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位移民已久的朋友,在微信里跟我诉苦,她说她以前在国内的一些朋友,投资移民到了美国,这些朋友几乎全都出身国内名校。

但是,同学群里聊起国内外状况,产生了很大分歧,几乎朋友都没得做了。

我的这位朋友移民较早,这些同学好友几乎全是因为她的关系而移民。

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微信群,群中自然会说到许多事情,包括国家、民族、文化之类的话题。

我的这位朋友认为,拆拿国从制度到文化都不如西方,而她的那些朋友们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拆拿落后是暂时的,以前并不落后,以后也会赶超,即使是当下,也未必就不如西方。

争论是正常的,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嘛。引起翻脸的原因是,我的朋友问了一个大家熟知的问题:既然你们认为拆拿那么好,为什么费这么大力气移民西方呢?

如你我所料,这个问题一出,她的那些朋友们立即恼羞成怒,各种“数典忘祖,龙的传人,民族尊严”,一齐上阵对我的朋友群起而攻之。

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避而不谈,此时祭出的都是“他们很爱国,中国很伟大”。

朋友们很懊恼,问我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心态。

我说,首先要承认他们是真诚的,他们没想故意撒谎扯屁。但是他们的“真诚”太廉价、太愚昧。

这就像当年驾飞机撞向美国军舰的日本神风敢死队一样,真诚,而愚昧;

又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全部身心就想给绑匪当免费妓女一样,同样真诚而愚昧,还不乏感人的元素呢。

制造这种人格的就是集体主义教育。

说日本神风敢死队是集体主义教育的产物,一般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其实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病例中,患者对绑匪的热爱,和专制下民众的爱国情结是一样的,只是袖珍了一些而已。

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浪潮》,表现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它的本质就是集体主义教育的产物。

集体主义教育在拆拿历史悠久,夷夏之辨是拆拿人的一个潜意识底线。不过,拆拿人不同时期的夷夏之辨并非恒定不动,而是随着最高匪首的变化而变化的。

比如满清灭明之前,拆拿人认为满人就是一群蛮夷鞑虏。而当被满清人强力征服不久之后,拆拿人便个个口称“我大清”了。

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格。即使给那些人质隔一段时间换一个绑匪,只要绑匪够狠,人质就会见机行事,不断效忠新的主人。

让我那位朋友感到很懊恼的那些人,本质上就是一群斯德哥尔摩患者。

问他们“既然拆拿好,为什么想方设法来西方”这样的问题,只能让他们恼羞成怒,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病情和病因,又回答不了对方的质问,怎能不恼羞成怒。

跟集体主义对立的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拿自己以外的概念说事。什么民族啊,国家啊,种群啊,同胞啊,这些概念都不能用来绑架一个人。

比如有人问你:“你还是个拆拿人吗?”

你轻则可以回答他:“我首先是人”。重则会回答它:“什么拆拿,什么炎黄,什么民族气节,气节你马个B!”

汽油降价了吗?奶粉还有毒吗?猪肉还注水吗?这些你不问,来问我是不是拆拿人?拆拿尼玛八代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