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童癖患者也許不能扼殺自己腦子裡的性幻想,但經過積極的預防治療,他們也許可以控制自己,不把幻想變成行動

最近國內媒體對戀童癖的探討,讓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德國《時代周報》上讀到的一篇文章《我迷戀6歲的孩子》。我那時對“戀童癖”了解甚少,一直本能地以為,戀童癖就是躲在社會陰暗處的變態狂,是時刻窺視並會利用一切機會去傷害小孩的極少數的一部分人。但《時代周報》的那篇文章刷新了我的認知,因此記憶格外深刻。我第一次知道,1)戀童癖患者數量真不小,2)戀童癖治不好,3)但通過治療,也許可以防止戀童癖成為罪犯。

現在回頭把那篇文章找出來,發現那已經是2008年的文章了。通過搜索我發現,在那篇文章之後,《時代周報》還進行了一系列後續報道。到底是一件什麼事情讓《時代周報》在十多年的時間裡持續報道呢?

讓戀童癖者不要成為罪犯

克勞斯·拜耳(Klaus Beier)教授是著名的柏林夏里特醫學院(Charité)性科學與性醫學研究院的院長。2017年10月,因在預防戀童癖犯罪、防止兒童遭受性侵害方面的傑出貢獻,被授予聯邦十字勳章。拜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十幾年了:2005年,在他的倡議和主持下,一個全德國範圍內獨一無二的項目“預防黑暗地帶的兒童性侵”在柏林開展起來。項目的口號是“不要成為罪犯”。這裡所說的“罪犯”就是戀童癖患者。

戀童癖犯罪可以預防嗎?

拜耳教授主編的著作《戀童癖,戀少年癖和兒童性侵:柏林的“反社會性行為”治療》,剛剛在去年出版。 (資料圖/圖)

2018年7月,由拜耳教授主編的、介紹和總結這一項目的著作《戀童癖,戀少年癖和兒童性侵:柏林的“反社會性行為”治療》,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以柏林的治療項目為例,從理論和實踐上介紹了治療戀童癖和戀少年癖的可能性。書里囊括的治療對象既包括成年人,也包括青少年。對這兩個人群,書中分別錄有詳細的治療模塊和練習作業。

拜耳教授最初的設想是,鼓勵戀童癖主動承認自己的性嗜好,接受專業人士的幫助,從而預防他們成為兒童性侵罪犯。項目有保密協議,但報名人不能正有官司在身。

一開始,項目組織者本來以為應該沒什麼人會來報名,結果卻有500多人打來電話諮詢,其中包括兩名女性,還有一些電話來自鄰國奧地利和瑞士。最後有300多人親自來到研究院填寫了關於性經歷和性行為的調查表格,項目組最終建議150人前來接受治療。

根據《時代周報》的報道,德國每年登記在案的兒童性侵案約有1萬5千起,此外還有大概6萬起案件處於黑暗地帶,也就是並沒有被揭發出來。當然,性侵兒童的罪犯並非都是戀童癖。根據有記錄的案件估算,大概40%到50%的兒童性侵案是由戀童癖者犯下的。拜耳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推算,在18到70歲的所有男性中,大概1%的人有戀童傾向。戀童癖形成的原因在科學上還是個未解之謎,“誰能把這個問題解答了,可以提名諾貝爾獎”,拜耳教授在《時代周報》的採訪中說。

在《時代周報》的報道里,向夏里特醫學院求助的人,年齡在17到67歲之間,來自各個社會和教育階層,其中40%的人有文理中學畢業證(有資格上大學),60%的人是主體中學(職業預備學校性質,畢業後經過職業培訓就工作了)和實科中學(有資格上應用技術類的大學)畢業。58%的人對男童有性衝動和幻想,42%的人針對的是女童。

矯正戀童癖者在認知層面的扭曲觀念

在參加治療之初,很多人會感到比較失望。他們本以為,一經治療,自己馬上就可以變成普通人。然而,戀童癖無法根除,項目組所要做的是矯正戀童癖在認知層面的扭曲觀念,這是治療的重點。

項目協調人雅尼娜·諾伊澤(Janina Neutze)為《時代周報》的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一個小女孩坐在在公園長椅上,把手伸到裙子里撓癢,一般人看到這種舉動,會單純地認為小女孩在撓癢。可是戀童癖者會認為,小女孩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或者小女孩想自慰。

破除這樣的自我欺騙,對參加治療的人來說是一個挑戰,幾乎一半的人從治療中退出。項目組最終的目的是讓參與治療的人在頭腦中形成一個有效的自我警告系統,在和兒童單獨相處時意識到自己可能會給孩子帶來危險並及時離開。一個完成治療的學員就將這個自我警告系統成功應用在生活中:有一次,他在路上扶起一個跌倒的小女孩。小女孩對他表示了感謝,並想和他一起走一段路。這時,他頭腦中亮起了警告性的黃燈,然後馬上和小女孩告別。“她當然感到很失望,但是,如果不離開的話,就太危險了”,這位學員說。

在一些情況下,參加治療的人也會得到一些藥物輔助治療,也就是我們俗話中所說的“化學閹割”。這些藥物可以減少性慾,降低脈搏強度,讓人更容易控制自己的行為。

治療效果

從對已完成治療的人的觀察來看,他們在認知層面的扭曲得到明顯矯正,對潛在受害人的同理心也明顯增強,拜耳教授在2009年的項目總結中這樣寫道。另外,在每5年進行的後續調查中,完成治療的人中沒有任何人性侵過兒童或者青少年,項目組在2016年10月的總結中寫道。

戀童癖犯罪可以預防嗎?

項目宣傳片里戴了面具出現的“接受治療者”(有可能是演員)。 (資料圖/圖)

在更改了姓名、年齡和職業後,一些參與治療者的個人體驗也公布在網上:

“我的性嗜好還和原來一樣,但是它變得不再可怕,並且變得沒什麼意義。因為我很明白自己的責任所在,所以我在和青少年相處時很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當我感覺我要失去控制時,我知道可以在哪裡得到幫助。我最新的認知讓我對青少年的性渴望變得很弱,所以這種失去控制的情形到現在還沒有發生。”

“對我來說,治療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將性幻想和性行為的責任分開對待。我不能阻止兒童對我的性吸引力,但是我可以做到絕對不與兒童發生性接觸。”

項目組還鼓勵接受治療的人向家人和親近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慾求,以加強社會監督。這對他們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一名戀童癖者寫到:

“一年前我告訴了我父母。在我的女朋友知道後,我覺得,我也應該告訴我的父母。最開始,他們對此感到非常震驚,特別是我的母親,我父親還好一些。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我們的關係變得有些奇怪。他們以為,我每見到親戚或熟人家的孩子,都會剋制不住自己(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所以他們每次都讓我離得遠遠的。現在我們的關係又好了些。他們對我說,我還是他們的兒子。告訴我這一點,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爭議和反對

即使是在倡導包容的德國,夏里特醫學院的這個項目也引來了爭議和反對。這個項目最初的三年由大眾汽車基金會贊助,從2008年開始,由聯邦司法與消費者保護部以國家資金支持。諾伯特·德內夫(Norbert Denef)是《我被性侵了》一書的作者,他曾是德國性犯罪受害者聯合會主席。他在網絡上給默克爾總理寫了一封公開信,批評該項目是“對受害者的嘲弄”,並且質問,國家竟然願意為罪犯花納稅人的錢,為什麼不把這些錢用於幫助受害者呢?項目成立之初,在研究院的門口還一度停着一輛公車,上面用大字寫着:支持對禍害孩子的人動用死刑。

與其他類型的性侵犯相比,人們對戀童癖可以說是“零容忍”。德國里根斯堡大學在2015年對854名路人做了調查,結果顯示,人們對戀童癖的容忍度比性虐狂還低,超過50%的人表示,可以接受性虐狂當鄰居或同事,而只有4.8%的人表示可以接受戀童癖當鄰居,11%的人可以接受他們做同事。更有48.6%的人表示戀童癖應該被關起來,26.7%的人認為,戀童癖最好去死。

由此可見,夏里特醫學院的預防項目要得到普通大眾的理解和支持並不容易。然而,這個項目之所以能夠開展下去並得到聯邦議院的支持,恰恰是因為它彌補了一個漏洞:從法律角度講,只有把犯罪付諸於行動的人才能被判刑,但並不是所有的戀童癖都把自己性慾求付諸行動。法律不能僅僅因為他們腦中的幻想而將他們判刑。所以,該項目支持的並不是罪犯,而是幫助戀童癖患者阻止自己把腦子裡的性幻想付諸行動,也就是預防他們成為罪犯。

不能光靠法律懲罰,還要預防

到今天,從柏林發起的這個項目已經在杜塞爾多夫、里根斯堡、漢堡、基爾等11個德國城市建立了分點。2011年,這些分點共同構築成預防網絡——“不要成為罪犯”,按統一的質量標準為戀童癖提供諮詢和治療。除了預防兒童性侵,項目也將下載和觀看兒童性侵照片納入了預防範圍。除此以外,夏里特醫學院在2014年還為12到18歲的、有戀童傾向的青少年設置了預防項目。從2018年1月開始,該治療成為公共醫療保險承保項目。根據項目組發布的數據,截止2018年12月底,共有10499人與項目組取得了聯繫。其中3672人在各分點進行了初步診斷和諮詢,最後有1783人被推薦接受治療。

戀童癖犯罪可以預防嗎?

夏里特醫學院 (資料圖/圖)

夏里特醫學院發起的這個項目可以說給了我們一個看問題的新角度。一般來說,我們希望嚴懲兒童性侵犯,但只靠事後懲罰遠遠不夠。《時代周報》2018年的一篇報道寫道,下載和觀看兒童性侵照片在德國會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即使如此,在接受採訪的510名戀童癖者中,仍有四分之三的人曾經看過或佔有這樣的照片,其中一部分人還是經常觀看。另外,一旦犯案,戀童癖者再次作案的可能性很高,再犯率最高可達80%。也就是說,光靠懲罰效果有限。因此,在戀童癖患者還沒有把性幻想付諸行動之前進行積極的預防和治療變得格外重要。他們也許不能扼殺自己腦子裡的性幻想,但也許可以控制自己,不把幻想變成行動。