼童都因为他们的特长、中文名字的发音或长相被起了外号。唐绍仪被称作“阿贾克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勇士,身材魁梧)”,钟文耀被称为“小精灵”。尽管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体育锻炼不感兴趣,但这些在美国的幼童都对体育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打棒球。梁敦彦不仅演讲出色,还是一名优秀的棒球手和橄榄球队员。

1876年,留美学童组织了自己的棒球队,并在同当地球队的比赛中表现不俗。威廉·里昂·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曾是很多中国留美幼童的同学,后来成为耶鲁大学一名杰出的教授。他一生都记得这些留美幼童。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中国学生“教养极佳,是优秀的运动健将,思维活跃,成绩优异,擅长体育”。

(图为1878年中国学生组成的棒球队 后排左起分别为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前排左起分别为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图源: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根据菲尔普斯所说,“这些幼童除了有一条长辫子,和我们穿得一模一样。他们打橄榄球的时候,把辫子塞在衬衣里面,有时候缠在头上;如果辫子松了,给对手的机会可实在太大了。所有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当然都是新鲜的,可是他们很快就在棒球、橄榄球、冰球方面表现优异,以‘快手’著称。而在花样滑冰中,他们超越了所有的人”。这些年幼的中国人不仅在体育运动和社会生活方面都极其灵巧,在接受近代科技方面也异常迅速。当时自行车刚刚出现,在哈特福德中学最先拥有自行车的男孩子是吴仰曾,当许多美国人都还对这个新装置感到陌生时,吴仰曾已经开心地骑着他的“怪异的高机器”到处跑了。

这些中国少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美国人仍然记得他们每一个人。学童中有人在大学里继续参加体育运动。钟文耀生于1860年,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时候体重只有九十磅(约40公斤),身高大约5.2英尺(约1.58米),然而他“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在耶鲁,他成为赛艇队发号施令的号手,在比赛中指挥赛艇如同“外出练习转一圈”那样沉着自如。

据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在钟文耀之前,赛艇队没有胜任的号手,一直成绩不佳。钟文耀“令人赞叹地坐在船头……他个头小,又轻,不是什么多余的负担,同时又沉着镇定,头脑清醒”。耶鲁大学开了中国人担任学校赛艇队号手的先例。

不过刚开始钟文耀也碰到了难题,据说教练要求他必须大声责骂划桨的选手,逼迫他们拼尽全力划桨,但是钟文耀还是坐着不出声,因为他的天性就是沉静和不动声色;可是教练坚持要求,结果他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没有任何重点地、机械地、冷不丁重复蹦出“该死!”或者有时候是“一,松开-该四(死)!二,抬头,用力划,该四(死)!”桨手们无论如何也忍不住大笑,求他别再这样叫骂。

1880年,耶鲁大学赛艇队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这主要归功于钟文耀对于水流的熟悉和了解,适时因势利导,带领队友取胜。

(图为耶鲁大学赛艇队,钟文耀坐在船头指挥 图源:耶鲁大学图书馆)

另一名运动员邓士聪,身材短小,重心接近地面,他“奔跑如猎狗,躲闪快如猫”,这正是美国橄榄球队员所需要的最理想的素质。邓士聪有的是优雅和速度,而另一名幼童康庚龄则“有牛劲”。他肩宽体壮,永远是一副好脾气,面带微笑,然而他能拖着四五个美国男孩冲过底线。在棒球方面,有一名中国幼童是神投手,对方几乎打不到他的投球,而另一名中国幼童在击球时,他的球棒“像一个婴儿吸奶瓶那样直击棒球,分毫不差”。

在待人接物方面,中国学童也同样出色。根据曹嘉祥的美国同学和好友威廉·里昂·菲尔普斯的回忆,曹嘉祥“庄重而严肃”。

菲尔普斯坦承,甚至早在那时候,曹嘉祥就是“在这世界上我永远无法企及的人,比我成熟老练得多”。菲尔普斯回忆:“在课堂上听到这个年轻人翻译恺撒大帝的话,真是一场大开眼界的博雅教育。”

曹嘉祥和菲尔普斯曾经每个星期六都一起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寻找草地雀和黄鹀。曹嘉祥有一杆重量超过12磅的长枪,他一整天都背着它,从不抱怨,并且“在惊人的远距离内射中鸟儿的翅膀”。

(图为持枪的曹嘉祥 图源: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菲尔普斯写道:“当这些男孩子在我们无尽的遗憾中被召回中国的时候,丘[ 即曹嘉祥] 把他的长枪送给我,作为永恒的友谊的象征。他在中国加入了海军。我希望我知道现在他在哪里。”菲尔普斯回忆,这些中国男孩“还在许多方面把我们比了下去,让我们相当嫉妒”。他们一旦“进入社交场所,我们谁都没有机会了”。这究竟是出于“同东方人跳舞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愉快感受,抑或更可能是出于他们举止谈吐所散发出的真正魅力,我实在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舞会和欢迎聚会上,最优雅、受邀请最多的美女一成不变地青睐来自东方的乡村少年们。当女孩们刻意从我的美国伙伴们身边经过, 以超出惯常礼仪所需的优雅去接受中国对手的邀请时,我仍然记得伙伴们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东方人跳舞也跳得非常美”。

不幸的是,正是这种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成功的适应和改变,为后来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埋下了种子。

6

美国的背信弃义

1881年夏,所有清朝留美学童,甚至包括当时已经进入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全部被要求立即回国。按道理,第一批留美幼童应等到1887年才回国,而最后一批学童则应当在1891年返回。

当初这些学童期望留在美国十五年,到1881年春季,已经有四十三名留美学童获准升入大学学习,其中,二十名进入耶鲁大学,其他人则去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而这些人中,只有詹天佑(1861—1919)和欧阳庚(1858—1941)完成了大学学业。

提前撤回留美幼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席卷美国各地的排华浪潮。

留美幼童于1870年代来到美国以后,国会通过了一些显然违背《蒲安臣条约》的议案。这些议案也让一些人纷纷写信抗议,他们懂得议案对中美关系将产生的后果和将对清朝留美幼童前途造成的影响。卫三畏当时已身为耶鲁大学教授,在递交请愿书要求总统海斯否决国会限制华人移民法案的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卫三畏在请愿书中告诫总统,该法案将会损害中美关系、损害美国的声誉和在中国生活的数百名美国人的地位。

(图为卫三畏,他是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

尽管海斯总统事实上否决了该法案,但是由民主党与共和党双方引发的排华情绪在全美泛滥,《排华法案》在1882年正式成为法律。容闳认为,由于这个法案的通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开明友善态度。

在中国,李鸿章是幼童留美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国内对华人的敌视使他在反对幼童留美计划的人面前遇到了巨大阻碍。尽管他从未提到,或者也从未意识到,然而他遣送幼童留美确实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中重要的一章。但美国人这时举棋不定,似乎不愿再与这段共有的历史有什么瓜葛了。

此外,大多数中国官员根本不关心海外的中国人,因此只有李鸿章在关注美国形势及歧视华人所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随着对华人歧视的加剧,他的担忧也日益加深。在这之前,中国人相信美国人友好和平的意愿,对美国人心存好感。这也是蒲安臣之所以被选作中国的外交代表和将美国作为幼童留学目的地的主要原因。

如今中国人在美国成为被仇视的对象,李鸿章十分愤怒。丁韪良(美国传教士)写道,他感到李鸿章之所以决定召回留美学生,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排华法案》的反击。李鸿章“对我的国家充满怨恨,站在中国高官的角度任意冲我发火”。丁韪良注意到排华法案“违反了此前的协定,是背信弃义之举”。西点军校和阿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拒绝录取中国学生,更加重了李鸿章的疑心,在1869—1881年之间,有十几名日本学生进入美国海军学校学习,但是没有一个中国学生被录取。

当容闳告知李鸿章中国学生无法进入陆海军学校时,李鸿章指责美国人违背了《蒲安臣条约》。李鸿章后来至少两次就此事同美国官员交涉,但无济于事。

7

注定的失败

不过,清朝留美幼童计划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幼童们从第一天起就面临方向定位上的巨大分歧。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2011年所言,一方面是受儒学教育、翰林出身的总监督和汉文教习,“他们主要考虑如何让学生抓紧学习中国学问,保留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是容闳和翻译,他们想让这些幼童“尽可能多地吸取西方知识和文化”。

(图为陈兰彬画像)

留学事务的管理安排也影响了幼童留美计划的成功。李鸿章和曾国藩任命陈兰彬为留学事务总监督、容闳为副手时,就已经为留学计划的最终夭折埋下了隐患。对容闳的任命顺理成章,因为他熟悉美国,并且派遣留学生的整个设想都是出自他之手。但为何要选择陈兰彬呢?曾国藩和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中形容陈兰彬夙抱伟志,见解不凡,特别是他个性谦逊,“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

然而,所谓个性谦逊,在容闳的描述中实际上是“怯懦”,“即便鸡毛蒜皮之事,亦不敢担丝毫责任”。就近观察可以断言,陈兰彬外表胆怯,但又对心中的不满直言不讳,对所担国家事务不负责任,在牟取个人利益方面则非常积极。有熟知陈兰彬的人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陈个性自私、不负责任,还忘恩负义。

在个性上,在关于西方学问的看法,以及如何管理学童方面,容闳显然与他格格不入。陈兰彬不懂英语,不熟悉美国,也从不与容闳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他一直诋毁容闳,在呈递北京的报告中没有对容闳表示过任何称许。将陈兰彬这样的人放在容闳之上,不仅意味着清廷并不完全信任容闳,也表明它不愿让容闳在留学事务上作重要决定。

陈兰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留美学生的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负责监察学生的西方学科教育,并为学生预备寄宿家庭。清廷对留学事务如此安排,表明他们认为要有一个保守派在容闳身边就近监督。陈兰彬调任他职后,清廷依然没有把容闳提拔为总监督,而是任命另一位传统文人出身的保守派填补陈兰彬的职阙。

朝廷里赞赏容闳的官员当中,李鸿章可以说是级别最高的。李鸿章曾向郭嵩焘透露,他认为虽然容闳所受的中国传统教育不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但是他“熟悉洋情语言文字”,因此比起陈兰彬来是更好的外交官。

(图为李鸿章 图源:哈佛大学图书馆)

但可能由于容闳对汉语掌握得不够,对中国官场文化也不熟悉,导致他没能与李鸿章或总理衙门保持应有的频繁联系。更糟的是,在清廷和对手眼中,他的个人生活也损害了他的权威。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容闳在1850年代已加入美国国籍并成为基督徒,但他在1875年娶一名美国女子为妻时,清廷得知了此事。一名总理衙门大臣公开对一个美国人说:“我不喜欢他。他娶美国人为妻。”

不管怎样,1880年陈兰彬被调任他职,吴嘉善接替他主持留学事务,这时留美幼童的留学命运便被画上了句号。一名留美学生后来谈道:“尽管当时对他(吴嘉善)并不了解,但他是个顽固狂热的保守派。他像个疯子一样开始对留美幼童大加挞伐,将充满谎言的虚假报告连续上报朝廷。”

其实,吴嘉善并不是典型的士大夫官员。他对西学和近代科技很感兴趣,曾专门花时间学习数学知识。他对于外交事务也有经验,然而负责留学事务,同留美幼童们打交道,看到容闳在留学事务上的作为,使他变成了一个死硬保守派,决心摧毁幼童留美计划。

吴嘉善到美国后,曾和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美国校方举办的活动,他注意到,有些学生参与了宗教礼拜仪式。大多数接待家庭中都保持着很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实际上有些中国学生已经转信基督教,就像容闳当年一样。留美幼童容揆给父亲写信说,他已经是一名基督徒,这惹恼了他父亲,要他回家。但是容揆在上船之前就跑掉了,后来证明是容闳在暗中相助。

1880年4月1日,吴嘉善发出通告,提醒学生们,当初送他们出国是为了接受西学教育,不是让他们背叛自己的国家。他一到美国便开始上报负面消息,告知朝廷容闳站在学生一边,纵容学生,强烈要求提前召回留美幼童。

8

拉锯战

1880年秋天,预感到留学计划的终结或许不可避免,容闳做了他最擅长的事情——向美国人游说寻求帮助。容闳的朋友约瑟夫·特威奇尔(Joseph Twichell)牧师在1880年10月写道,面对来自吴嘉善的严厉指责和攻击,以及即将来临的对学生的撤回,容闳没有直接向李鸿章和清廷报告情况,而是转向美国人求援。许多美国人都对中国突然决定撤回留美学童感到震惊,积极采取行动想要挽回。

他们认为,中国第一次派遣幼童留美是一项合作事业,而这项事业的命运将影响到他们共同的未来。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写了一封语气强烈的请愿书,有很多人在上面签名,表达出在中美关系史上这一共有篇章中美国人的看法和他们对此的投入。

容闳认为,如果前总统格兰特在请愿书上签字,会“比一千名教授签字的分量都重”。他请约瑟夫·特威奇尔向其朋友马克·吐温求助,因为马克·吐温认识格兰特,并且是蒲安臣的热心支持者。马克·吐温曾回忆同特威奇尔一同去纽约见格兰特的情形,特威奇尔精心准备了和格兰特将军的谈话,其中汇总了关于中国留美幼童问题和关于中国的一般问题。但是他没有机会把这番话讲出来:

将军一听他开口便直接讲了起来,也让他一下子就明白, 将军对这件事了如指掌,不需要任何人再提供消息。事实上将军对于这件事极为关注。现在将军一如既往地愿意做他们想要他做的任何事,并且要多出百倍。他说,好,如果他们愿意,他会在请愿书上签名,但是他要做的不仅于此:他还要立刻以私人名义给李鸿章写信。

(图为1879年5月李鸿章访美,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合影 图源:《北京文摘》)

但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前总统的请求都无济于事。李鸿章也曾利用美国发来的信件和辩护拖延了召学童们回国的时间,但是他无法挽救这些留美学生将被撤回的命运。一方面,他知道容闳的弱点,对留美幼童在那边习染当地风俗,有违送他们出国的初衷,他也心知肚明。

此外,李鸿章在朝中的反对者势力强大,例如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就是保守派当中的强硬分子,他在1880年底上奏朝廷,指责许多幼童加入基督教,幼童出洋肄业局对学生管理松弛。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帝敕令李鸿章、陈兰彬等人一道严查出洋肄业局,召回私自加入基督教的学生。为了自保以及保留幼童出洋肄业局,李鸿章需要陈兰彬、容闳、吴嘉善协商合作组成统一战线。但是他们三个人的看法根本不一致,容闳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帮助李鸿章。

1881年初,吴嘉善想要亲自带领二三十名留美幼童回国。李鸿章不得不去电阻止,命他继续留在美国,等待所有必要安排完成。2月24日,李鸿章电告陈兰彬,他刚刚收到格兰特总统的信,信中称赞幼童在修路、开矿、筑炮台以及制造机器各艺都颇有进益,可期学成。李鸿章告诉陈兰彬,格兰特总统认为,若在幼童们完成各科学业之前就将他们裁撤回国,殊为可惜。

但陈兰彬不想为维护幼童留美计划和帮助李鸿章承担任何风险,因为他感到,保留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意见在朝廷中并不占上风。李鸿章这时充分意识到陈兰彬不仅为官懦弱,素性拘谨畏事。3月19日,他报告李鸿章,不想与幼童留美肄业局有任何干系,也不想与容闳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瓜葛。

3月22日,总理衙门知照李鸿章,对是否撤回留美幼童尚未做出最后决定,想就此征求李鸿章的意见。3月29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承认近年来有不少人批评容闳偏重西学,导致幼童中学荒疏,而他曾再三劝诫容闳重视这些议论。

对于陈兰彬和吴嘉善要求提前撤回留美幼童并拒绝与容闳合作,李鸿章也表示不满。他指出,留美学生年幼出洋,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吴嘉善绳之过严,致使学生疏离,毫无必要。李鸿章建议撤回一部分留美幼童,已经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则留下直至毕业,由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负责照看。这一方案要实现,要有赖陈兰彬的合作,然而陈兰彬拒绝合作,很快卸职回国了。

面对这些难题,李鸿章最终放弃了整个留美幼童肄业计划。总理衙门进而奏请裁撤出洋肄业局、撤回留美学童,清廷予以批准。

1881年6月29日,李鸿章电告吴嘉善留美幼童全部撤回的最后决定,指示吴嘉善“须将局内经手公务了清方能起程回国”。

(图为1890年部分留美幼童的聚会合影)

特威奇尔在当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幼童留美的命运终结了。在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之后,它的命运彻底结束,一切辉煌愿景都烟消云散。唉,唉!朋友们都失望至极,其情难以言表。”

9

瞩目的成就

尽管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被送到美国,但有两名分别在1875年和1879年病故,另外约有七名学童由于健康等原因被送回国。

在全部被撤回的学生中,有六名学生很快通过其他途径自行返美,其中五人终生留在了美国。留在美国的这些学生后来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并没有突出表现。然而他们中的李恩富所写的《我的中国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应该是留美华人用英文写作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图为李恩富所写的《我的中国童年》中文版 图源:豆瓣读书)

作者在这本书中尽量想要告诉美国人,真正的中国和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写道,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风土人情、生活教养,以及社会传统有太多的误解”。他以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和观察,描写中国的饮食、学校、宗教和习俗,也叙述了他作为留美幼童的经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恩富选择留在美国,用他的写作融入了这段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之中。在最近的研究中,有人提出李恩富实际上是用他的书来试图“重新书写亚裔美国人的历史”。

荣揆因皈依基督教而被勒令回国,但他中途逃跑留在了美国,完成了在耶鲁大学的学业,他后来服务于中国驻美国公使馆。张康仁则可能是美国首位华人执业律师,不过他最终返回了中国。

在被撤回并且留在中国没有再出国深造的留美学童中,有几个人为中国以及中美共有的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考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环境及世界格局,他们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

1881年《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留美中国学童所取得的进步,“应该足以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它还断言,“中国政府在这个国家努力十年的这一教育方案,在我们看来非常成功”。我们只要看到归国幼童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就,就会认识到这一评价是多么正确。很多归国学生随即参与了中国的国防事业。毕竟,从李鸿章的角度,将他们送到美国的主要考量就是为了推动中国军事上的近代化。

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参战的六艘军舰均由曾经的留美学童任指挥官,其他学生则任炮手,如“扬武”号舰上就有五名留美幼童出身的炮手,其中四人在海战中阵亡。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有超过三名前留美幼童牺牲在战场上,他们都在中国军舰上任指挥官,甘愿为祖国献身。

其他归国学生继续在电报、铁路、煤矿、军队、教育及外交等领域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一百二十名最初被送到美国学习的幼童中,唐绍仪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有两人任外交部长,另有两人曾作为公使代表中国先后被派驻英国、德国、美国、西班牙和秘鲁。还有人成为城市建设和煤矿工程师,或者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建功立业。

詹天佑设计并建造了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京张铁路—中国第一条全部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这条铁路克服了山高坡陡、地势险峻等重重困难而建成,堪称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的非凡杰作。

(图为詹天佑 图源:人民网)

蔡廷干留美时绰号为“好斗的中国人”,他在甲午海战中任鱼雷艇指挥,随即晋升海军高级统领,成为袁世凯的私人秘书。蔡廷干还向国外大力介绍中国古诗,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晦涩难懂的《道德经》。在19、20世纪之交,他开始将中国古诗译成英文。193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蔡廷干的古诗翻译汇集出版,书名为《英韵中国古诗》(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翻译出版的中国古诗集。

将美妙的中国古诗翻译为同样美妙的英韵诗歌,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翻译者不仅要兼备中、英两种语言文学知识的修养,还要有精深的语言文法技巧。蔡廷干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除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蔡廷干还以自己的才干和影响促进同美国人的文化交流。他擅长演讲,曾多年担任中国留美归国学生会会长。如果说留美幼童被撤回是因为他们中国学问的荒废,那么蔡廷干的例子显然证明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另一名留美幼童,即20世纪初担任驻美公使的梁诚,根据对美国文化精妙的了解和把握,通过交涉,成功说服美国政府于1908年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所退款项也用于建立后来的清华大学,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亦为当年留美幼童之一。庚款留学计划前后资助大约两千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胡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以及火箭专家钱学森等。

(图为梁诚 图源:广州日报)

在唐国安之外,蔡绍基亦掌管大学之职。他最初曾在上海大北电报公司工作,后担任天津海关道台、天津北洋大学校长。周寿臣在香港声名显赫,在二战结束前一直是华人社会领袖。梁敦彦曾任外务部大臣,后于民国初期任交通总长。丁崇吉在随留美幼童被召回国之前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一年,后来成为海关副税务司,是第一位任此高职的华人。

10

共有的旅程

当留美幼童被撤回之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进入广阔的外部世界希望之旅的终结。

(图为1936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

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人对晚清留美幼童的研究著作中,历史学者石霓认为,提前撤回“是留美幼童的不幸,更是中国的悲哀,同时,也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哀”。就晚清王朝而论,她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历史学家路康乐(Edward Rhoads)将中国派遣第一批留美幼童称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颇为中肯,也有美国学者将这第一批留学生称为“中国的幸运儿”。

路康乐认为清代留美幼童在中国的自强运动和在美国亚裔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要补充的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指出了另外一个历史维度,即中国人和美国人所共有的历史。

在1949年以前,有将近两万名中国人负笈美国,其中大多数人于1919—1939年之间来到美国。1979年1月1日,就在北京和华盛顿即将互相承认外交关系之时,有来自中国的五十名学生到达美国学习。到2003年,有超过五十八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绝大多数去了美国。至2010年,正在美国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已达十五万八千人。当中国人越来越富、越发决心去实现其梦想时,这一趋势只会增强,留学人数只会越来越多。

美国教育家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ames)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906年就指出:“能够成功地教育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的国家,必会通过自己付出的努力,在中国收获到道义、学术和商业影响诸方面相应的最大回报。”中美两国都在努力弄清楚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戏剧性增长的意义及其背后的含义。或许,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应该谨记中国留美幼童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为未来的共有旅程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