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十年,一個希臘「富三代」靠什麼保住家業

編者按:

希臘在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後,曾經一度深陷債務困境。在2018年8月,希臘走出持續了近八年半、為期三輪的歐盟紓困計劃,重新拿回財政自主權,宏觀經濟數字也出現緩慢復蘇的跡象。

今年5月到7月的三場選舉,是希臘選民在過去十年當中,首度在沒有緊迫債務違約與撙節措施加劇的情境之下投下選票。中右翼”親商派”新民主黨在歐洲議會、希臘地方議會與國會選舉都取得多數席位,擊敗2015年1月起執政的”激進左翼聯盟”。股市與債市對新執政黨反應正面。本月,來自政治世家的45歲新總理基里亞科斯·米佐塔基斯率領內閣宣誓就職。「後危機」時期的希臘投資移民機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世界說在希臘大選前,費時半月走訪這個位處歐亞交界,在官方層面與中國密切合作的南歐文明古國,把目光投向華語世界向來極少關注的希臘民營企業與家族企業,合共調研十餘個在業內具有領導地位、已傳承二至五代的家族企業,並訪談包括投資促進局在內的數個官方機構與行業商會,來考察這些古老家族」持盈保泰」之道,對中國民企開放的投資機會,以及廣受希臘各界肯定的投資案例。”希臘系列”將分多期刊出。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作為戰勝國的希臘雄心勃勃,對搖搖欲墜的現代土耳其前身——奧斯曼帝國發動了「第二次希土戰爭」,試圖恢復古希臘文明的疆域。

這場持續三年的戰爭終於一紙條約。1922年,希土兩國在瑞士洛桑簽署協議,同意進行”人口互換”,以宗教信仰為基準,強制常居土耳其境內的東正教徒、希臘境內的穆斯林遷移到各自的”祖國”。

在這場始於1923年、改變160萬人命運的大遷徙中,25歲的希臘裔東正教徒科斯塔斯・卡納洛格祿離開土耳其,來到希臘雅典落地生根。

這片土地對於卡納洛格祿並不全然陌生,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希臘血統,更因為他過去幾年在駐土耳其希臘葯業公司的工作經歷。

藉助之前在土耳其累積的人脈與資源,卡納洛格祿開始代理跨國醫藥公司產品在希臘的銷售與製造。同時,他也開始製造自己品牌的美容保養品與醫藥產品。

1928年,卡納洛格祿在雅典市中心創立了自己的公司,進口意大利嬰兒洗護產品、英國魚肝油。20世紀40年代,他的公司與英國帝國化學工業集團(跨國公司”阿斯利康製藥”的前身之一)、製造抗酸劑的美國公司申利實驗室(Schenley Laboratories)等建立商業夥伴關係。

今天,卡納洛格祿的公司已經成為了希臘葯業中規模最大的家族企業”卡納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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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洛格祿部分家族成員與卡納實驗室員工一同參加活動的合影

卡納實驗室的股份現由卡納洛格祿第三代和第四代家族成員全資持有,總部位於雅典北郊、距離雅典市中心30分鐘車程的伊拉克利翁(Iraklio),長期代理葛蘭素史克、雀巢營養、聯合利華等十餘個跨國公司醫藥健康產品在希臘的製造與銷售。

擁有眾多家族企業的希臘也有”富不過三代”的現象。從雅典新移民到卡納實驗室,近一個世紀以來,卡納洛格祿家族和它的企業避免了很多同儕分崩離析的宿命,得以延續至今。「家族企業憲法」(family business constitution)是這個家族傳到第三代後持盈保泰的手段。

繼承風波

1967年,科斯塔斯・卡納洛格祿心臟病發驟逝。初代落幕,家族企業第一次出現繼承危機。此前並未積极參与過公司經營的創辦人兒子雅尼迪斯・卡納洛格祿在忙亂中繼承家業。雅尼迪斯也就是現任首席執行官科斯塔斯・卡納洛格祿(祖孫同名)的父親。

20年後,雅尼迪斯考慮退休,因為兒子年紀尚小,他找來了外甥尼亞達斯接班。1987年,雅尼迪斯把首席執行官與董事長兩職同時交給了尼雅達斯。

尼雅達斯接棒後,卻依然被籠罩在前任的身影下。雅尼迪斯雖然退居二線,但還像一個「太上皇」繼續在公司走動,並保有自己的辦公室。公司主管有事還是會去找雅尼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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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這並不是最好的繼承方式”,坐在貼有1960年代手繪廣告的彩色壁紙、擺設十餘幅裝禎黑白老照片的會議室里,卡納實驗室現任董事長與CEO科斯塔斯回憶自己家族傳承規劃的教訓。

「那幾年表哥很辛苦。我父親是個大人物,存在感很強。私底下,公司的員工們依然視父親為身居幕後真正的話事人。」

直到宣布退休十年後,雅尼迪斯才真正淡出公司運營。這也種下日後科斯塔斯一代警覺家族企業治理隱憂、而後共同起草家族企業憲法的重要因素。

「家族企業憲法」

長期研究希臘家族企業的阿爾巴商學院講師艾立克西斯‧科姆色利斯(Alexis Komselis)告訴世界說,關係與交易不正規是全世界的家族企業共通的問題。當公司要加速創新、與其他國家的家族企業合作,或者想要與更大企業合作時,就需要更好的治理機制。用白紙黑字寫下這些”不言而喻”的規則,且確保每人都同意它們,有助於減少誤解與衝突。

卡納洛格祿家族就是採取了這個方式。

現年45歲的科斯塔斯・卡納洛格祿是已故創辦人的孫子,公司歷來的第四任CEO,也是當前公司的最大股東,持股36%。科斯塔斯亦是總部位於瑞士的非營利跨國聯盟”家族企業網絡”(Family Business Network)希臘分會的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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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葯業家族企業”卡納實驗室”現任董事長暨首席執行官

科斯塔斯很早就意識到,良好的家族企業治理不能只仰賴家族成員間的個人意願。

早在2002年,時任首席執行官的尼雅達斯就開始鼓勵科斯塔斯以及其他同輩家人到國外參加家族企業治理與傳承的研討會與培訓班。

在哈佛大學的短期課程就讀期間,科斯塔斯與表哥、表姐、胞姐獲得了與其他家族企業傳人交流的機會。四人也認識到,不論企業與家族大小,全世界的家族企業都在面臨親情與企業治理交錯的局面。

「為了維持家族的團結,應該要制訂一份”家族企業憲法」,「不要讓』誰在或不在這家公司工作』成為一件傷感情的事情,並且要明確入職公司的標準」,科斯塔斯說。

「當時並沒有明顯的衝突,但可以感覺到有一些事情正在發酵,你知道——我的母親說了關於我的姑姑的事,我的父親說了一些關於姑姑丈夫的事情,諸如此類。」坐下來談家族企業憲法前,科斯塔斯一代的四個家人先把這些事情都攤開來談,化解了一些緊張關係。

對於卡納洛格祿家族而言,家族企業憲法的主要目的是明確家族成員的家人、股東、管理層三種角色的權利義務。「它不是一份法律文件,而是股東之間的協議——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變成一份法律文件——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協議,股東和家族之間的』君子協議』”,科斯塔斯如此解釋卡納洛格祿家族企業憲法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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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實驗室現任首席執行官繪圖解釋家族企業治理經驗/余佩樺

科斯塔斯與表哥、表姐、胞姐四人在2007年開始商談家族企業憲法,每個月開一次會,會後四人各自把議題拿回家裡討論,隔月再回來開會。有些憲法內容是科斯塔斯的父親和姑姑早年口頭上的約定,或過去家族成員之間默契,有些內容則在為時一年多的討論期中確定。他們也在希臘聘僱了一名家族企業顧問,來輔助這個過程,因為顧問了解其他家族制訂憲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可以提供輔助。

卡納洛格祿家族企業憲法其中一個核心思想是:家族成員與股東到公司上班,既非權利也非義務。那麼,在制度設計上,要如何確保人員任用不因人設事,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

科斯塔斯設計了把公司」內部壓力「轉移到外部的制度。根據家族憲法,首先,公司必須正好有公開招募中的職缺;之後,應聘的家族成員還需經過畢馬威、獵頭公司這類的外部公司審核,確保聘僱此人符合公司利益,才能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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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實驗室會議室,壁紙是1960年代公司產品的手繪廣告/余佩樺

科斯塔斯說:「我們認為,公司內部的人力資源部門不應該有壓力去選擇某人的兒子或女兒。我們希望公司的管理層能夠完全公平地選擇最適合這項工作的人選。所以通過加入一個外部過濾機制,把壓力從公司內部轉移出去。」

不過,卡納實驗室迄今還沒用過這條規定。當前,科斯塔斯是唯一在家族企業里工作的家族成員,表兄、表姐的兒女在其他公司上班,而科斯塔斯自己的兩個女兒都還小。

非血親爭議

在討論家族憲法的過程中,另一個主要爭議點在於,能否讓不具有家族血統的親屬(如配偶)加入公司運營?禁止非血親親屬參與公司運營,是科斯塔斯父親與姑姑行之有年的默契。

但表姐一方希望保留讓配偶與姻親參與家族企業的機會,因為她的丈夫是名優秀的經濟學家。雖然他現在有自己的工作,但如果未來能為家族企業所用,他將是很寶貴的人才。

“從統計來看,將配偶與姻親納入家族企業,更容易發生問題,產生緊張氣氛。在公司規模擴張的時候,這將成為值得注意的風險”,科斯塔斯說。四人最後匿名投票,以三比一票數,決議排除非血親家人參與家族企業運營。”這沒有正確的答案,這是每個家庭都需要做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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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實驗室現任首席官對世界說講解公司老照片

除了家庭的言傳身教,在科斯塔斯看來,家族憲法也是傳遞願景與使命感的方式,且內容可以與時俱進。在討論家族憲法前,科斯塔斯與同輩家人們曾經一起坐下來,回想祖父的願景是什麼,祖父與父親看重什麼事情。每年,卡納洛格祿家族有至少一天”家族企業日”,20到30個家族成員聚集起來,用半天來了解該年公司的表現與未來的方向,討論家族憲法里需要改變的地方,另外半天休憩同樂。

隨着婚姻變得不再那麼必要,越來越多人選擇維持長期的伴侶關係,卡納洛格祿家族憲法里就有着這麼一條規定:與家族成員交往達一定年數的男女朋友,也可以參加家族企業日。

出於對於改善家族企業治理的熱情,科斯塔斯在2018年11月共同發起國際非營利組織「家族企業網絡」的希臘分會。希望讓企業背後的家族成員們,有一個能分享經營與傳承家業經驗的平台。

回顧自己的成長曆程,科斯塔斯想給企業家孩子的忠告是:到別人手下工作。1997年9月,科斯塔斯・卡納洛格祿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取得生物學學士學位,順着父親的心愿,回到家族企業任職。但現在回想起來,他一點也不喜歡這段經驗,”太可怕了,我總是被區別對待——不是作為我,而是作為我父親的兒子、老闆的兒子——我不被允許做我自己”。

隔年,科斯塔斯前往卡納實驗室的長期夥伴、跨國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西班牙馬德里產品部門任職,歷任產品襄理、市場分析師、市場預測經理、歐洲供應鏈經理,為時近八年。回到卡納實驗室時,他已經有外頭的經歷,對自己的能力有了信心,主管聽從他的意見,不是因為他是股東,而是因為經歷與專業。

“我相信,企業家的孩子到別人手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必須感受為別人工作的感覺,這會讓他們變得更強大,對自己更有信心,同時也會為家族企業帶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