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註:本文首發於《讀書》雜誌2000年11期,作者王希,美國史專家,原標題為《麥卡錫主義的鬧劇與悲劇》,虎嗅獲授權轉載發布。更多文章,可訂閱購買《讀書》雜誌或關注微信公眾號“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舊文常讀常新。一個新問題:特朗普是麥卡錫主義者嗎?

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一詞始於一九五〇年,詞根來自美國共和党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的姓。

那一年的二月九日,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首府惠靈(Wheeling)一家婦女俱樂部紀念林肯誕辰的活動上做了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當眾展示了一份據稱列有二百零五名共產黨人名字的名單,並聲稱,美國國務卿早就知道有這樣一份名單,可名單上的人至今仍在國務院內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此話猶如晴天霹雷,令美國上下一片嘩然。

麥卡錫則一鳴驚人,一夜之間,從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新參議員一躍成為聲震全國的政治明星,並在隨後的四年里主演了一部荒誕的美國政治鬧劇。

從惠靈演講開始,麥卡錫在參議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他先是公開指責民主黨政府在鎮壓國內共產黨活動方面表現軟弱,致使共產黨人鑽進國務院等核心部門,使美國在外交上蒙受重大損失,不僅原子彈機密被外泄給蘇聯人,而且還“失掉了中國”。

但民主黨人很快發現,麥卡錫向參議院提出的一百多樁所謂國務院中共產黨活動案中,大部分與國務院毫無關係,其他個案也早為國會眾議院和聯邦調查局審理過,並無新意。所以,民主黨人斥責麥卡錫是借反共來撈取連選連任的政治資本。麥卡錫則反咬一口,指責民主黨人借反對他的調查來保護共產黨。

一九五三年共和黨成為參議院的多數黨後,麥卡錫通過參議院調查小組委員會,開展了一場範圍廣泛的清查共產黨運動,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重要的國防工廠、美國之音、美國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門都未能逃脫麥卡錫的清查。僅一九五三年一年,麥卡錫的委員會就舉行了大小六百多次“調查”活動,還舉行了十七次電視實況轉播的公開聽證會。

麥卡錫及其調查委員會的人員,打着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無視正常法律程序,對他們懷疑的一切人——包括聯邦政府高級官員、外交官、大學教授、工會領袖、作家、報紙編輯等在內——任意進行調查。麥卡錫雖然並沒有掌握真憑實據,卻隨心所欲地提出指控,對被調查者進行公開的人身攻擊。

與此同時,他的調查活動,如同滾雪球,越來越大,涉及的人越來越多,而麥卡錫的聲望和權力似乎也越來越大。聯邦政府中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即便是資深參議員,也不敢得罪麥卡錫。

麥卡錫在攻擊民主黨候選人安德萊·史蒂文森時揮舞“名單”(來源:KEYSTONE / GETTY IMAGES)

 

直到一九五四年初,當麥卡錫把他的調查進一步擴大到美國軍隊中時,他的為所欲為才受到了堅決的挑戰。

麥卡錫見從國務院挖不出共產黨,便到軍隊中去挖,可當他提出全面調查美國陸軍的肅共情況時,陸軍部表示反對。在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命令下,陸軍部向國會控告麥卡錫的調查違反了權力制衡的憲法原則,干預了行政部門的事務,要求國會舉行調查。

在一九五四年舉行的“陸軍-麥卡錫聽證會”上,陸軍部公布了麥卡錫的種種越權和違法行為,揭開了麥卡錫調查活動的黑幕。而麥卡錫則施展東拉西扯和嘩眾取寵的慣用伎倆,併當着全國電視觀眾的面,濫用參議院的議事程序,刻意干擾聽證調查。

麥卡錫的胡攪蠻纏早已引起在場的陸軍部律師約瑟夫·韋爾奇(Joseph N. Welch)的極度反感。當麥卡錫硬把韋爾奇手下的一位年輕律師曾參加過一個宗教組織的事與陸軍中的“顛覆活動”扯在一起的時候,韋爾奇終於忍無可忍,站起來對麥卡錫說道:“參議員先生,讓我們不要再繼續詆毀這個年輕人了吧!先生,你還有沒有良知?難道你到最後連一點起碼的良知也沒有保留下來嗎?”

 

韋爾奇憤怒的質問預示着麥卡錫衰落的開始。原來一向對麥卡錫容忍、支持甚至慫恿的參議院共和黨上層也開始意識到,麥卡錫的調查不僅嚴重踐踏了憲法原則和公民自由,而且也不識時務地把矛頭指向了共和黨人的政府,給民主黨攻擊共和黨造成了機會,如再不對其加以遏制,該黨將失去相當數量選民的支持。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國會內外的反麥卡錫力量的協作和推動下,參議院通過決議,對麥卡錫提出譴責,主要理由是他拒絕回答參議院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問題從而違反了參議院的紀律。雖然這種懲罰與民主黨人提出的將麥卡錫驅逐出國會的要求相去甚遠,而且也避免使用了“懲戒”(censure)一詞,但實際上宣判了麥卡錫政治上的死刑。自此之後,麥卡錫的政治信譽一落千丈。如同他的出現一樣,麥卡錫從美國政壇上的消失也是突如其來的。

韋爾奇登上《生活》雜誌(來源:Life,1954)

麥卡錫沒有挖出一個真正的潛藏在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人,但他卻給英語增加了一個新詞:McCarthyism(麥卡錫主義)。這個詞的原義與我們現在理解的這個詞的涵義是不同的。

按照麥卡錫自己的解釋,所謂“麥卡錫主義”,指的是清查“政府中的共產黨分子”的意思。遭麥卡錫攻擊的杜魯門卻把“麥卡錫主義”看成是一種不惜以“敵視美國理想”為代價來滿足個人或黨派權欲的方法。麥卡錫之後,“麥卡錫主義”曾被理解成“國會的委員會對情報的濫用”。《韋伯斯特國際英語大詞典》對“麥卡錫主義”定義可大致如此翻譯:“一種二十世紀中期的政治態度,以反對那些被認定為具有顛覆性質的因素為目標,使用包括人身攻擊在內的各種手段,尤其是在未對提出的指控進行證實的情況下,四處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斷和結論。”

簡言之,“麥卡錫主義”成了在政治中惡意人身攻擊的一種代言詞。這也許說明為什麼至今美國政壇上常常把那種無端的指控和刻意的歪曲說成是麥卡錫主義行為的原因。

 

反共當然不是麥卡錫的發明。在他的時代,反共是一種時髦。就能力和背景而言,美國政壇上當時勝過麥卡錫的反共人士並不少(尼克松就是一位),但為何偏偏麥卡錫能夠獨領風騷呢?(當然,後來也有“尼克松主義”的說法,但其語言學的影響是不能與“麥卡錫主義”同日而語的。)我想,這可能是由於麥卡錫“反共”的手段格外極端、造成的政治後果尤其嚴重而決定的。為了要在眾多的反共人士中脫穎而出,麥卡錫不能不訴諸於過頭的做法。

 

麥卡錫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將抽象問題具體化,製造危言,以造成轟動效應。麥卡錫曾批評共和黨上層多年來對民主黨人政府的抨擊一直停留在抽象意義上,不抓出幾個潛藏在政府中的共產黨出來,吸引不了選民。

他認為,共和黨只有把反對“叛國行為”變成反對有名有姓的“叛徒”,才能刺激選民。正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麥卡錫在惠靈演講時必須說他掌握了二百零五人的名單,雖然他當時(乃至最後)並沒有什麼名單。但是因為他說出了具體的數字,舉着“名單”,而且說得非常肯定,聽眾和媒體不得不信以為真。敢講別人不敢講的話,敢攻擊別人不敢攻擊的人,這是麥卡錫將反共具體化的一個特點。他把國務卿哈奇遜和馬歇爾將軍統統稱為共產黨在美國政府中的代理人,可以說都是具體化的一種表現。

 

歪曲誇大事實是麥卡錫的另外一招。他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四年提出的所有指控,大多數都基於過時案件或道聽途說,麥卡錫自己並沒有仔細核實和調查過。但是為了在公眾面前樹立和鞏固自己的“獵共英雄”的形象,麥卡錫在使用這些舊材料時,公然對原材料進行隨意加工,顯示他掌握了新的材料。

例如,一份眾議院的原始材料曾提到某一個案中有三人的名字是“俄國名字”(with Russiannames),麥卡錫在報告該案時,將此改為該案牽涉了“三個俄國人”(three Russians)。一些原始材料在談到一些未經證實的情況時,使用的是虛擬語氣,如 may have been(也許)或 might have been(或許)等,可麥卡錫在提到同樣的案例時,卻一律改為了is(是)或者was(曾經是)之類的肯定式陳述語氣。麥卡錫傳記作者奧辛斯基還舉出了這樣一個例子:麥卡錫得到的一份材料的原話是:“據說被調查對象的兄弟是共產黨”;到了麥卡錫那裡,這句話就變成了:“被調查對象的兄弟從前或者現在在國務院任職,他是一個共產黨組織的成員。”平白無故地給“被調查對象的兄弟”加上了“在國務院任職”的內容(David Oshinsky,A Conspiracy So Immense: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1983,p.114)。

David M. Oshinsky, A Conspiracy So Immense: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人格詆毀是麥卡錫的殺手鐧。麥卡錫在指控一個人或一個部門時,通常是先給被調查的對象戴上一頂“共產黨嫌疑分子”或“具有顛覆傾向”的帽子,然後,再在這個前提下進行聽證調查。如果有人對麥卡錫提出質疑,麥卡錫也毫不猶豫地給對方貼上“親共”的標籤,潑上一盆污水再說。

在麥卡錫活動的早期,參議院中的民主黨人曾企圖通過內部懲罰的方式制止麥卡錫的胡作非為,但麥卡錫立刻採用誣陷誹謗、人身攻擊、甚至偽造新聞材料等手段來打擊公開反對他的民主黨議員,誣衊他們為“親共”分子,致使他們在國會中期選舉中落選。

一位名叫湯姆·亨寧斯的民主黨議員,因負責起草了調查麥卡錫違反聯邦選舉法行為的報告,立即就遭到麥卡錫的攻擊。僅僅因為亨寧斯原來的合作人曾經為一位激進報紙的主編當過辯護律師為由,麥卡錫便把亨寧斯說成是“共產黨的路線追隨者”。同時因為亨寧斯與聖路易斯一家地方報紙有過業務上的接觸,而這家報紙又經常對麥卡錫頗有微辭,麥卡錫便指責亨寧斯按《工人日報》(Daily Worker,美共的一家報紙)的思路控制了這家報紙社論的寫作。

 

此外,麥卡錫還慣用無賴政治的手段。當他提出的指控被反駁或給予解釋時,麥卡錫不是悉心聽取被指控方的解釋,而是接二連三地提出新的指控,以混淆視聽,避免在回答對方時被抓住辮子。所以,在麥卡錫的聽證會上,經常是舊的指控還沒有說清楚,新的指控又出現了。這樣的連環套,一波接一波,無止境地出現,以致到最後麥卡錫提出的問題與最初的指控變得風馬牛不相及。但麥卡錫通過這種方式始終掌握主動權,牽着對方的鼻子走,直到把對方拖得精疲力盡,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麥卡錫之後,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二十世紀美國歷史上一個極端政治時代。即便在政治上保守的艾森豪威爾也在回憶錄中譴責了麥卡錫主義,說它深深地傷害了許多公民和整個國家。

但是,為什麼包括艾森豪威爾在內的人還在相當長時間內容忍麥卡錫在民主體制中如此橫行而不加以制止?美國歷史學界提供了好幾種解釋。最通常的解釋是,麥卡錫主義是冷戰大環境的產物。麥卡錫惠靈演講前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蘇聯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中國共產黨人取得了內戰的勝利,羅森堡夫婦因間諜罪被起訴,朝鮮戰爭的爆發等——都使美國上下感到一種真實的共產主義的威脅。

歷史學家威廉·奧尼爾和理查德·鮑爾斯認為麥卡錫主義雖在做法上有些過頭,但其反共的核心和效用是“可以理解的”和“名正言順的”。他們甚至認為,正因為麥卡錫的反共活動與普通美國人對自由和民主的信仰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麥卡錫能夠得到眾多民眾的支持,而其他政客也不敢隨意反對麥卡錫(William Oneill,A Better World,1982;Richard Gid Powers,Not Without Honor,1995)。

 

另外一些歷史學家——如羅伯特·格雷菲斯和理查德·弗里克——則認為麥卡錫主義實際上是美國體制下黨派政治的“正常產物”。民主黨人自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當選以來,一直掌握着聯邦政府的權力,共和黨人奪權心切,不惜利用民主黨人執政中的一切失誤作為攻擊對方的理由,麥卡錫的出現和他的極端政治顯然正合共和黨上層領導集團的政治意圖,所以共和黨人不但極力阻止民主黨人制裁麥卡錫,反而處處為他保駕。即便贏得國會控制權後,共和黨也沒有立即鉗制他,直到麥卡錫對本黨的利益造成了損害,才拋棄了他。民主黨人和杜魯門出於黨派政治的需要,對麥卡錫也採取了姑息態度。他們害怕背上“親共”的罪名,不但不從體制上向麥卡錫挑戰,反而要竭力表現出比麥卡錫還要反共。而麥卡錫則有效地利用了民主黨人這種心理,更加有恃無恐(Robert Griffith,Politics of Fear,1970;Richard Freeland,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1971)。

 Robert Griffith, The Politics of Fea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1970

還有一些歷史學家則把五十年代出現的麥卡錫主義看成是美國社會一個長期的反激進主義和反共主義傳統的必然結果。

對理查德·弗里德和埃倫·施雷克兩位歷史學家來說,所謂麥卡錫主義和麥卡錫時代實際上應該追溯到更早的時候。美國歷史上的反共主義傳統始於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以後,從未間斷過。

從一九一九年司法部突襲激進組織和將激進分子遞解出境開始,聯邦政府從法律、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各方面都建立了限制和鎮壓共產黨活動及其影響的機制,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國會眾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在調查背叛美國的活動時使用的方法與後來麥卡錫調查所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一九四〇年國會通過了《史密斯法》,嚴禁任何鼓動和教唆他人推翻政府的活動。一九四七年,杜魯門總統簽署行政命令,在聯邦政府各機構中實施“忠誠-安全計劃”,不合格者一律辭退或交聯邦調查局審查。這項計劃後來也在一些大學推行(一九四九年加州大學系統就要求所有教授必須宣誓效忠美國)。同年的《塔夫脫-哈得利法》禁止共產黨人進入工會活動。一九四九年,聯邦最高法院在丹尼斯案件中,將一批美共領袖以煽動顛覆政府為名,判定為有罪。同年,全國產聯(CIO)將左翼工會開除出去。即便在麥卡錫開始進行調查後,民主黨人的國會還通過了《麥卡倫法》(又稱《國內安全法》),要求所有共產黨組織向聯邦政府登記註冊。所有這一切事件都不是麥卡錫的個人行為,但性質卻與麥卡錫主義非常接近。所以,麥卡錫主義不過是美國反共主義的一個比較極端的結果(Richard M. Fried,Nightmare in Red: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1990;Ellen Schrecker,Many Are the Crimes,1998)。

大象說:“你們的意思是讓我站到那上面?” 此為描繪共和黨與麥卡錫主義的諷刺漫畫(作者:Herbert Block,來源:wordsmith.org)

上述這些研究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我認為另外幾個相關的因素也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媒體的作用。麥卡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成功地利用了媒體。從他進入參議院開始,麥卡錫便十分注意培養和扶持於己有利的媒體關係網。根據當年與麥卡錫交情很深的記者傑克·安德森後來的回憶,麥卡錫為了拉攏記者,會主動對他信得過的記者透露一些參議院共和黨黨團秘密會議的細節,以爭取記者正面報道他本人的回報。麥卡錫在惠靈演講之後,更是注意利用媒體來為自己服務,他抓住媒體之間競爭的心理,選擇機會,透露一些模稜兩可的信息,讓媒體始終圍繞他轉。而一些記者也主動與他配合,只要他給“開小灶”,他們就保證讓麥卡錫日日見報。為了搶新聞,很少有人去查證,麥卡錫的不實指控則有較大的機會蒙蔽公眾。

麥卡錫(右二)和媒體記者(來源:KEYSTONE / GETTY IMAGES)

 

二是麥卡錫主義的興起還與他有一批鐵心反共的支持者有關。這些人在麥卡錫調查活動的早期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這個被稱為“麥卡錫院外集團”的非正式組織的成員包括前政府官員、新聞記者、報紙雜誌的編輯、商人、議員辦公室的助手等,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在政治上不滿羅斯福的新政,仇視激進改革勢力。當麥卡錫在惠靈演講後,他們立即慷慨地向麥卡錫提供了大量有關共產黨活動的“情報”,這些“情報”並沒有經過證實,多為道聽途說,其中也不乏夾雜個人恩怨的“黑材料”。

譬如,在杜魯門政府“丟失中國”問題上,向麥卡錫提供情報的人之一是一位名叫阿菲爾德·科爾伯格(Alfred Kohlberg)的商人。此人曾在一九四九年前從事了三十年之久的從中國進口布匹的生意,是蔣介石政權的忠實支持者。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斷了他的財路,所以,麥卡錫一提出抓共產黨,他便立即表示支持,為麥卡錫提供了大量他個人收集的材料,並四處為麥卡錫的聽證活動尋找證人,還擔任了右翼組織與麥卡錫調查活動的聯絡人。

三是美國體制的機制也為麥卡錫主義的生長提供了一定的環境和空間。美國的憲政特點是強調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但在權力界限的劃分上並不能做到事事清楚。麥卡錫在惠靈提到二百零五人名單時,杜魯門政府完全可以讓麥卡錫把名單交給聯邦調查局去處理,艾森豪威爾在一九五二年上台後,也可以這樣做,但他們都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除了怕背上“對共產黨手軟”的罪名外,可能也不敢幹涉國會成員的調查。

權力制衡機制的初衷是防止惡性權力集中和膨脹,但麥卡錫這樣的人一旦(按照程序)進入了權力機制後,他便獲得了一種機制的保護,或者合法的豁免權。如上面提到的,保護麥卡錫的力量一部分來自體制內黨派利益之爭。共和黨中許多人明明對麥卡錫的做法非常不以為然,但並不站出來反對;民主黨人也基本如此。與此同時,因為國會重要委員會的大權掌握在多數黨手中,民主黨把持的參議院對麥卡錫行為的任何反對(如他們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二年對麥卡錫的調查活動)都會被共和黨故意解釋成為是黨派政治在作祟。

在冷戰這樣的大環境下,反對麥卡錫,就等於反對反共。相反,只要麥卡錫反共,他就可以高於一切,甚至違背憲法,侵犯公民自由,扮演某種意義上的“暴君”,把民主體制變成一種不經正當程序而剝奪個人自由的“暴政”。而其他的議員,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前途,爭取連選連任,服從黨派意志,不得不向麥卡錫主義妥協,默許或助長其對憲法原則和公民自由的踐踏。這是否也是一種政治腐敗,一種帶有民主的光環的政治腐敗?

 

麥卡錫主義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是深遠的。

數千人因麥卡錫主義失去了工作,反共的意識形態滲透進美國的教育、文化和政治領域的各個層面,其影響至今仍然可見。美國的左翼力量受到空前的打擊,原本就處於弱勢的美共更是受到致命打擊。

一些左翼的工會和文化組織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這些左翼力量,無論在羅斯福的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經在開拓美國民主和自由的新領域方面,起到過不可抹煞的重要作用,在羅斯福的新政時代,它們始終是促進美國社會進步和改革的一支重要的思想和體制力量。這個力量的消失,使保守力量失去了挑戰者,迫使中間派和自由派迅速向保守勢力繳槍投降。包括全國產聯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內的一些曾與左派力量非常接近的組織在麥卡錫時代紛紛將共產黨和左翼力量從自己的組織中驅逐出去,這對於美國社會繼續延續羅斯福新政精神,進行有效的社會政策改革,包括建立全國性的醫療保障制度的計劃等,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外交政策方面,麥卡錫主義將反共主義變成了美國的惟一選擇。麥卡錫在“丟失中國”問題上的發難,使美國在東亞政策上一直採取非常僵硬的方式,在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中,誰也不敢主動提出新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的思路。也許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為什麼美國國務卿在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上遇到周恩來時所表現的粗俗無禮:他不是不屑於與中國總理握手,而實在是不敢。這種惟反共為國策的指導思想最終把美國拖入越戰。而打開中國之門的工作也只能留給當年以反共起家的尼克松來完成。

 

日內瓦會議上的周恩來(來源:黨史網)

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社會造成的最大影響應該是在思想領域。它借反共的名義,扼殺了美國思想界的自由討論,製造了一場現代恐怖政治。

一些講述社會主義和鼓吹社會改革的書籍被從學校的圖書館撤出,所有被麥卡錫定為嫌疑分子的人的著作被禁止流通,他們的演講也被取消。大學教授在講課時倍加小心,生怕表示過於激進的觀點而被人打“小報告”。還有一百多名教授在麥卡錫時代因觀點問題被開除。民權組織非常小心地與激進主義劃清界限。大眾文化的生產也極力避免敏感的政治性題目,而代之以智力測驗表演和輕歌曼舞。

在歷史學界,強調歷史發展中的衝突的流派為新的“共識學派”所取代。“意識形態的終結”成為思想界的時髦口號。

 

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對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深表憂慮。他指出,麥卡錫主義“給我們的思想套上了模式,縮小了自由的公共討論的空間,把許多有思想的人逼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

道格拉斯尤其擔心麥卡錫主義將對青年一代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青年人不隨大流加入反共的行列,他們就可能被當成“顛覆分子”來對待的話,那美國的未來是沒有希望的。道格拉斯指出,世界上的問題是複雜的,“沒有一個人或一群人掌握了解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複雜問題的答案”,解決問題需要多種思想和觀點的自由表達,需要通過公開討論的方式進行撞擊和交流。他認為,美國的強大並不在於她的物質力量,而在於她的精神力量,在於她能容忍“一個完整的思想的市場”(a wholemarket place of ideas),而麥卡錫主義的所作所為恰恰是在扼殺這個思想的市場(William O. Douglas, “The Black Silence of Fea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3 January 1952, p.7, 37-38)。

道格拉斯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幾個敢於向麥卡錫公開挑戰的自由派人士。應該指出,他的大法官地位給了他這種挑戰的資本。

道格拉斯大法官(來源:discogs.com)

 

也許,麥卡錫自己也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之一。他以反共起家,但最終又以反共而被歷史所拋棄。實際上,在他之後,共和黨和民主黨仍然在繼續反共,而只是麥卡錫的反共已經沒有了用處,不但沒有了用處,反而成為了一種累贅。

麥卡錫自稱要搞一場現代的捉巫運動(witch-hunt),沒有想到自己最後竟然成了被人捉的巫師,並在失勢後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抑鬱而終。對這位歷經千辛萬苦從威斯康星州農場主的家庭背景爬上華盛頓權力中心的政治人物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個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