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先后爆发了要求改革的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骚乱,赫鲁晓夫拳头一挥,苏联红军的装甲师星夜兼程,分别将两国首都围了个水泄不通,弹压数日才最终稳住局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波匈事件”。这种对他国赤裸裸的大国沙文主义,让苏联政府以及赫鲁晓夫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迫切需要各国兄弟党派的支持,因此对中国明显热情起来,在新技术援助方面也显露出松动的苗头。

聂荣臻元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几经活动,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远赴苏联,专门就火箭和航空技术领域援助中国一事,同代表团进行了历时35天的反复谈判。

最终双方于10月15日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也就是著名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随着大批苏联专家和实物的到来,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研制领域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久,一支在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特种部队,也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57年底,一个命令难住了时任炮兵司令员的陈锡联上将。这一年的12月9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炮兵部队抽调精兵强将,与国防部五院共同组建军中第一个导弹训练机构——炮兵教导大队,希望借由这支崭新的部队,给尚在酝酿之中的导弹部队,培养大批合格的技术干部,然而刚刚脱离了“马上步下小米加步枪”的野战部队,所能提供的知识人才着实是凤毛麟角。时任炮兵参谋长的陈锐霆少将,为难地报告:在军队里,连初中生都足可称得上是大知识分子。

陈锡联决定向军委彭老总报告,请求从全军筛选,随着大筛选的全面展开,来自全军的优秀官兵,向这支神秘之旅迅速聚集。从1958年1月到1959年7月,炮兵教导大队共举办训练班三期,培训学员2500余名,其中一些初步掌握了导弹操作和维护保养技能的青年官兵,日后成为了中国占导弹部队的骨干力量。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秘密抵达北京,这是一年前中苏签订的技术援助条约中的一项,车上除了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载有两发P-2近程地地导弹,其中一发是供教学用的解弹,另一发则是可进行加注和初级点火的训练弹。

据一路护送的苏联专家讲,只要加入推进剂就能上天,由于设计图纸和工艺资料尚未到达,而国家又急着要火箭,当务之急便是分解导弹结构,照猫画虎,测绘出所有零部件的尺寸,以供生产部门仿制。这个秘密计划的代号被定位“1059”,意为向两年后的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

拆卸一个直径两米,长度近20米,且构造复杂的导弹绝非易事,从弹体、发动机到每一螺钉、垫圈,都被细心的拆下包装,做好记号拿出测绘。

很快工厂就加快出了一批零部件,然而等到年底苏方的图纸运抵后一对照,才发现之前那种靠简单测绘,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尖端科技产品的技术与质量要求差距太大,先前自制的零部件,大部分必须返修或者报废。蹒跚学步中的中国导弹事业,还离不开师傅的帮助。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五院和试验基地的中方人员开始了针对苏制导弹的原理学习、操作训练和仿制工作,虽然苏联人只是允诺提供旧型号导弹的相关仿制技术资料,但这确实帮助当时的中国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了一个生产导弹的协作网。这一期间,中方人员不仅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技术还自行研制了部分新材料和元器件,导弹生产开始逐步向阻力国内的方向迈进。

1959年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北京,此时两国至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已无法掩饰,在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又和前不久在联合国大会上一样,影射攻击中国是所谓“好斗的公鸡”。

第二年,正当导弹的仿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之间的大论战公开爆发了。1960年,苏联撤走在国防部五院工作的全部专家,苏联援助项目全部停工。我们坚定不移的走上了自力更生的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