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經濟發達,房價還不高,國民還有房子住?

美國、日本、中國香港以及如今的中國內地,走得是房地產市場化道路。房地產繁榮,成為支柱產業,但住房壓力極大。曾經的中國,走得是完全福利房模式,但經濟增長緩慢;如今的北歐、西歐採用的高福利模式,但弊端日現、福利民粹主義泛濫。如何做到經濟發展與「居者有其屋」並存?

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製造業強大,金融市場不差,金融真正服務於實體?

自1980年代開始,美國走上了金融資本主義之路,金融異常繁榮,製造業萎縮,經濟過度金融化、空心化。日本、中國也在金融化的道路上快速前進,但金融產值的過度膨脹,不僅抑制實體經濟、製造業以及技術創新,還助長投機炒作、資金空轉、加大槓桿,引發債務危機、房地產及股票資產泡沫危機,甚至波及實體引發類似於2008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

反過來,若不依賴於金融市場,經濟則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潤滑劑和渦輪增壓器。如何做到金融與實體相得益彰?

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極少大起大落、忽高忽低?

二戰以來,日本經濟經歷了持續高增長,但最終被1990年泡沫經濟終結,並陷入了持續的經濟蕭條。自里根政府開始,美國經濟、樓市、股市持續了史詩級的大牛市,但終於2007年次貸危機。

最近十年,義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陷入債務危機。英國、法國經濟相對實力衰退,政治上陷入民粹主義泥潭。

墨西哥、阿根廷、印尼、菲律賓、泰國等都曾經歷短期的高增長,但最終還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債務危機、貨幣危機及經濟問題不斷。

再來看「金磚五國」,巴西、南非都已掉隊,俄羅斯的經濟總量只相當於一個廣東,剩下印度和中國。印度經濟增長依然保持強勁,但社會問題隱患日增。中國經濟創了40年高增長的奇蹟,如今進入「新周期」,換擋降速的風險大增。

經濟如何才能做到「穩如狗」般持續增長?

綜合以上,有沒有一個國家既能保障社會福利,實現公平競爭,又能發揮市場的配置效率,實現個人自由;既發展金融業,但又不抑制製造業、實體經濟,避免金融泡沫、通貨膨脹;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還能解決大眾住房、製造業技術升級、金融風險三大問題。

有沒有一種經濟理論及政策可以實現效率與公平、金融與製造業、市場資源配置與政府需求調節有效融合?

縱觀全球,也就只有一個國家相對接近(注意是接近,而且是相對)以上苛刻條件,那就是二戰後的聯邦德國(如今德國也面臨各種問題,最後一部分會講到)。

二戰後,作為戰敗國,德國面臨亡國的風險。蘇聯試圖將其在地球上抹去;美國執意接管西德。所幸的是,美蘇英法各懷鬼胎,丘吉爾的鐵幕演說挽救了德國。德國在冷戰下的兩極陣營中分裂為東西兩國,聯邦德國在美蘇爭霸、德法聯盟中獲得喘息之機。

此後,聯邦德國很快在廢墟中重建家園,戰後十年便超越英法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史稱「德國奇蹟」。但德國的腳步遠沒有停止,從二戰至今,除了在1970年代美國滯脹危機受到波及,德國經濟一直維持穩如狗的增長,本土沒有發生過一次經濟危機,製造業強勢,社會福利完善,一直是歐共體的核心力量。

縱然,如今的德國也面臨難民、伊斯蘭化、福利民粹主義以及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問題,但德國依然是社會經濟問題最少的強國,經濟增長最穩定的大國,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製造業與金融發展最為平衡又強大的國家。

當今世界,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已然成為全球經濟上空的幽靈。美國、日本、歐洲大部分國家、拉美以及亞洲新興國家,都面臨嚴重的債務問題。與美國、日本、英國相比,德國經濟要穩定得多、紮實得多。德國經濟槓桿率低於美日英法以及中國,私人部門負債率很低,製造企業現金流充足、經營穩定、技術先進。

德國是世界少有的經濟強勁的高福利國家,公共用品充足,勞資關係和諧,提供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社會穩定,房價偏低,空氣優質。德國解決了居住問題,房價還一直保持低位、平穩,而且沒有發生過一次房地產泡沫危機,在當今此起彼伏的房地產泡沫時代算是一個股清流。

德國是怎麼做到的?

世上不止有亞當·斯密、凱恩斯,還有德國的歐根(又譯「歐肯」)、艾哈德。自凱恩斯主義誕生以來,關於市場與計劃、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的爭論,不管在學術層面還是政策層面,都不休不止、爭而無果。但是,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歐根,以及社會市場經濟的操盤者艾哈德,他們的經濟理論以及經濟改革政策,幫助德國走上了穩定的第三條道路——社會市場經濟。

過去幾十年,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在當下,我們所面臨的困難比想像中要多得多。中國如何避免忽左忽右,在市場與政府之間搖擺不定?中國該如何持續保持經濟穩定?中國該如何改革經濟體制,解決住房問題,促進位造業轉型升級,推動技術進步,降低金融風險?

以德國為鑒,並不是說德國沒有問題,而是德國有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經濟政策以及曾經成功的實施經驗。

看看歐根、艾哈德以及施政者,是如何管控好貨幣衝動,避免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如何抑制金融泡沫,避免樓市、股市以及資產泡沫風險;如何保持製造業強勢以及持續的技術創新,做到金融服務於實體。

德國模式,不是表面的工匠精神、嚴謹態度與西門子製造,而是一套被人忽略的經濟理論和恰到好處的經濟政策,以及真正利於民族的經濟學家和政治改革家。

本文,試圖深入德國的經濟改革、經濟理論及政策,從底層觸摸真正的德國模式。他山之玉,以此為鑒,以饗讀者。

1. 經濟憲法,保障自由市場

二戰後的「德國經濟奇蹟」,離不開聯邦德國首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但單以本國經濟體系來看,瓦爾特·歐根和路德維希·艾哈德是兩個關鍵人物。

德國的經濟復甦以及快速崛起,根本上來自歐根和艾哈德設計和推動的社會市場經濟。歐根是德國弗萊堡(又譯「弗賴堡」)學派的創始人,是社會市場經濟思想及理論的創立者(詳細請參閱智本社音頻經典解讀——瓦爾特·歐肯《經濟政策的原則》);艾哈德是戰後德國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是社會市場經濟政策的設計者和執行者,被稱為「德國崛起之父」。

二戰後,德國滿目瘡痍、斷壁殘垣、四分五裂,經濟已崩潰,政治被接管,國家被肢解,很多德國人對未來感到迷茫和絕望。

美國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施托爾佩爾曾經這樣形象地描述當時的境況:

「一個生物實體上不可救藥的殘缺不全的民族;一個聰慧的但卻是殘廢的民族;一個由於拆散家庭而在道德上被毀壞的民族;一個其城市幾乎全部成為廢墟、其工廠變成瓦礫的具有城市和工業文明的民族;一個沒有食品和原料,沒有有效的交通體系和有效貨幣的民族;

一個其社會結構通過大規模逃亡、大規模遷移、通過大規模地強使外來者定居而被撕裂了的民族;一個擁有巨額國債,其銀行存款或被沒收,或者通過貨幣貶值對工業和生產性資產進行大規模剝奪並被作為政治報復行動的民族;一個在失去構成其食品來源的四分之一的各省後,處於其過去的東西方敵人的第二次瓜分危險之中的民族;一個在熱愛和平的制度勝利後仍無個人自由保障,沒有人身保護和沒有民主的民族。」

這就是當時歐根、艾哈德、阿登納所面臨的德國。

他們經歷過德國歷史上巨大的民族苦難和經濟憂患。從德意志帝國、一戰、戰敗後的魏瑪共和國、納粹德國、二戰,到戰敗後的聯邦德國,這一連串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的短暫歷史,極大地衝擊了這代人的思想靈魂和民族情感。

日耳曼,是一個善於思辨的民族。這個國家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哲學體系以及文化精神,誕生過尼采、叔本華、黑格爾、康德等一批傑出的哲學家,他們不喜歡人云亦云、鸚鵡學舌。

在一戰前,即歐根求學時代,德國經濟學界流行李斯特開創的歷史學派。這個學派否定亞當·斯密建立的古典主義,漠視經濟學的普適性以及經濟的一般規律,強調「德國特殊論」,推崇德國道路,反對經濟自由主義,主張用國家手段干預經濟。

德國歷史學派的主張顯然在「獨立自主」道路上玩脫了,成為德意志帝國的統治工具,最終走上了支持國家主義擴張的庸俗之路。

歐根在萊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學習期間,也受到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一戰後,歐根發現德國歷史學派將德國經濟帶入災難性的誤區,且對當時歷史罕見的惡性通脹束手無策。於是,歐根果斷地拋棄了歷史學派的傳統,赴波恩追隨當時德國極少數反對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海恩里希·迪策爾。

在迪策爾的指導下,歐根大量吸收了古典主義理論,並形成了一套折中主義的經濟主張。他在調解歷史學派和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大論戰中獲得了啟發,最終提出了「競爭秩序」理論,走了「中間道路的經濟政策」。

1939年,歐根發表《國民經濟學基礎》,標誌著競爭秩序理論的形成,以及弗萊堡學派的成熟,也奠定了他作為弗萊堡學派主要創始人的地位。歐根的「競爭秩序」理論,便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

歐根解釋,競爭秩序是一種「有運作能力的、合乎人的尊嚴的秩序」。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就是:「要求遵循經濟的客觀規律性只是競爭秩序的一個方面,它的另一方面在於同時要實現一種社會和倫理的秩序要求,將兩者緊密結合正是競爭秩序的優勢。」這種秩序既符合市場規律,又關照人的倫理。

歐根認為,公權和私權都可能濫用,從而危害經濟自由。他強調,要維持競爭秩序,就必須制定一部經濟憲法,通過經濟憲法來約束公權和私權的濫用。

實際上,歐根的競爭秩序,試圖超越當時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形成「第三條道路」,即通過經濟憲法約束市場行為與政府行為,保障市場自由競爭,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所以,概括起來,競爭秩序的首要前提是制定一部經濟憲法,其次是維護市場自由競爭。

歐根對經濟憲法的強調,與弗萊堡學派的構成有關係。弗萊堡學派是由歐根代表的經濟學家陣營和歐姆代表的法學家陣營共同組成的。這一跨界組合,促成了「經濟憲法」主張,強調用法律來約束政府,保障自由經濟。

在歐根看來,市場自由競爭的關鍵是「有運行能力的價格體系」。歐根極其提倡價格機制,歐根制定了經濟憲法的七大原則,其中第一原則、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價格體系。

歐根認為價格機制正常運行,才能保障自由競爭;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任何經濟政策都會失敗。歐根吸收了古典主義倡導的自由主義思想以及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歐根對自由的定義是「無權力依附關係」,自由受法律保障,而非公權力干涉。

在納粹統治期間,歐根就是一個反納粹主義者,他深刻的感受到納粹政府的強權對自由市場以及個人自由的破壞,極其渴望通過法律來保障自由。歐根的秩序競爭,也因此被稱為「秩序自由主義」,或叫「聯邦德國奧爾多自由主義」。

歐根主張的自由競爭,與其好友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相近,但經常被人誤解。人們不小心將這類市場自由主張,等同於亞當·斯密以及古典主義推崇的「自由放任」、「小政府主義」。

其實恰恰相反,歐根與哈耶克(詳見哈耶克的《自由憲章》)都反對「自由放任」,他們強調用「憲法」來保護自由市場,管控私權和公權作惡;同時倡導有為政府。

二戰後,即1947年,歐根、哈耶克、弗里德曼等30多名學者在瑞士成立了著名的蒙佩勒蘭學會(又譯「朝聖山學社」),這是一個宣傳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世界性組織,歐根為第二任會長。

第二年,歐根在國內創辦了《奧爾多,經濟與社會秩序年鑒》,以宣傳「競爭秩序」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聚集了當時德國一批傑出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艾哈德。

1950年,歐根應倫敦大學之聘赴英講學,但不幸感染風寒病逝於倫敦。所以,歐根沒有實際參與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但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論以及施政方法。歐根曾計劃撰寫一部「經濟憲法」,但最終成為遺願。歐根去世之後,歐根夫人與歐根的學生恩塞爾根據歐根的遺稿編輯出版了《經濟政策原理》(1952年)一書。這本書明確指出,如何制定一部「經濟憲法」。

除了建立一套完全競爭的價格體系外,還包括保持幣值的貨幣政策;保障私有產權制度;開放自由市場,廢除一切行政干預的禁止和限制;保障訂立契約的自由;責任原則,凡負責經營者均應承擔負債的責任;經濟政策必須保持長期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每一項,對中國來說,都極為寶貴。

2. 貨幣改革,穩住宏觀經濟

歐根之後,弗萊堡學派重要成員——艾哈德,成為「自由秩序」理論最關鍵的執行者。

艾哈德,是二戰後聯邦德國最重要的兩大政治人物之一,另外一位是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阿登納擅長政治與外交,艾哈德負責經濟改革,這兩位被認為是「德國經濟奇蹟」的締造者。

二戰後,艾哈德歷任德國巴伐利亞政府經濟部長、德國英美佔領區經濟署長、聯邦德國經濟部長、副總理、總理。在這個連續、完整、持久的政治生涯中,艾哈德一手設計並推行了社會市場經濟秩序,充分地執行了歐根的主張,做到了歐根強調的「經濟政策必須保持長期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艾哈德第一個成就就是,在擔任德國英美佔領區經濟署長期間,推行了貨幣改革,成功終結了市場價格的混亂以及市場交易的僵局,為德國經濟改革及復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這一改革,恰恰是歐根「競爭秩序」中最核心內容:一套自由競爭的價格體系、保持貨幣價格穩定以及貨幣政策目標優先原則。

歐根、艾哈德這代人經歷了一戰後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大通脹。一戰前,1美元兌4.2德國馬克,但在1923年(戰後5年),1美元可以兌4.2萬億馬克。這次惡性通脹,幾乎刻在了那一代德國人基因里,改變了德國經濟歷史,也改變了歐根的學術生涯及經濟思想。

德國人從此談通脹色變,歐根對通脹深惡痛絕。他在1923年就出版了《德國貨幣問題的批判考察》一書。這本書是競爭秩序理論的開端。換言之,歐根的理論正是從貨幣制度開始的。

在歐根的理論體系中,維持貨幣價格穩定,永遠是第一位的。他認為,央行必須把穩定貨幣作為其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任何宏觀經濟目標以及其他目標,都要讓位於貨幣政策目標。

他還強調,「堅定不移地把穩定貨幣放在首位,這樣做事實上是對其他政策目標的最大支持,也是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

縱觀經濟學300多年,沒有任何一位經濟學家將貨幣價格穩定提到如此高度,也沒有任何一位經濟學家以貨幣政策優先原則為核心來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

但現實中,穩定貨幣價格,恰恰是化解經濟危機、解決經濟難題以及重大經濟改革的關鍵所在。二戰後的德國經濟秩序混亂、價格癱瘓,艾哈德推動貨幣改革,穩定德國馬克價格,猶如在亂麻從中找到突破口,擊中問題的要害。

馬克改革的成功,是歐根思想最偉大的實踐,也是整個德國經濟改革以及經濟復興的關鍵。從此,德國與通脹基本絕緣,除了1970年代滯脹時期,德國經濟一直在低通脹的環境下穩定增長。歐根的貨幣價格穩定及貨幣目標優先原則,是德國經濟幾十年「穩如狗」的根本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代美國滯脹危機期間,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不顧一切地緊縮貨幣,強勢壓制通脹,實際上與歐根幣值穩定及貨幣政策優先的主張不謀合而。當時,沃爾克為了控制通脹,很大程度犧牲了經濟增長和就業。但當通脹率降低,物價穩定後,美國經濟、股市、樓市在最灰暗時復甦,從而開啟了幾十年的大牛市。這恰恰印證了歐根的理論。

艾哈德對歐根理論的深刻理解以及深度貫徹,很大程度來自對穩定貨幣價格的高度認同。在德國惡性通脹期間,艾哈德正好在法蘭克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其父母多年辛苦經營的店鋪被通脹無情摧毀。這場通脹對德國經濟及無數家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艾哈德與歐根一樣對通脹深惡痛絕。

1948年,按照美英軍政府的指示,對雙占區進行經濟改革。承擔議會職能的經濟委員會成立了「管理委員會」,下設經濟管理局局長,負責具體改革任務的執行。由於前任「出言不遜」激怒了美國佔領當局的領導被免職,艾哈德意外地接任了這一職務。

這時,弗萊堡學派經濟學家萊昂哈德·米克什,作為艾哈德的助手,主要負責價格和工資政策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為貨幣改革的主要負責人,艾哈德和米克什非常堅決地將推行新馬克、穩定物價作為第一目標。在推行貨幣改革時,艾哈德和米克什很好地執行了歐根兩大思想:一是建立經濟憲法來約束市場和政府,即通過法律來推行改革,而不是相對隨意的政府政策;二是必須建立一套自由競爭的價格體系。

通過經濟法律來推行改革,與建立自由競爭的價格體系,在當時實際上是一個問題。戰後德國的紡織品、鞋、收音機、自行車、鐘錶、汽車、打字機、縫紉機、木材、玻璃製品、農業機械等都受到嚴格的行政命令管制。而通過立法推動貨幣及價格改革,就意味著基本上要廢除這些管制,即法律管理替代行政命令,法律的嚴肅、穩定替代行政的隨意、僵化。

艾哈德認為,任何一項貨幣改革,都要回到自由市場經濟之中,通過法律保障自由競爭機制。具體來說就是,只有放鬆價格管制,法律規範市場,商品隨行就市才會增加供給,才能解決物資奇缺的問題,新馬克才能發揮作用。

1948年6月17日,經濟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艾哈德和米克什共同起草的「關於貨幣改革後管制經濟和價格政策的指導法律」的草案,即「指導原則法」。當時,議會黨團總體上支持艾哈德的立法主張。但社民黨從行政管制的黨派利益出發,批評艾哈德獲得過度授權。

艾哈德在會上回應說,這不是關係到授權法,而是關係到「保護德國貨幣的法律,一個重建民主自由和基本法權利的法律,一個經濟重建的法律。」

會議一直開到次日凌晨,最終經濟委員會以52對37的多數票通過了「指導原則法」。其實,這部法律遠遠超過貨幣及價格問題,它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總綱領,是經濟政策改革的總路線,是歐根主張的「經濟憲法」,推動德國管制經濟走向自由市場經濟,同時也保障了自由競爭。

19日,艾哈德便迫不及待地通過電台宣布,一大批商品將取消價格控制和管制,只對主要生活資料和煤鐵等原料進行管制。

其實,這部法律這還需要州際委員會和美英軍事當局的同意。艾哈德這種「先斬後奏」的做法(或是政治博弈的手段)讓美英軍事當局的克萊因將軍極為惱火。同時,艾哈德放開價格管制也損害了英美軍政府的配給利益。他以解除職務相威脅,憤怒地質問艾哈德:「你怎麼竟敢在普遍缺糧的時候放鬆我們的配給制?」

艾哈德回應克萊因將軍說:「我把配給證取消了,以後唯一的配給證是西德馬克。他們會努力工作以賺得這些馬克的。」不過,萊克因將軍也算「深明大義」,明白艾哈德的改革最終有利於德國走上自由市場經濟,允許艾哈德放手去干。

20日,「指導原則法」下的第一項法律貨幣法,即《關於貨幣新體系的第一項法令》生效。這標誌著貨幣改革正式開始。

貨幣法規定,德國於21日開始停止使用帝國馬克,採用新馬克,即「德國馬克」;每個公民允許以1:1的比例兌換60個德國馬克;所有存款准許以10:1的比率兌換成德國馬克;存款中一半列入自由賬戶自由支取,另有一半進入固定賬戶予以凍結;被凍結存款中的70%作廢,20%轉入自由賬戶,10%強制購入國債。

改革以後,市場流通的貨幣量從700億帝國馬克急劇地降為60億德意志馬克,貨幣量削減了93.5%,這是德國歷史上削減貨幣量最大的一次貨幣改革。

所有人都在期待這次貨幣改革以及新馬克來終結糟糕的經濟狀況。

當時的德國,由於受到價格管制,物資奇缺,正常市場上買不到東西,於是黑市猖獗,物價大漲,通脹大爆發;市場上充斥著700億帝國馬克,帝國馬克泛濫成災、猶如廢紙,美國的香煙成了最堅挺的貨幣,不少交易重回最原始的物物交換的狀態。市民想辦法獲得美國的香煙,然後在黑市上購買麵包、黃油以充饑。

德國人意識到飢餓、墮落似乎不可避免,一場一戰後的惡性通脹噩夢又開始了。

當時,德國記者非常敏銳地指出,德國馬克的成敗,就看6月21日那天商店貨架上、櫥窗上是否擺滿琳琅滿目的商品。

6月20日,德國所有城市的銀行門口都聚集著大量忐忑不安的市民,他們排著長龍兌換新馬克。

次日早晨,大量市民拿著昨日兌換的新馬克走進商店時,他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各種各樣的商品堆滿了貨架,這些商品彷彿從天而降,商品奇缺突然消失,黑市突然消失。這簡直就是奇蹟,一場貨幣改革的奇蹟,一場自由經濟的奇蹟。

當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成員、經濟學家亨利·瓦利希,在貨幣改革時還在美佔區軍事當局任職。他是這場貨幣改革的親歷者,他說:

「……幣制改革使德國的面貌日新月異。1948年6月21日,商店裡又有了貨物,貨幣恢復了正常的功能,黑市和灰市的作用縮小了……一夜之間,國家的精神面貌大變樣。過去人們憂愁苦悶,面露飢色,死氣沉沉,終日流浪街頭,覓食糊口,現在卻生氣勃勃,四十新馬克(首次兌40個)使他們第一次能夠放手採購商品。」

法國經濟學家柴克·羅夫、安德烈·畢埃脫曾這樣生動地描述貨幣改革後的變化:

「商店櫃窗里的商品琳琅滿目,工廠里的煙囪里開始冒煙,汽車開始在公路上奔跑。不管在什麼地方,建築工地上的喧鬧聲取代了廢墟上死一般的沉靜。

如果說這種崛起已經使人感到震驚的話,那麼這種崛起的突然性更加使人驚訝。隨著貨幣改革這一天鐘聲的敲響,這種崛起在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就開始了……還在前一天晚上,德國人毫無目的地在城市裡到處遊盪,以便再找到一點點食品。而一天後,他們只想去生產這些產品。前一天晚上,他們的臉上布滿失望愁容,一天後整個民族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於是誰也不懷疑,隨著貨幣改革的實行,德國經濟決定性的重新崛起開始了」。

貨幣改革後的第一年,聯邦國民生產總值就翻了一番,第二年就超過了1938年的最高紀錄,工業生產迅速恢復到戰前的水平。物價大幅度下降,中間雖有一些商人囤積貨物抬高物價,但商品自由流通很快又讓物價恢復正常。1952開始,生活物價指數只增長了2.1%,此後完全處於低通脹水平。失業率也隨之大幅度下降,從1948年的42%迅速下降到1950年的10.2%。

3. 經濟改革,走上中間道路

貨幣改革,只是艾哈德經濟改革中的第一步,當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貨幣改革,實際上已經完全體現了歐根的經濟思想以及艾哈德的經濟政策理念。

早在1946年,艾哈德闡述了他關於新的經濟制度的基本思想:

「如果將來國家遵循著一種既沒有社會特權,也沒有人為的阻礙經濟力量的自然平衡,那麼就只剩下供求之間的遊戲。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就可以最佳的方式調節各種經濟力量的投入並能夠調節任何一種失誤。相反,國家的命令經濟必將取消市場和自由消費。」

歐根和艾哈德的經濟思想,常被誤認為是過度追求自由主義,與哈耶克類似,甚至將其等同於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有人認為,「社會市場經濟」中的「社會」是多餘的。實際上,這是對歐根及艾哈德思想的最大誤解。正如哈耶克所言:「自由放任,是對自由最大的傷害。」

艾哈德確實非常強調自由競爭,這也是歐根經濟思想的基本前提,但他同時特別重視社會功能,主張社會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二字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必須大寫。他認為,國家起著「法官」和「裁判員」的作用。國家的功能主要是制定規則,並不直接干預經濟。

自凱恩斯誕生以來,經濟學一直在市場自由與政府干預之間爭論不休。今天中國經濟學界還為此困擾不已。其實,新自由主義早已解決了這個問題,艾哈德的社會市場經濟,有效地將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整合在一起。

社會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者、弗萊堡學派米勒·阿瑪克(受艾哈德提拔,擔任過聯邦經濟管理部副部長)認為,社會市場經濟是「一種和平相處模式」(即創造和平的模式),因為社會市場經濟使相互矛盾的事物共同為社會所用。

在社會市場經濟中「社會」,代表國家及民眾監督,具體而言是國會(議會)的立法。通過「經濟憲法」共同約束市場私權(壟斷權)和政府公權(行政干預以及特權)。如此避免了英法模式下的自由競爭造成的極度不公及貧富分化,也避免了蘇聯計劃經濟及納粹德國經濟統治下的直接干預造成的經濟失衡及福利損失。德國社會市場經濟,走了一條中間道路,也稱第三條道路。

從1952年到1958年,德國的GDP年均增長7.6%,失業率由6.4%降至1.7%。1955年,德國工業總產值超過英法兩國,躍居世界第二。在社會市場經濟政策的推動下,德國經濟發展呈現出持續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的特點,「德國製造」稱雄世界,人們稱這一時期的德國經濟為「經濟奇蹟」。

法國經濟學家、法國保險公司總裁米歇爾·爾貝爾在其著作《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將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概括為「萊茵模式」。阿爾貝爾斷言,在強勢的英美模式面前,萊茵模式所包含的「人文價值」和其社會和諧平等的內涵,仍將具有其頑強的生命力。

但其實「萊茵模式」過度強調社會福利保障,將社會市場經濟異化為北歐高福利國家模式,對社會市場經濟的曲解。

1957年,艾哈德出版了《大眾的福利》(又譯《共同富裕》)一書。這本書全面地論述了他的社會市場經濟思想及政策,系統地繼承了歐根的「自由秩序」主張。

艾哈德強調,社會市場經濟政策的基本要義是要處理好經濟自由和政府干預之間的關係,即克服漫無限制的自由放任和嚴酷無情的政府管制之間的矛盾,在絕對自由和集權主義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而這中間道路的保障則是「國家」,即國家大法,從而實現社會性的公平與普遍富裕。

縱觀經濟學300年歷史,亞當·斯密發現了市場的力量,凱恩斯發現了政府的力量。但市場與政府都有缺陷,二者互相排擠、對立。到了197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者們發現了社會的力量(法治的力量,國會的力量)。

他們包括布坎南的公共選擇、阿羅的社會選擇、波斯納的法與經濟學、科斯的新制度經濟學、哈耶克的自由憲章、梯若爾的產業組織,以及更早時期的歐根的競爭秩序、艾哈德的社會市場經濟。他們共同主張通過社會的力量,用法律、制度、規則來限制政府公權與市場私權,從而促進資源高效且合理的配置;將經濟學命題從單純追求配置效率,上升到經濟效用、社會福利以及個人自由。

新自由主義是經濟學的3.0時代,德國是最佳實踐者;1980年代後的美國、日本次之,但整體稍微偏右;如今的北歐國家整體稍微偏左。

二戰之後,凱恩斯主義在歐美世界大行其道,雖然哈耶克努力批判凱恩斯主義,但新自由主義依然被後者長期壓制。

不過,由於弗萊堡學派在德國盛行,以及艾哈德實施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凱恩斯主義沒能像美軍一樣攻佔德國。德國從而走上了更為理性的第三條道路。

在1948年貨幣改革之前,德國成立了德國州際銀行,也就是德國的央行。隨後,艾哈德推動了《證券發行法》出台。根據該法,德國州際銀行擁有鈔票壟斷權和調整各類業務銀行最低儲備金的權利。這部法律,促使德國央行以及發幣權從美英軍事當局脫離出來。後來,美英軍事統治結束,德國央行完全實現了獨立性。這就避免了政府濫用發幣權,導致通脹膨脹和債務高企。

歐根極度擔心貨幣政策這一公權力被濫用於謀私利。他曾經說:「一種非自動虛構的貨幣憲法有被濫用並造成通貨膨脹的巨大危險」。艾哈德通過立法確保了歐根的擔心不會發生。

通過經濟改革,德國形成了由中央銀行、全能的銀行系統以及銀行監督局組成的金融體系。德國確立龐大健全的金融法規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信用業法》和《德意志聯邦銀行法》。除金融法規以外,對於銀行業務活動還要求遵守其他的相關法律,如《商業交易法》《股份公司法》等等。

表面上看,德國這套金融體系與美國、英國並沒有多大區別,但實際上,德國金融體系與美英存在三大區別:

一是強化金融控制。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英國大幅度推進金融自由化、金融混業發展,極大地放鬆了金融監管。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後,奧巴馬請出年邁的保羅·沃爾克並冠以「沃爾克法則」試圖推進金融改革,強化金融監管。

但是,德國自始至終對金融保持高度的監管力度,德國將金融監管強化為「金融控制」。德國金融混業程度極低,金融自由化受到很多限制,金融企業及銀行的槓桿率被控制。

二是貨幣政策優先。

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世界的央行掀起了一場單一制思潮,從政府權力體系中獨立出來,只服務於通貨膨脹率。

美聯儲的機制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但每當危機爆發時,美聯儲與聯邦政府容易達成共識,採用擴張性的政策刺激需求。20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美國、日本、中國的央行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救市。次年,歐債危機爆發,面對如此態勢,德國央行公開反對量化寬鬆。

貨幣政策優先,不僅意味著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還強調不服務於宏觀經濟目標。在貨幣政策優先原則下,政府任何宏觀經濟目標,如充分就業、財政融資、債務沖洗、經濟刺激、房地產及資本市場調節,都讓位於貨幣政策。如此,政府無法要求央行為其服務,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央行的獨立性和政策優先性。

三是貨幣數量被控制。

弗萊堡學派還提出貨幣「區間論」,即將貨幣供應增長率確定一個範圍。1979年開始,前西德央行根據這個理論,採取了貨幣增長率的區間指標。這是德國馬克一直保持穩定且強勢的直接原因。

弗萊堡學派還要求央行向公眾公布「貨幣目標」,以穩定市場的預期,並接受公眾監督。自1974年起,前西德央行一直實行這種制度,且效果顯著。這兩個政策,與弗里德曼提出的對貨幣增量目標固定且立法的舉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弗里德曼的建議並未被美聯儲所採納,美聯儲依然採取凱恩斯主義的相機選擇。

歷史證明,美元價格的穩定性則不如德國馬克。美國還因美元的貶值終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來引發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

貨幣是金融的源頭,是金融的活水。若源頭掐死了,金融市場不可能過度繁榮。

我暫且將歐根的貨幣政策優先原則以及弗萊堡學派的貨幣主張定義為「貨幣謹慎主義」。「貨幣謹慎主義」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德國金融過度繁榮,同時幫助德國構建了「謹慎」的金融體系——有別於美英金融體系。

貨幣政策優先以及金融體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德國政府的財政擴張。

弗萊堡學派不主張通過物價上漲、增加貨幣及稅收這些辦法籌集資金,而是主張利用銀行信貸、股票、債券這三種自由市場融資。

在金融體系中,德國央行不支持德國政府通過財政赤字化融資,更不允許通過多發貨幣、犧牲通脹來增加就業——這一方式符合菲利普斯曲線,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美國極為流行。德國政府只能努力發展實業經濟來實現充分就業,而德國央行一直能夠維持低通脹。如此,避免人為地製造高通脹或高失業。

同時,通過擴張貨幣來實現財政擴張的路被堵死,政府只能靠發展經濟收取更多稅收滿足財政需要。如此,避免人為地創造高通脹和、高赤字和高槓桿,降低了經濟運行的風險,增強了穩定性。

目前,德國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經濟槓桿率最低的,遠低於美國、日本、法國、義大利還有中國。日本的GDP總值是德國的1.19倍,日本的債務總額卻是德國的4.94倍。

2008 年至 2016 年,美國和中國均主動加槓桿。其中,美、中槓桿率升幅分別達 23% 和 110%,年均新增債務分別達 1.45 萬億和 2.76 萬億美元。與美、中不同,歐元區年均新增債務為 -760 億美元,未出現持續地主動加槓桿行為。

2008年之後,美國主動加槓桿沒有製造通貨膨脹,但推高了股票價格,形成一定的資產泡沫。反觀德國,這十年,一直維持著低通脹和低泡沫,金融風險遠低於美國。

從貨幣到金融,再到政府債務。我們接下來看房地產與製造業。

貨幣政策及金融體制,給德國提供了一個低通脹、低泡沫、低金融風險的宏觀經濟環境,有助於製造業發展、房地產良性以及解決住房問題。

德國的製造業離不開其原有的工業基礎以及人才儲備。二戰後,大量從前線歸來的軍人,也成為工業快速復興的重要力量。但這些條件,英國、法國都具備,如今德國製造業的實力卻超過英法兩國。

金融過度繁榮容易殺傷實體製造業,遏制技術創新。若金融投機盛行,人人炒股票、炒房,則容易抽空實體資金,造成資金空轉,社會風氣浮躁,抑制技術創新和製造業投資。美國和中國的實體製造業,某種程度上都受到過度經濟金融化的衝擊。

反過來合理的金融政策及金融市場,有助於金融服務於實體,促進位造業發展和技術創新。

德國的金融體制無法誕生髮達、繁榮的金融市場。金融融資受到一定限制,從而降低了整體經濟槓桿,壓制了金融投機,有助於金融回歸實體。

德國法蘭克福,雖然是歐洲第三大金融中心,但其實力遠不如與倫敦和蘇黎世,更無法與紐約、東京相提並論。2017年德國的股票交易額佔GDP的比重為42.38%,遠遠低於美國的205%和英國的95%。德國國內信貸投放額佔GDP的比重只有141%,也低於美國的245%和日本的374.2%。

嚴格的金融政策以及不如美國發達的金融市場,降低了製造企業的槓桿率,促進企業自主造血和公眾回歸理性。德國製造企業的債務水平要低於美國、日本,他們現金流比較充足,較少盲目借貸,或採用高槓桿擴張。總體上來說,德國製造業的經營更加穩健,資產負債表更加良性。這有利於製造業企業回歸於技術創新,培養工匠精神,降低投機之風。

那麼,德國製造企業的資金來自哪裡?

股票市場,只是德國製造業的融資渠道之一。由於金融政策,這一融資渠道並不發達。相反,德國大型製造企業的資金主要來自銀行。德國的銀行是全能銀行,可以持有工商企業的股份。大國不少大型製造企業的股東都是全能銀行。由於金融管控嚴格,德國銀行的金融風險相對低,不容易感染到實體企業。反過來,實體製造業發達,又增加了全能銀行的信用。

德國公司的治理模式是監事會和董事會,採取「內部管控、分權制衡」的模式。銀行給工商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同時派駐董事會和監事會代表,監督管理層。如何避免全能銀行與實體企業股東勾結?

德國公司治理模式中還有一個大特色是職工參與。在監事會中,職工代表往往佔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職位。德國公司發行部分「人民股票」,即職工或公眾持有公司股票,使公司成為公眾型公司。如今德國賓士、大眾都類似於公眾型公司,股權分散、股價平穩及獨立董事會穩定。

在這種金融體制和公司治理模式中,德國製造企業實際上是抑制金融工具,重視實體效益。穩定的董事會和分權監督,有利於企業持續穩健經營。吉利公司的李書福通過資本市場成為賓士公司的大股東,但是未必能夠進入其董事會。這在中國乃至美國都比較罕見的。

這就是「德國製造」稱雄世界的根本。

這種金融制度決定了德國很難出現像谷歌、微軟這種的信息技術創新企業。矽谷企業需要繁榮、高效的融資市場,尤其是風險投資的支持。德國錯失了1990年代的信息技術的領導權,也是這種金融體制決定的。

不過,德國依然掌握了當今世界最底層的工業基礎,製造領域的高精尖軟依然是經濟競爭的核心技術。真正的挑戰是工業高度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美國製造的優勢可能要強於德國製造,美國在風投支持下的高密度創新是德國不具備的。

最後我們看看房地產。

二戰後,德國不僅很好解決了住房短缺問題,還保持了房價的長期穩定。套戶比從1945年的0.57提高到2016年的1.02,人均住房面積達46.5平。1970-2017年,德國名義房價指數僅上漲2.3倍、年均增速只有1.8%,同期,英國、法國、美國分別上漲52.8、16.1和12.5倍。

在全球波瀾壯闊的房地產大泡沫中,德國實屬另類。

如何讓房地產與住房福利相得益彰,這是全球各國的難題。縱觀全球,除了新加坡等小國,大多數國家諸如日本、美國、英國、香港以及中國內地,都執行了房地產市場化政策。

房地產市場化的關鍵是,需要大規模貨幣支持。在政治需要、房地產經濟的推動下,歐美國家獨立性的央行也無法守住發幣紀律,容易大規模擴張貨幣支持住房。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採用了低利率的貨幣擴張政策,促使房地產大規模投資,房價快速上漲,最終引發經濟泡沫災難。2000年後,美聯儲擴張貨幣,支持布希政府的「住房美國夢」計劃,華爾街金融異常繁榮,直接導致2007年的次貸危機。

經濟學家說,房價不高,經濟才好。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什麼呢?另外一半是,房價高,經濟好,那麼發展經濟的目的為了什麼?

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福利水平,如果房價高、經濟高,但是民眾居無定所也是偽命題。如何才能兼顧二者?通常的做法是採用稅收轉移支付,比如對商品房尤其是豪宅徵稅,然後稅收用於建設福利房。這種模式比較普遍,但矛盾也很尖銳,容易激化有房者與無房者之間的矛盾。以香港為例,房地產企業、富人、已購房者不希望政府大量建設福利房,政府左右為難,造成社會分裂。

我們看看德國如何解決住房問題?

在二戰後,尤其是1950年代開始,德國政府大量建設公共住房,解決了當時戰後房屋短缺的問題。

1960年代,房地產進入市場化後,由於金融政策及金融監管,德國房地產金融化、槓桿化程度更低,房產投資規模遠不如美日,房產投機被抑制。這就決定了德國房價不可炒得太高。

德國購房以商業按揭為主,輔以獨特的住房儲蓄,抑制居民盲目加槓桿買房和炒房。德國按揭貸款的首付比例通常在20-30%,國際對比中處於相對較高水平。住房儲蓄模式,先存後貸、以存定貸,降低了負債率。德國居民房貸佔GDP比重僅36%,居民負債佔GDP僅53%,低於其他發達國家。

德國土地是市場化的,德國政府鼓勵私人自建房,以及小集體共同建房,採用螞蟻兵團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這種方式促進了土地及房產充分配置,分散了房源和土地,抑制了投機炒作,同時還低成本地解決了住房問題。

與之完全相反的是香港,香港房地產制度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國有化,這種制度導致土地無法完全市場化分配,滋生大型財團,壟斷土地和房產。

另外,德國鼓勵租房,打擊炒房。德國政府對交易環節徵收重稅,對租房進行補貼,對租金上漲進行限制,如三年內租金累計漲幅不得超過20%。全國55%的人口租房住,柏林、漢堡等大城市更高達80%。

德國關於租房的行政調控手段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建立在非金融化、非貨幣化的房地產市場中。換言之,金融政策抑制了房地產投機、炒作,行政調控才能見效。

房地產的問題其實不是市場化,而是貨幣化、金融化。房地產需要市場化發展,尤其是土地市場化,但要避免貨幣化、金融化。如今中國的土地國有化、房產貨幣化,日本、美國的房產金融化、貨幣化,都無法兼顧房地產與住房。

所以,在金融管控以及合理的房地產政策下,德國房價一直處於低位且非常穩定,房地產泡沫、債務率以及金融風險都不高,民眾有房可住,屬於比較理想的房地產模式。

從貨幣政策到金融體制,再到政府債務、製造業、房地產,我們從歷史的脈絡,從制度建設的角度,看到了一個國家經濟崛起的內在邏輯。

這才是真正的德國模式。

後記

今天,德國問題依然不少,難民問題、伊斯蘭化、低生育、老齡化、政治分裂、福利民粹主義、逐漸高企的政府債務以及持續走低的經濟增長,給德國帶來不少挑戰。

這些問題,根本上是對當年歐根、艾哈德建立的社會市場經濟的背離。1960年代末,受國際冷戰局勢的影響,德國左翼勢力崛起,凱恩斯主義大舉滲透,福利民粹主義大行其道,要求社會公正、擴大社會福利待遇的改革呼聲漸高。

1967年,在經濟衰退之際德國頒布了《促進穩定與增長法》。這部法律試圖用「開明的市場經濟」來替代社會市場經濟,並推行凱恩斯主義的反周期調節政策。該法的第一條就規定,各種經濟和財政措施,要注意宏觀經濟的平衡要求。這些措施要有利於經濟增長、價格穩定、高就業與外貿平衡。這就意味著,貨幣政策也要服從於宏觀經濟增長這一目標,或服務於其他目標。這就違反了歐根的貨幣政策優先原則。

之後,德國為了確保經濟增長而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從而導致國家債務迅速增加。1966年12月,艾哈德失去支持,被迫辭去總理職務。

1970年代,受石油危機衝擊,德國經濟陷入高債務、低增長、高失業的麻煩。所幸的是,調控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並未起到預期效果,這部法律最後名存實亡,經濟也得以復甦。

不過,由於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勃蘭特以及1974年的施密特政府先後上台執政,大幅度擴張了政府支出、社會保障,導致政府赤字加劇,同時提高了福利預期。德國逐漸演變為一個制度性的高福利國家。過高的福利要求、過度擴張的財政赤字,為日後拖累總體經濟發展埋下了伏筆。

左翼勢力執政後,艾哈德建立的社會市場經濟政策遭到了破壞。1970年代,德國經濟政策徘徊於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需求)和供給主義(供給學派)之間。政策的背離以及搖擺,加劇了市場預期的不穩定,導致德國經濟在此階段陷入滯脹、波動、衰退。

直到1980年代,右翼科爾政府施政,德國才真正重回自由主義道路,強調市場自由與競爭,「對國家和社會保障制度過度的要求中退回」,降低政府支出與債務;同時頂住了美元擴張的壓力,維持了馬克的穩定,避免了類似於日本的經濟泡沫及衰退。

1990年,兩德統一文件《國家條約》明確提出德國經濟體製為「社會市場經濟」。但此時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不完全是艾哈德時代的經濟體制。再加上,兩德統一的衝擊,德國被迫加大財政支出,以解決老齡化、東德福利以及東部基礎設施問題。1990年代中期,德國東移的資金超過萬億馬克,這拖累了西部經濟。

歐元成立之後,德國作為歐元區的核心國家,享受了歐元紅利。但如今整個歐洲分裂趨勢加劇,民粹主義泛濫,德國面對的挑戰重重。

但不管怎樣,從二戰到今天,相比美國、日本、英國以及拉美國家、新興亞洲國家,德國依然是經濟最為穩健、製造業強勁、社會福利較高的國家。

世上不止有亞當·斯密、凱恩斯,還有德國的歐根、艾哈德;世上不止有美英模式、東亞模式,還德國的「第三條道路」——社會市場經濟。對於中國,多一個角度,多一個思路,多一條出路。

最後,德國是一個善於思辨的民族。不以歷史虛無主義自我否定,不以盲目自信抑或玻璃心閉目塞聽,學會理性思考,善於博採眾長,我想這才是中國最應該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