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朋友爷爷去世。

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到撒手人寰,整整15年。

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朋友一家精心照料老人的饮食起居,因为发现早,及时介入的药物试验使老人最终还残存些许意识。

今年新春佳节,当家人向他展示重孙女的最新照片时,老人仍然情绪激动,不能自已。

然而,待时间转入6月中旬,老人突然肺部感染、生命垂危。

自然,应对措施就是插管,家人意欲在和死神的搏斗中,再扳回一局,但最后未能如愿以偿。

▲ICU病房中浑身插满导管的患者

在朋友爷爷所在的病房中,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我从来不敢问,也不想问……但最起码,我给了他最好的医疗条件……

▲医院里无助而焦虑的病人家属比比皆是

和朋友亲属以及这位女儿一样,对于许多国人而言:“苟延残喘”强过“人去楼空”,即便前者不是患者本人的意愿,但由此带来的“心安理得”也比“见死不救”强

但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拼尽全力,留住亲人”的方式早已弃之不用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医院,一位因吸入性呛伤而入院的病人,在脱离危险后又被送回了附近的养老院。

然而,在瑞典,患有此类或其他绝症的病人,其生命进入倒计时后,家属绝不会用“注射点滴”或“经肠道营养法”这类人工干预延缓他们的生命

在当地失忆症患者的食谱中,居然还有酒水这一项。

因为瑞典人认为: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既然已经无力回天,不妨在最后的时光里痛快燃烧。倘若有一天,真到了油尽灯枯之时,那就干干净净地来,痛痛快快地走。

在瑞典的两年时间里,这位医生所在的医院皆秉承这一理念迎来送往“八方病患”。回国前,一位瑞典同行的一番话更是令这位中国医生受益匪浅:

死亡面前,其实有万千道门,走入不同的门,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在人生舞台上谢幕

由此,这位外派医生也不禁思索:

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那是否能决定自己的死亡呢

中国文坛泰斗巴金的最后6年就在“身不由己”中度过。

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先生多次提出“想安乐死”的诉求,但无一例外,皆被驳回。

为此,在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刻,他曾艰难地用笔写下“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对我是种折磨”之类语句,周围人虽心生不忍,却因“不能放弃”而继续选择“无动于衷”。

但与之相反,当目睹父亲陈毅浑身插满导管,生命迹象只能依靠强心针勉力维持时,儿子陈小鲁心如刀绞,他跑去询问主治医生:能不能不抢救了,病人痛苦,我们也痛苦。

很多年后,当陈小鲁将自己的这个终身遗憾与同样身为开国元勋后代的罗点点分享时,有着12年从医经历,见惯生死的后者着实心绪难平。

此后,在朋友的大力支持下,罗点点创办“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并在7年后,与陈小鲁等一众好友共同成立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切实让“我的死亡我做主”这一理念深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医学界有一句至理名言: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因此,以英国为代表的“缓和医疗”就成为世界医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既不让末期病人在追求好转的虚幻中无畏消耗,也绝不容许有人借“安乐”之名自暴自弃,而是以最小的伤害,最多的功效让病人获得最大的舒适

从2015年起,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开始“拦刀”。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大力呼吁: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为晚期癌症病人做手术。

“以前,我们关注的是开刀漂不漂亮,能不能把肿瘤拿掉;现在我们关注的是患者能活多久,活得好不好。”

以胃癌晚期病人为例,从前,手术切除被认为是最佳治疗方案,但随后的跟踪表明:被抑制的癌细胞很快就元气复活,并且,经由手术刺激,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变得异常活跃,继而会启动更强烈的反扑。

▲《人间世2》里,一位未接受任何治疗的绝症患者得以享受最后的一段美好时光

他曾说过:偌大医院,他最不愿去的就是ICU病房,除去必要的紧急救助,其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手段都让他感到无望和冰冷。

▲ICU病房里有最先进的设备,但对于一些病人却只意味着挣扎与无奈

刘端祺甚至会直接对一些时日无多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环游世界吧,结果却因“不作为”而遭到对方投诉。

没过多久,病人拿着卖房卖车的全部积蓄来医院准备放手一搏,但非但没有奇迹出现,不出数日,血本换来的床位就迎来了新主人

2005年,上海建成第一个临终关怀病区,弥留之际,危重病人会被推进一间特殊病房,不做任何抢救,只竭力缓解病痛,无计可施后,医护人员就在此陪伴病人完成最后的告别

但截止2015年,每天有106人死于恶性肿瘤的魔都上海,这样的“关怀室”却只有76家

因此,把死亡的权力交还本人,在濒临绝境时,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过度医疗,让患者遵从自然规律离开人世,这不仅事关个人归宿,也考量一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