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社會上流傳着這樣一種說法:“美國始終是中國抗日戰爭最堅定有力的盟友”,“美國旗幟鮮明地站在正義的一方”。

這些觀點有着相當的影響力。

事實究竟是否如此?

我們甚至無需去“扒”什麼內幕或者絕密檔案,從公開的歷史資料中,就能尋找到答案。

 

文 | 殷傑

編輯 | 黃俊峰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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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給寄望於自己的國民政府當頭一棒


 

中國抗戰的起點,應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抗戰持續時間長達14年之久。

“九一八”是國恥,是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痛。如今人們多糾結於“不抵抗”的電報存在與否,“不抵抗”的歷史責任該由誰負。東北軍沒抵抗,南京國民政府不打算抵抗,都是不爭的事實。

“不抵抗”的原因何在呢?在於國民政府寄希望於國聯“調查真相”、寄希望列強為中國“主持正義”,就是不寄望於自己的人民和軍隊

國難當頭,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居然多次公開聲稱“我們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共產黨”

(圖為美國總統胡佛)

老百姓都懂得過日子“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道理,一國政府卻成天指望別人施捨,等來的只能是響亮的耳光

因為,美國幫誰不幫誰,哪裡看的是公平正義?無非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罷了。更不要說貪婪的美國資本,那更是飢不擇食。

1931年10月,美國總統胡佛公開發表講話,支持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三省

日本為保衛日僑生命財產的安全起見,對滿洲的進兵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是不能提出異議的。

1932年1月3日,日本侵佔錦州,進逼關內。

1月7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照會中國和日本政府,對日本強佔中國東北的局面和足以損害美在華權益、違反“門戶開放”及中日間的任何協定條約,美國均不予承認。

很多人以此作為美國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證據”,但他們卻選擇性遺忘了這一史實——就在一天後,1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的合法條約權利”。

史汀生7日的照會,說白了,就是告訴日本:只要不損害美國在華利益,無論日本在中國東北做什麼,美國都不反對

不僅不反對,美國還以實際行動支持日本

史汀生照會發出後不久,美國杜邦公司就將氨炸藥的製造技術賣給了三井株式會社,美國國務院對杜邦公司的這筆買賣表示完全贊同

據統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年底,美國向日本出售了價值1.81億美元的軍火。

1936年,日本陸軍提出應付未來對蘇、對華戰爭的耗資巨大的“六年作戰準備計劃(1937—1942)”。

美國認為該計劃是針對蘇聯的,於是,通過給予貸款、輸出技術、供應戰略物資等各種方式,為日本陸軍擴軍備戰提供支持。其中,福特公司為日本提供現代化冶金技術,洛克菲勒財團幫助日本建立新式電氣工業,梅隆財團幫助日本飛機製造業的進一步現代化。

實際上,美國人預想中的蘇日大規模戰爭並未爆發,所以美國對日本的這些物質和資金援助,最終都化成了殘殺中國軍民的槍炮彈藥

 

2

在“中立”外衣下的拉偏架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國民政府一開始仍指望“國際調停”。

7月12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表示,美國對中日雙方保持“公正、友好的態度”,希望雙方“都要剋制”。

(圖為“七七”事變中盧溝橋的中國守軍)

1937年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關於《中立法》的聲明,宣布禁止用美國船隻向中日兩國運送軍用物資。

很多為國民政府開脫的人,將“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不對日宣戰,“七七”事變後仍不對日宣戰,而非要等到太平洋戰爭後才宣戰的反常行為,解釋成是為了獲取美國援助——因為一旦宣戰,美國依據《中立法》將不會對交戰方提供軍用物資,所以,這是一種“相忍為國”,是一種“策略”。

不過,遍觀美國二戰前後的所作所為,《中立法》也好,《租借法案》也罷,都是需要用時才會撿起來的遮羞布。給誰支援、為哪家提供軍火,最終都是美國利益說了算

中日雙方確實都未在法律層面上宣戰,但這並不妨礙美國祭起《中立法》。那些為國民政府遲遲不宣戰開脫的說辭,在事實面前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美國看起來似乎“中立公平”,不用美國船隻為交戰任一方的軍購服務。但這一政策是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混為一談,根本未體現出一些人信誓旦旦的美國“正義”,或者“美國是中國最堅定有力的抗日盟友”。

此外,美國的這個“禁運令”只是說不用美國船隻運輸,這並不等於說對中日兩國實施全面禁運。問題在於,中日商船隊的規模顯然不在一個層級上,海軍的差距則更大。因此,日本用自家商船運輸,仍然可以順暢購買美國物資,運回國內為侵華戰爭服務

在日本海軍已經對中國沿海實施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即便買到了美國物資,也很難用中國商船不受干擾地運回國內,很大概率會被日本海軍攔截。只有租用美國商船運輸,才是突破日本海上封鎖的可靠途徑。

很遺憾,這條途徑恰恰是被美國人的“中立”掐斷了。

 (圖為1937年8月28日,日機轟炸上海火車南站後的慘狀,炸死候車婦孺二百餘名,整個車站淪為一片廢墟)

所以,美國的所謂“中立”,貌似“不偏不倚”,實則在“拉偏架”

《中立法》的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中國從美國進口物資總額,從1937年上半年的1.15億美元,急劇下降到1937年下半年的0.73億美元。

而對美國而言,在中國這裡的一點“損失”,又通過擴大對日貿易給補回來了。

因為相比之下,日本在這一年裡從美國進口了2.9億美元物資,其中有1.68億美元軍用物資,包括550萬噸石油、價值248.4萬美元的飛機。此外,價值1.5億多日元的機床,名義上屬於民用物資,但大多被日本用於擴大軍工生產。

據美國政府統計,1937年日本進口的戰略物資中,有54.4%來自美國,有92.9%的銅、91.2%的汽車及零件、60.5%的油料、59.7%的廢鋼鐵、48.5%的各種機械和發動機、41.6%的鑄鐵是從美國進口的。

所以美國通過“中立”,自己的利益絲毫不受損反而還有得賺。那麼,受到傷害的是誰,不言自明。

對於這一切,國民政府中的親美派也心知肚明。蔣介石曾多次要求美國“絕對禁運軍用材料與器具與日本,尤以鋼鐵、煤油為最”,但都遭到美方拒絕

1937年9月16日,宋美齡公開發表《令人失望之美國態度》一文,指責美國政府“蓄意阻止中國獲得自衛武器。卻把汽油、輕重武器、軍用物資大量賣給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惡劣行徑”。

著名文學家和教育家陶行知在臨別美國時發表演講:“我回國參加抗戰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彈炸死,請你們不要忘記,我身體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四是被你們美國炸死的!

(圖為著名文學家、教育家陶行知)

不僅中國人看得明白,就連美國國內,也不乏有識之士。

已經卸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美國政府只需禁止美國供應物資給日本,中國人就很容易打敗日本的侵略。

美國31名議員聯名指出:“我們說日本有德意兩個盟國。事實上,我們才是日本最要好的同盟國。任何人心裡都會毫無疑問地相信,我們正在積极參加日本在華進行的戰爭。”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磯五千人集會上,美國議員司克脫說:“請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是美國資本作為幫凶而殺死的。”

 

3

“道義禁運”,反資敵7倍!


面對輿論壓力,美國政府不得不做些官樣文章。

1938年7日1日,在中國全面抗戰即將進入第二個年頭,美國國務院通知美國公司說,美國政府不同意把飛機和飛機零件出售給正在進行狂轟濫炸的國家。這就是有名的“道義禁運”。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在實施“道義禁運”的1938年,美國出售給日本的飛機價值1745.4萬美元,是前一年的702.7%!

旅美經濟學家胡敦源搜集美國官方資料以後發現,日本從美國獲得各種戰略物資占其總進口量的比重,從1937年的54.4%升至1938年的56%。

這種自相矛盾的怪象,足見美國的“正義”只是在口頭上。其實,戰爭進行到這個階段,如果美國真心站在正義的一邊,只要稍稍把手收一收,日本根本無力再戰。

戰爭進入到1938年,中國戰場上的巨大消耗迫使日本實施了所謂“支那事變第一次軍需動員”,但軍需物資的生產補給仍然滿足不了侵華戰爭需求。其中武器的滿足率為70%、彈藥60%、飛機66%、坦克27%、輕裝甲車43%、防毒面具97%、衛生器材90%、獸醫器材87%、海運器材80%。

1938年4月1日至1939年3月31日,日本被迫追加實施“第二次軍需動員”計劃,全面壓縮一切與軍需無關產業的物資供給量,並要求國民貫徹節約、配給、回收、實行戰時簡樸生活等十大措施,規定對鋼材、銑鐵、金、銀、銅、鉛等32種物資實行強化的使用限制。甚至連日本中學裡用的教練步槍都被日軍收回利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斷絕對日戰略物資供應,那麼到1938年年底,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就會因資源枯竭而打不下去了。

(圖為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後,在城中屠殺中國百姓)

到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發表“東亞新秩序”的聲明,明確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為主的東亞舊秩序。

12月30日,美國對日提交了措辭強硬的協議,申明“門戶開放”原則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對“新秩序的內容和條件”。

這時,美國終於感到有必要對中國抗戰給予適當援助,以免因中國的崩潰而喪失制約日本的籌碼,這才首次決定對華貸款。

然而,這些貸款不僅遲遲難產,而且附加了許多限制條件。如借款對象不能是中國政府、必須由民間機構出面、借款不能用於購買軍火、借款必須是商業信貸的方式等等。

1938年底,經過馬拉松式的艱苦談判,中美達成《桐油借款》協議。美國進出口銀行向中方公司貸款2500萬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內向美方公司出售22萬噸桐油。這筆貸款主要的用途是購買汽車及改善滇緬路運輸。

中方這次談判之艱辛,簡直與乞討無異。當年受國民政府委託,赴美全權負責桐油借款談判的著名銀行家陳光甫在日記中記載:

余在此間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在賭場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閑忙之情景,窺視良久,揣度機會已到,乃擬就彼方所中聽之言詞,迅速推言,藉以維持好感。自(1938年)9月來此,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琉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而彼方系富家闊少,不關痛癢,幫忙與否,常隨其情緒為轉移也。

(圖為著名銀行家陳光甫)

桐油借款數額不大,陳光甫稱,“為數甚微,不足解我困難”。

它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政治上,美國的遠東政策終於開始有所變化。

 

4

養虎終成患,美國遭反噬


1939年7月27日,因為美日矛盾逐漸激化,美國宣布1911年簽訂的《美日商約》從1940年1月26停止生效(但此舉卻並未斷絕美日貿易往來,戰略物資輸往日本的通道仍是暢通的)。

日本聞訊立即派出機床採購團赴美,緊急採購各種生產大型火炮所需的機床,合同金額為3600萬日元;1939年至1940年,日本前後組織6次特別進口,進口的物資包括航空汽油,車用汽油,廢鋼鐵,特種鋼,冶煉特種鋼使用的鎳、鎢、鈷,有色金屬銅、鋅、鉛,以及化學藥品等,合計4.9億日元。

據統計,1939年美國輸至日本軍用物資達1.869億美元,約佔該年美國對日本全部輸出額的86%。其中,當年美國對日廢鋼鐵出口量,比1938年多出9倍

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的軍用物資達1.9億美元,約佔當年美國對日本全部輸出額的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物資總額共9.867億美元,其中軍用物資總值佔7.039億美元。

(圖為日軍輕武器裝備,當時日本軍工生產原料有相當一部分來自美國)

作為對比,在此期間,中美於1940年3月達成一項價值2000萬美元的《華錫借款》協議,年息4厘,規定中方在7年內向美出售4萬噸錫以清償貸款。中方利用這筆貸款購買的美國物資類別基本為民生物資,仍然受到了諸多限制。

1940年6月,面對日益緊張的美日關係,美國主管石油產品分配的內務部長伊克斯提出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羅斯福總統對其進行了嚴厲批評,聲稱:

禁運將加重天平的一邊,迫使日本在進攻俄國和進攻荷屬東印度之間進行選擇……問題不是節約燃料,而是對外政策……在這方面的考慮現在極其微妙和非常機密……總統和國務卿在出口石油和其他戰略物資方面意見完全一致,認為在他們所了解的目前的情況下,這個政策最有利於美國。

(圖為美國總統羅斯福)

到1940年7月,美國終於開始對出口日本的石油和廢鐵實行許可證制度。不過,該制度對日本進口戰略物資造成的實際影響卻微乎其微。因為僅1940年8月,美國發出的對日出口石油產品許可證就比當年前6個月所發的總和還要多。生鐵和鋼的供應情況也與此相似。僅1940年8月,就有30多萬噸的生鐵、廢鐵等物輸往日本,幾乎與當年上半年對日出口總量相當。

這些物資對日本的戰略意義,日本企劃院總裁星野在1940年9月19日的御前會議上說得明白:

我們打算在今年生產540萬噸鋼。但美國如果禁止廢鋼鐵出口,鋼產量就會降到400萬噸。

而另一邊,美國對華禁售軍用物資的政策,直到1940年9月才總算開始鬆動。當月,中美簽訂總價值2500萬美元的《鎢砂借款》協議,中方利用這筆貸款,不僅買到了民生物資,還破天荒從美國買到了價值268.47萬美元的4.5萬支手槍,還有其他一些軍工原料。

這時候,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已經持續了整整9年,從全面抗戰開始算起也已進入了第4個年頭。

1940年9月23日,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其放棄“北上”進攻蘇聯、轉而“南進”資源豐富的東南亞的戰略意圖已經十分明顯。在自身利益受到重大威脅的情況下,羅斯福總統才於9月26日下令,對廢鋼鐵運往日本實行管制,但卻隻字不提石油供應問題。到了這個時候,美國仍然抱有日本改弦更張、北上進攻蘇聯的幻想,因此才對日本而言至關重要的石油問題上,始終“網開一面”

為了對公眾隱瞞向日本供應石油的事實,以便讓美國政府少受輿論批評,美國商務部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在貿易文件中以“發動機用優質燃料”一語代替“飛機用油”。1941年第一季度,美國賣給日本的航空汽油比1940年同期高131%。

(圖為當年日媒對日軍航空兵的報道版面,日軍飛機極度依賴美國供應的石油產品)

直到1941年7月22日,日軍開始進佔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美國才於當月25日宣布凍結所有日本在美資產,並施行全面的石油、廢鋼鐵禁運。

不過,為時已晚。因為1941年前7個月,美國對日出口的生鐵、鋼板和廢金屬,按幣值計算比1940年增加了3倍多。

所以,當1941年12月7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時,支持日本飛機從艦上起飛降臨珍珠港上空的航空油料,絕大多數是美國提供的;造飛機、炸彈所需材料,也多半來自美國

美國稱這一天為“最黑暗的一天”,羅斯福總統稱其為“國恥日”。

縱觀自1931年以來美國的所作所為,可以說,這是美國綏靖政策自取其辱!

養虎終成患。

(圖為日本襲擊珍珠港)

 

而在美國同日本正式開戰後,中國才終於成為了美國的“盟友”。此後直到戰爭結束,美國對中日的態度和實際行動,如同切換了“人格”一般,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可能的範圍內,的確給了中國巨大的援助。無論是資金援助,還是軍事裝備的交付,抑或幫助中國訓練官兵、技術人員,以及打通援華空中運輸通道,可以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美國對中國軍民最終取得抗戰勝利,有着突出貢獻,這中國人民不會忘記。

但看了美國在參戰前後的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就能明白,美國的做法,並非因為其作為“正義的夥伴”,而永遠是出於“美國利益優先”:前期“為虎作倀”,並非把日本當朋友,而是對日合作有利可圖;後期轉頭幫助中國,也並非把中國當朋友,而是自己已與日本為敵,唯有援華抗日才能維護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