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不仅关乎中美,还涉及到墨西哥、印度和台湾,国际局势可以说是风云变幻了,今天来理一理。

01

5月31日,中国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具体是这么说的:

“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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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翻译”了一下(仅代表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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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商务部对怎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做了进一步解释:

一是该实体是否存在针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措施的行为;

二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基于非商业目的,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

三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

四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

自从5月15日美国制裁华为以来,中国对华为的支持一直停留在内部,直到这一消息的宣布,意味着中国将从政府层面,对封锁、断供中国实体(这里的实体,显然以华为为代表)的外国企业进行反击。

其中的措辞也比较耐人寻味,比如“不遵守市场规则”“基于非商业目的”“背离契约精神”等等,其实是在想办法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美国一直在指责华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但是却一直都拿不出证据,而这次特朗普更是动用了总统的行政特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来对华为进行制裁,这种做法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公开反对:“我们的态度不是封杀华为或其他任何公司,而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及欧洲主权。但我认为,现在发动一场科技战或贸易战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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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在反击的时候,不仅威慑了那些封锁过华为或者打算封锁的外国企业,同时还在措词上尽可能营造一种舆论环境,即:我把你列入名单,那是有正当理由的。

第一个上榜的会是哪一家公司?

不出意外的话,联邦快递一定会榜上有名。

前不久,联邦快递被曝出把华为从日本寄往北京的包裹(均为商业文件)莫名其妙地送到了美国本土,而另外两个从越南发往新加坡和香港的包裹也差点被送到美国(后来被华为员工发现并及时制止了)。

联邦快递先是否认,后来又说是操作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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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4个包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送往不同目的地,竟然全部都出现了操作失误,说是失误你会信吗?

这种擅自把华为快递运送到美国的行为,被网友讽刺为“偷快递”。

昨天,中国宣布对联邦快递进行立案调查。

今天,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在没有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也在没有事先对用户告知的前提下,擅自将快件转寄他地,没按约定的地址进行投递,严重违反了我们国家快递业的法规,也严重损害了用户合法权益。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决定进行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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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本来就需要抓几个典型,谁能想到联邦快递竟然自己来送人头了。

而且对于一个快递公司来说,商业信誉可以说是立足的根基,偷快递这种行为可以说是自毁长城,所以你很难想象这是公司层面做出的决定。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美国政府的要求,联邦快递也是逼不得已。

但显然,这在政治上是一步臭棋。

02

去年特朗普撕毁中美联合声明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特朗普幕僚团队已经被极端鹰派(以莱特希泽、纳瓦罗、博尔顿以及蓬佩奥为代表)所主导,并一直持续至今。

而这些鹰派的外交策略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极限施压,然后想以此来逼迫对方接受非常不利甚至是无理的要求。

美国的那些极端鹰派原本以为中国会在压力下服软,没想到中国竟然和美国正面刚。

这个时候,美国鹰派的选择是:既然你中国不服软,那就进一步加码。

注意这条时间线:

5月10日,新的关税正式生效,贸易战升级;

5月13日,特朗普表示对解决中美争端表示乐观;

5月16日,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来制裁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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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本以为可以在华为身上复制中兴的故事,但美国又一次误判了。

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华为早有准备,反而是华为的那些美国供应商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于是美国商务部给出了90天宽限期(90天临时许可),这90天其实不是给华为准备的,而是为那些给华为供货的美国企业准备的。

任正非反而很淡定,直接来了一句“90天对我们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研究已经不需要90天。”

美国对中国政府施压,中国不服软,转而拿华为开刀,结果华为也不服软。

于是美国对华为的围追堵截开始不断升级,甚至连那些原本以超越国家和政治形态自居的国际行业协会,都迫于美国的压力加入到华为的围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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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剿华为的同时,特朗普还对外放出消息,可以把华为事件纳入中美贸易谈判,他本人仍然对达成贸易协议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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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等来的却不是中国的服软,而是一句“勿谓言之不预”以及稀土和“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两张牌。

CNBC还把“勿谓言之不预”放在了头条,并翻译成“Don’t say we didn’t warn you”(直译过来就是“别怪我没警告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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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CNBC还特别解释了,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和1979年中越战争之前,中国都说过这句话。

此外,早在5月10日贸易战升级那天,特朗普就威胁一周后要对剩下3250亿中国商品也加征25%的关税,现在这3250亿迟迟出不来,反倒是美国的股市有点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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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份这一个月时间里,标普500指数累计跌6.58%,道指累跌6.69%,纳指累跌7.93%。

特朗普是非常在意股市的。

美国的股市占GDP的26%(而中国的股市只占GDP的4%),美国企业百分之八十的融资渠道是靠股市(中国的融资渠道主要靠银行),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主要都放在股市里(中国则是楼市),所以美股动荡对美国经济影响很大,对老百姓的财富影响也很大。

这就对特朗普明年能否连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写过,政治博弈比的是看谁输得起,但一旦加入到总统的个人利益(能否连任),情况又会变得不一样。

从目前曝出的信息来看,由于鹰派的一再误判,特朗普已经对他们失去了耐心(关于特朗普团队中的派系和美国的误判,之前的文章有更详细的论述)。

03

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是,5月30日中美两国主持人( Trish 和刘欣 )的跨国“辩论”。

Trish 是福克斯商业频道的女主播,一直以来都以言辞犀利犀利著称,而刘欣是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23年前还获得过国际英语辩论大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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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中美两国吃瓜群众都期待着“火星撞地球”式的跨洋激辩,结果整场辩论不但没什么火星味,反而更像是 Trish 对刘欣的一次采访。

国外的网友就评论说:

“这根本不是一个辩论。Trish 一直在问问题。刘欣巧妙地回答后,Trish 就问下一个,也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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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辩论的过程中如果有多个话题,那么每一个话题至少双方在碰撞的过程中会有一个阶段性的结论,然后再进入下一个话题。

但这次完全不是。

就是一个问,一个答,然后进入下一个话题,再问,再答。

这完全不是 Trish 平时的风格,导致很多失望的外国网友都在嘲讽福克斯和 Trish ,反而对刘欣产生了好感,觉得她在“提问环节”做得很棒,表现得很自信(而且一开始刘欣自我介绍的时候, Trish 打断了她三次也是一个槽点,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也可能是因为信号不好说话有延迟造成的,就好像你和别人视频聊天的时候,如果语音延迟,那么你可能以为对方没说话然后就开口了,结果就变成两边一起开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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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rish 问的那堆问题,其实都是美国人可能会抱有的对中国的那些“成见”,现在Trish 让刘欣来答,答完也不反驳,这难道不是在给中国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吗?

而中国这边,从官媒到各机构媒体,也都在铺天盖地宣传这个事。

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其实是另一种“乒乓外交”,是美国要转变对华态度而做的铺垫。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完全是有的,而且也符合特朗普本人的利益。

特朗普对于遏制中国的决心没有(莱特希泽、纳瓦罗和博尔顿)那么大,那些极端鹰派只需要考虑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特朗普显然更在意自己的连任。

既然极限施压玩不成,那么大家各退一步,重新进行谈判,这样更符合特朗普自己的利益。

特朗普的矛头已经开始转移了。

5月30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将对墨西哥全部的输美产品加征5%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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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很诧异的,因为去年11月30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才刚签署了最新的“美加墨贸易协定”(NA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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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美国突然又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了?

但特朗普真的突然就对墨西哥征税了,特朗普的理由是墨西哥没有管好本国的非法移民。

特朗普还威胁,如果墨西哥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每过一个月,税率都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5%。也就是说,如果墨西哥不能在这件事上让特朗普满意,那么到今年10月1号,美国将对墨西哥的全部商品加征25%的关税。

墨西哥这边肯定是一万头草泥马奔过,但总统奥夫拉多尔当晚还是给特朗普发去公开信,称不想与美国对抗,愿派外长赴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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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外长在机场拍了一张自拍照,背景是一个硕大的华为标志)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特朗普已经从所谓的“美国优先”,变成了为所欲为,已经顾不上契约精神了(今年2月;二是特朗普喜欢找软柿子捏。

你要是能够硬抗住特朗普的施压,那么你还可能会拿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协议;但如果你轻易就对特朗普服软,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六国论》中的那句话: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同样在面对收割威胁的还有印度,特朗普还在5月31号突然宣布取消对印度的发展中国家普惠制待遇,生效时间为今年的6月5日。

04

我在关税落地前就做过一次预判,中美会打一段时间再来谈。

从目前来看,这个时间点最快可能会是6月底日本大阪的G20峰会(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时间太仓促了),也可能会是11月的APEC会议(这个可能性大一点)。

但对谈判抱有过高的期待显然也是危险的,因为特朗普太过反复无常了。

无论是去年在签署中美联合声明后反悔,还是最近违背美加墨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突然征税,特朗普的身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据说特金会谈崩,也是因为临到签协议的时候美国突然提出了新的要求,让朝鲜极为恼火),所以必须要做好两手准备。

从目前曝出的消息来看,官方应该是做好了最坏情况下的模拟推演的。

其中有一条新闻让我特别在意:

5月29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在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发表了题为《中国要把能源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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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成玉提出要做好两手准备的同时,甚至提到了要做好短期石油断供的准备。

考虑到傅成玉的身份和他演讲的主题,我推测官方应该是连(美国发起)石油断供的情况都已经纳入考虑范围了。

这已经不单单是严阵以待可以概括的了,我觉得甚至已经考虑到了可能会发生的最坏结果。

另一条值得关注的新闻是,今天上午,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指“亚洲安全峰会”,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所以也被成为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中,以极为强硬的态度表示,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台湾分裂。

“我要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干涉势力:第一,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第二,任何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径都注定失败。第三,任何对中国军队决心意志的低估都极其危险。我们愿以最大诚意、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是军队的神圣职责。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维护祖国统一,那还要解放军干什么?!

这应该是在亮明底线,给台独分子和美国打预防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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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独和美国之外,我觉得台湾的某些企业应该也会打一个哆嗦(仅个人看法,不细说了)。

以上是众多信息中的一部分,但也足以窥豹一斑,那就是中国正在进行两手准备:

如果能够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来结束贸易战,那显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了;但如果谈不拢,或者美国再次出尔反尔,那么中国也做好了最坏情况下的应对准备。

这在今天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已经有所显示:

“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希望通过对话而不是关税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会理性对待,但是中国不会畏惧任何压力,也做好准备迎接任何挑战。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

如果你去对比中国和欧洲历史你会发现:

历史上,欧洲各个国家,虽然战争频频爆发,但大多是小打小闹,几乎不太有那种灭国型的战争。

一般都是打打谈谈,输的那个赔点钱割块地也就完了,以后可能还会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而结为盟友。

但中国不一样。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华民族在对内和对外的态度上极为不同的。

中国在面对外部敌人的时候,一直都是一个不屈服的民族(极少数时期除外)。

即便一度衰落遭人压迫,但最终还是会想尽办法重新站起来。

这种特性已经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不愿屈服也不会屈服,这可能是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并延续至今的关键所在。

P.s

在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开幕晚宴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了一段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下,可以拓展一下不同视角下的观点。但建议带着自己的想法去看,而不是盲目接受。我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以前是理性主义,后来变了),而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看来,统治者最大的责任,永远是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民去争取利益。而对于像新加坡这样小国,偏偏其地理位置又极为关键,这样的国家如果被卷入到大国博弈之中,真的会非常艰难。

再P.s

台湾资深媒体人马西屏近日在台湾省著名的娱乐节目《关键时刻》上宣布,台湾的“雷霆2000”火箭炮有一个绝密的功能,就是可以搭载“神经毒气弹”,说的还特别骄傲,真的是 作死啊……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18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

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博士阁下

各位阁下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新加坡并出席第 18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一、新加坡和东南亚的视角

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全球化受到多方的抨击,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新加坡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非常担心这样的趋势。我们既不知道形势会如何发展,也不晓得世界各国是否能够携手开辟新的出路,一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我们是否能从东南亚历史中得到启示,在求取进步的道路上避开过去的动乱与灾难?今年是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200 年前,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在这里设立了贸易站。当时,荷兰人已经对东印度群岛进行殖民统治。比起其他欧洲国家,英国人到东南亚寻求发展相对较晚。莱佛士当时是明古连(位于苏门答腊西岸)副总督。 他意识到这个地区的巨大贸易潜力,因此决定在马六甲海峡沿岸寻找新的地点,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贸易站。于是,他选择了新加坡,而这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荷兰人强烈抗议莱佛士的举动,但徒劳无功。为了保护其垄断地位,荷兰人禁止其它国家的船只在荷兰管辖的港口运行,或向这些船只征收昂贵的关税。莱佛士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他在新加坡设立了自由贸易港。贸易和人口迅速增长,显示了英国所采取的较开放贸易政策,更具成效。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东南亚由英国、荷兰、西班牙和法国分治,美国之后也在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殖民强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整个区域中占主导地位。

到了二十世纪,列强仍在东南亚为各自的利益展开争夺。1941年,日本帝国侵略了法属中南半岛。美国向日本进行反击,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 这引爆了太平洋战争。日本轰炸美国珍珠港当天,也进攻马来亚和新加坡。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里,人民饱受压迫,在恐惧中度过了苦难岁月。

到了冷战时期,东南亚再次成为战争前线。这个区域被划分成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之间的代理战争也随后在越南展开。同时,中国在东南亚各地,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等非共产主义国家,支持当地共产党的革命行动,提倡武装起义。

这局势促使了五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 1967 年成立亚细安(中国称“东盟”)。这是个非凡的成就,也体现了五国领导人的政治家风范。当时,这五个国家之间仍存有不少记忆犹新的纠纷与冲突,伤痕也未完全愈合。然而,它们愿意冰释前嫌、放下矛盾,朝亚细安共同体的方向迈进,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建立友谊。它们一起融入世界经济,与先进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经济也随着繁荣起来。至于位处中南半岛的共产主义国家,它们受到持续战乱和计划经济的牵制,发展步伐较为缓慢。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当时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东南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南半岛战争的结束,共产主义国家也逐渐对外开放。 越南之前入侵柬埔寨,因此对邻近非共产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最后,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还是加入了亚细安。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谋求发展。

接下来数十年里,稳定的外部环境为东南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了主导角色,并在维持区域的稳定和安全方面发挥了作用。随着国际贸易迅速扩张,各国纷纷消除贸易壁垒,而引领者往往是美国。 亚细安各国也通过出口型增长和外来投资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 UNCLOS)等国际框架制定规则、处理纠纷、平衡相争利益以及促进大小国家之间的合作。起初,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不大。不过,随着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它便逐渐成为亚细安国家重要的经济伙伴,以及区域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二、中美关系

我重述这段历史,是为了表明大国博弈对东南亚来说并不陌生,并将当下的战略局势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中美关系是现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紧张关系和摩擦将决定整个国际环境的未来走向。

这几十年来,中美关系已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中国自四十年前改革开放以来,已出现巨大变化。今天,中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加了 25 倍以上。与此同时,中国也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各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带来巨大好处。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将其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中等收入及市场驱动型经济,但离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距离。此外,中国也成功让超过 8 亿 5000 万中国人脱贫,这样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发展与成功也让全世界受惠。中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和制造基地,为全世界降低了制造成本。中国最初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现在则逐渐转向生产高价值和技术密集的产品。中国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因为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各种产品,包括商品、电子零件、客机和美酒等。全世界数十亿消费者购买各种中国制造的商品,包括芭比娃娃、篮球、无人机和智能手机,这些商品往往也用到其他国家生产的零件和科技。

相反,假设中国四十年前没有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没有增长,中国可能将面对诸多国内问题,其中还可能包括继续输出武装革命。这将在许多方面波及国际社会。 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民如果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没能跟上全球化的发展而落后于其他国家,必定会感到愤愤不平。 30 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困国家,邓小平先生出访美国时,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就问他,是否会放宽移民政策,让更多中国人移民。邓小平先生的回复是:“总统先生,您愿意接收多少中国人呢?一千万、两千万、 还是三千万名中国人?”

所幸,中国的成功让世界避开了这个灾难性的结果。中国的增长改变了战略平衡,也转移了世界的经济重心,而这种改变还会持续下去。

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必须做出调整,适应新局势。中国必须意识到它的成功开创了全新的世界格局,不能期望其他国家继续以扶助弱小国家的方式相待。尽管中国可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先进国家,却不能到了几十年后才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

中国从国际体系获益良多,因此,维护现有体系,使其顺利运作,造福国际社会,在相当的程度上也符合它自身的利益。中国领导人已站出来强烈表达了对全球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支持。现在,它必须通过行动来说服国际社会,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中国不会采取重商主义的做法,只把合作看成交易,而是以开明和包容的态度看待其长远利益。

例如,18 年前,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时,其商品贸易还不到全球贸易的 4%。 时移世易,中国如今的商品贸易已经提升两倍,占全球11.8%。因此,从政治角度来说,其他国家已无法接受中国继续享有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获得的贸易安排和优惠措施。维护国际贸易架构,并对现有的安排作出及时调整,以增进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互惠与平等关系,避免国际贸易体系崩溃瓦解,这些都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与它今时今日较为发达的状态相称。

同样的,在国际安全方面,中国既已跻身强国之列,国防预算位列世界第二,其言行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为了捍卫领土和贸易路线,中国自然会寻求发展先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要成为陆地强国,也有意建设海洋强国,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中国仍须以克制的方式展现实力,并按照国际规范行事,以符合自身的利益。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不时会发生纠纷和摩擦。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相互重叠就是一例。中国应该按照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这些争端,并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妥协,而不是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同时正视其它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权利。久而久之,中国将被视为负责任的仁慈大国, 其他国家不但无需感到畏惧,也会因为仰赖它维护本区域稳定与和平而更尊重中国。长远来看,这将让中国在有利和友善的国际环境中持续发展,并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地位。

另一方面,各国也必须适应一个更具影响力的中国。大家必须接受中国会继续壮大的事实,并且了解阻止中国不断强大是不可能的事,更非明智之举。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拥有合理的利益和期望,包括开发本土的高端科技,如资讯通信和人工智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中国必须能在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扮演恰如其分和具建设性的角色,否则它会另起炉灶。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所必须做的调整最为艰难。无论这项工作有多艰难,如果美国能取得新共识,让中国的期望融入现有的规则和规范体制,这将为两国带来好处。我们必须为多个领域拟定新规则,包括贸易、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和社交媒体。中国会希望对这些改变拥有话语权,因为现有的规则是以前拟定的,中国当时没有参与。这是个合理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必须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提升而不是颠覆国际体系。要实现这点,中美两国都必须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才能更清楚了解彼此应如何协调各自的利益。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中美关系因为好几个课题而变得更紧张,包括网上间谍活动、第五代网络(5G)科技、自由航行权、人权和已经导致两国陷入僵局的贸易课题。

如果双方把争端纯粹视为贸易问题来处理,我相信它们的贸易谈判代表们将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某方想利用贸易规则来打压对方,或认为对方正试图这么做,那么这场纠纷将无法化解,而其后果将远比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来得惨重。中美两国的广泛关系将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方面如投资、科技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中美两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对方视为挑衅,并促使对方做出反击。如此一来,世界将陷入一个更为分化和不安的局面。

三、美国和中国态度更为强硬

令人担忧的是,双方的态度确实变得更加强硬。美国近期发布的《战略安全报告》和《国防战略摘要》两份报告,形容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大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的《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命令,更表明是针对“外国对手”。这项行政命令虽然没有具体点出任何国家,但已清楚显示美国要采取什么行动。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正逐渐达成共识,认为美国长久以来被中国利用;并指责中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在某些先进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和部分的国防科技方面迎头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以及中国不但没有效仿美国,转向政治开放,反而背道而驰,因此对美国所主导的价值观和其领导地位造成威胁。

美国人如今公开谈论如何遏制中国崛起,如同他们当年对苏联的全方位遏制措施,并希望尽早行动、以免为时太晚。这种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经渗透美国的体制。除了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军事、媒体、学者、非政府机构等。较折中的观点已被边缘化了。

就连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看法也恶化了。以往,美国企业是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机遇让它们直接受益。 它们大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保护主义或本土意识早在美国抬头时,它们愿意为中国说公道话,在提倡中美保持良好关系方面起到正面作用。

但如今,美国企业对中国持有的善意都几乎不复存在。美国企业觉得中国辜负了它们的期望,不但没有调整其经济和投资政策,甚至还系统性地实施对在华营业的美国和外国企业不利的措施,但中国企业却能在美国自由运作。美国企业要求中方给予它们更大的市场准入权,而不仅是将中国当作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许多欧洲企业也有同感。外企作为重要的支持者,对中国已不存善意对中国而言是个严重的问题,中方还未真正意识到这点,或加以应对。

另外,中国人对美方的态度也变得更强硬。有些人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挠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雄心抱负。他们相信,无论中国做什么,或是在各别课题上做出让步,美国永远都不会满意。他们对中美“文明冲突”的论述感到担忧,也不接受任何他们视为是美国试图将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强加于中国的做法。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一股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国电视台正重播抗美援朝战争的旧片。最近网络上也流传一首名为“贸易战”的歌曲,其音乐取自上世纪 60 年代抗日战争影片的主题曲。中国方面,无论是政府官员、智囊团或媒体,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以一种更正面、更温和的方式来解读美国的意图。

中美之间基本的问题是双方缺乏战略互信,而这不利于双方作出任何让步或和解。如果让这种情形持续下去,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严重的错误。中美对峙未必一定发生。不过万一真的发生,后果将和冷战完全不同。

首先,中美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根本意识形态分歧 。虽然中国就政治体制而言是个共产主义国家,但它在很多方面却是采纳资本市场原则。冷战时期,苏联企图颠覆世界秩序。但中国大致上遵循由美国主导、以现有多边机构组成的规则框架,并从中受惠。冷战时期,共产集团试图将共产主义输出到世界各地。但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试图把其他国家变成共产国家,事实上,中国经常被指过于乐意和一些国家和领袖进行贸易往来,不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如何。中国所给予的理由是它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第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紧密,是世界经济一大枢纽。苏联对外则采取封闭政策,与苏联集团以外的经济联系微乎其微。 事实上,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区域伙伴国,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都是中国。这些国家都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同时也希望能继续和两国维持友好关系。这些国家在扩大它们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时,也努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与经贸关系。如果爆发“新冷战”,朋友与敌人之间的界限将非常模糊。要在亚洲成立相等于北约还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把亚洲或是太平洋硬生生分成两半,那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中美两国真的发生冲突,后果会是如何呢?冷战结束时,苏联以及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僵化的计划经济不堪庞大的国防开销所带来的压力,而彻底崩溃。即便如此,整个过程也历时 40 年。我们很难想象蓬勃的中国经济会同样崩溃。

另一方面,中国也无法轻易扳倒美国。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它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和最强大的,其军事力量和开支也远远超过中国。美国人担心中国会赶上美国,但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可能领先美国, 中国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和美国分庭抗礼。美国也绝非如一些中国人所说的正走向没落,也没有自我封闭。相反,美国很清楚地表明会以不同的方式,全力以赴与其他国家竞争。

中美关系若持续紧张和不明朗,即便最后没有发生严重冲突,也将对全球带来巨大破坏。很多重要的课题如朝鲜半岛局势,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若没有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的全面参与,将难以解决。经济上的损失不只是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到两个百分点,而是失去全球一体化市场和生产链,以及分享知识和各方面所取得的突破的利益。这些发展都让各国发展更加迅速。

因此, 我们必须尽最大的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以免双方产生长久难以根除的敌意。 当然,双方的安全机构和国防部门的职责是考虑所有不可想象的情况,包括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不过,政治领袖有责任找出解决方案,避免冲突恶化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相当不容易,因为双方领导都面对不少国内压力。美国方面,政治氛围严重分歧,不满情绪持续上升。美国社会大部分已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失去信心。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的调查发现,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好。随着美国大选的脚步逼近,美国民众看待中国的态度肯定会更强烈,因为无论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候选人,都不愿意被指对中国的态度有所软化。不论特朗普总统能否连任,或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鹿死谁手,美国民众这样的情绪都难以改变。

中国虽然没有美国式的总统选举,不过中国领导所面对的内部压力也不少。中方领导注重国情,深刻了解需要着手解决重大国内课题,包括经济增长分配不均、农村贫困问题、人口老化以及民众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

中美双方领导对于被视为“软弱”都非常敏感。美国出于政治需求,必须让自己在任何谈判中都显得略胜一筹。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和西方国家有着相关的历史包袱,其领导人不能被视为向西方屈服,被迫接受新的不平等条约。就在几周前,中国举办了五四运动的百年纪念活动。1919 年,当时羸弱的中国被迫接受其他大国在凡尔赛和平会议提出的条件。这促使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街头示威和抗议,连带发起了民族主义运动,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而复兴中国。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开创性的时刻。

这样的零和思维导致中美双方难以达成政治协议。然而,归根究底,中国和美国达成某种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做法,因此两国都必须说服自己的人民接受所达成的协议。中美也必须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以便专注于国内事务,无需为处理双边关系而分心。

四、多边主义

其他国家要如何共同遏制愈加强烈的敌意,以及愈渐不稳定的局势?诸如新加坡这般的小国能力有限,无法影响大国的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任人支配。

中小型国家有许多机会合作,深化经济合作关系、推进区域一体化,并建立多边机构。这样一来,小国就可以联合起来,扩大其影响力,在关乎自身的课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包括贸易、安全或科技等方面。

诚然,现今的多边机构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空间。世贸组织虽然是国际系统二战后创建的重要国际机构之一,现在却近乎瘫痪,急需改革。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和理念天差地别,但任何协议却需要所有 164 个成员国完全达成共识,这使得像乌拉圭回合谈判这等全球多边贸易协定变得不切实际。更何况,世贸组织是为以农业和制造业为基础的全球经济而设计的,但现在的全球局势却已不同,主要以服务业为主,数码科技和知识产权也逐渐变得更重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这些产业制定更复杂的规则。

美国对世贸组织已经失去信心。美国现在经常在世贸组织规则之外,单方面征收关税和实施贸易制裁。美国也偏向于选择双边贸易协定,与比它小的国家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相较于维护多边体制的广泛利益,这个做法更能让美国从纠纷中直接获利。这种美国优先的做法让友国十分担忧。

新加坡不能持有相同的观点。身为小国,新加坡在双边谈判中自然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我们需要改革并强化多边体系,而不是削弱或阻碍其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局限在双边合作上,将意味着我们无法享有多边合作所带来的双赢机会。此外,我们也需要建立更广泛的区域甚至是国际合作架构。多个国家共同加深经济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彼此的繁荣,还能加强集体安全。这是因为它们对彼此的成功存在利害关系,使它们更有推动力维护有利和平的国际秩序。这样一来,许多国家无论大小,都能从中受惠。

因此,如果不能推进全球多边贸易协议,我们至少必须继续推进区域或诸边贸易协议。这或许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这是务实的做法,让各国能逐步减少贸易壁垒和为协议设定更高的标准,供其他国家采用。

这就是当初我们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PP)的原因。美国原先参与 TPP 谈判,因为它意识到其中的战略效益,但最终还是退出了。所幸,余下的 11 个成员国继续磋商,并最终保留大部分的内容,形成了目前已生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简称CPTPP)。

好几个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和英国都表示有意加入 CPTPP,这让我感到欣慰。中国也正密切关注 CPTPP 的发展。虽然中国目前没有加入的打算,我希望中国有一天会认真考虑加入 CPTPP。同样的,我也希望有朝一日,美国的政治环境能允许美国政府重新考虑美国的立场,并意识到加入 CPTPP 对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都有好处。毕竟美国也曾在 TPP(CPTPP 的前身)的筹划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亚太地区国家目前正努力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的谈判。与 CPTPP 不同,RCEP 包括西太平洋区域的主要国家,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国家,更重要的是,它也纳入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安排将减低 RCEP 被误解为是一个排挤美国和其合作伙伴的集团的风险。由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差异较大,其所设定的目标自然比 CPTPP 低,在磋商的过程中也较难取得共识。尽管如此,我仍希望成员国可以作最后冲刺,在今年内完成 RCEP 的谈判,或者是当主要成员的国内政治局势允许的时候。

当然,区域合作不仅限于贸易合作。例如,东南亚国家所成立的亚细安就为其十个国情各异的成员国提供了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加深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促进各方和平共处。亚细安已经成为其他国家有效的合作伙伴。作为一个群体,它也让成员国施展更大的影响力。

亚细安秉持以共识定决策的原则。它在一些事务上进展顺利,另一些则停滞不前,这是因为亚细安成员国面对了来自各方的战略势力的压力。这是我们需要认清的现实,那就是在区域展开合作,就必须面对各种外部的影响。尽管亚细安存在局限,亚细安还是为成员国的福祉和本区域的安全贡献良多,而亚细安的伙伴国也肯定了“亚细安中心论”(ASEAN centrality)的价值。

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促成区域合作的新概念和平台也应运而生,最显著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新加坡支持“一带一路”,视之为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和区域以外活动的具有建设性的机制,因此我们也是“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例如,我们与世界银行合作,推广金融和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参与国提供专业和法律服务。新加坡也同中国合作,发展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旗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将中国西部与东南亚连接起来。

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内容和落实的方式也很重要。个别项目必须具有商业价值并符合经济效益,同时为合作伙伴带来长期利益。可是,并非每个项目都如此顺利,有些项目工程可谓困难重重。整体而言,“一带一路”必须保持开放和具包容性,不能把整个区域变成一个封闭的联盟,只以一个单一主要经济体为中心。亚洲国家在与中国深化联系的同时,也需要与美国、欧洲、日本和其它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换言之,“一带一路”应该帮助中国融入世界。最终的成果必须是加强全球化,而不是导致各方势力处于对立状态。

我相信中国意识到这点。不久前,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将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财政部长刘昆也表示,中国将成立“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以防范债务风险,这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欢迎。因此,接下来的考验在于如何实践这些承诺。不过,肯定的是, 他们正朝正确的方向迈进。

与此同时,有些国家也提出了促进区域合作的其它项目。例如,一些国家就提出各种概念来加强印度 – 太平洋区域合作。比起“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项目或许还缺少细节,或是还未全面推行,但是新加坡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我们支持任何开放、具包容性的区域合作项目,因为它们是促进各国有效合作、加深区域一体化的平台。不过,这些项目必须加强而不是破坏以亚细安为中心的现有安排,不应该造成阵营对立、加深矛盾或迫使各国选边站。它们应该团结而不是分化世界。

五、总结

 

中美关系将决定国际关系未来的发展。世界两大强国展开权力、势力之争是很自然的,但竞争不该演变成冲突。我们希望中美两国能找到具建设性的合作模式,在竞争的同时,也在各个重要课题上展开合作,共创双赢。基于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有些人认为两国之间不可能、甚至不应该达成协议。一名美国官员最近就把中美博弈形容为“迥然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有人认为美国是个希望被人人效仿的年轻国家;反之、中国则是个自认无法被模仿的古老国家。

想要世界各国都采纳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体系不单是强人所难、更是不切实际。事实上,人类的多样性就是它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价值观、观点、制度和政策的差异中互相学习。人类能不断进步,就仰赖思想的交流,以及不断地学习和适应。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年曾表示,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时期。没有人能够预测事态的发展。上两个世纪,东南亚在不同时期见证了大国之间的抗争。它经历了战火的蹂躏,和被他人占领所带来的破坏和苦难,并被分成对立的阵营。它也亲眼见证,一个国家或区域如果与世界经济隔绝,都将停滞不前,有时候还会引发冲突。另一些时候,它又受益于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创造了一个开放、稳定的环境,让各国能够在和平中繁荣昌盛。

长远来说,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不过,我们这一代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在最大限度上确保每个国家都会以睿智和勇气作出正确的抉择,并支持经济开放和一体化,同时保存以及扩大我们共同取得的进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